他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与革命群众一道，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派’以及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展开了坚决的斗争。因此，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一切阶级敌人把解福喜看成是眼中钉，肉中刺。
“解福喜为保卫革命路线，保卫我们上海无产阶级新生政权——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献出了生命。解福喜不会白死，也不能白死。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誓以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
“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犯罪。……”磨刀之声霍霍，王洪文已在准备对“联司”下毒手了。
这时，全中国也处于滚滚热浪之中，武斗之声四处可闻。惊动全国的武汉“七·二○”事件在这时候爆发了。
七月二十日这天，上千辆卡车在武汉街头游行，当地拥有百万之众的群众组织“百万雄师”高呼“打倒王力”的口号，声震武汉三镇。这是因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以及公安部长谢富治前往武汉处理问题，支一派，压一派。被压的“百万雄师”奋起反抗，举行大游行，还扣压了王力。
七月二十二日下午，谢富治和王力飞回北京。江青组织数万人在西郊机场欢迎两位归来的“英雄”。当晚，林彪听取了“中央文革”的汇报之后，把武汉“七·二○”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百万雄师”成了“反革命组织”，遭到了残酷迫害。“百万雄师”被称之为“百匪”，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被说成是“百匪”的“后台”。
上海的人民广场，处于高温之中。七月二十一日刚刚开过数十万人追悼解福喜的大会，才隔了一天，又是几十万人聚集那里，又是王洪文主持大会。这一回，开的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誓死保卫中央文革大会”。
真是够热闹的，大会既发出《给谢富治、王力同志的慰问电》，又发出《给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的声援信》。王洪文其实是在借武汉问题造声势。在他看来，武汉干掉了“百万雄师”，那么上海干掉“联司”、“支联总站”的日子也不会太远了。
那封《声援信》，骂的是“百万雄师”，字字句句却针对着“联司”、“支联总站”：“龟蛇两山在震荡，万里长江在咆哮，武汉三镇在沸腾！无产阶级革命派难道能容忍阶级敌人和它们的爪牙如此横行不法吗？不！不能！一千个不能！一万个不能！！万万个不能！千百万人发出了同一个愤怒的吼声：打倒陈再道，砸烂‘百万雄师’！
坚决镇压反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币荒徊揖缭谖浜悍⑸耍阂颉捌摺ざ稹笔录浜罕淮蛏舜虿械拇锪蛄Ф嗳耍淮蛩赖拇锪俣嗳耍？
“压勿煞战斗队”
“联司”的处境，已经越来越危险。
“联司”依然在反抗着。
“联司”在七月二十一日广为印发《备忘录》，向王洪文抗争，向王洪文声辩。
《备忘录》全文如下：
备忘录
现在上柴黑党委内一小撮走资派和背后支持他们的人，日益加剧对我“联司”进行迫害，现在他们更是抓住解福喜的死来达到其目的。为此，我们提请市革会政法指挥部、工总司的一些负责人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一）上柴厂群众之间的对立、斗争和武斗现象不断发生，是上柴黑党委内一小撮走资派和背后支持他们的人一手策划和由上柴“东战部”挑起的，是有计划、在步骤的对“联司”的政治迫害，我“联司”战士五月份以来，尤其在“六·二九”、“七·一八”大惨案中严重流血，这笔帐我们一定要算的，我们坚决要求惩办打人凶手，揪出其幕后策划者。
（二）对解福喜死的问题。根据我们所了解的情况以及入院病历，确实证明解福喜的死因，根本不是什么“被打死”的，而主要是急病或中暑。
经我“联司”代表赴法医所观验，发现解福喜的尸体已遭破坏，已不足为证。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为此，我们要求由全市革命造反派组成调查团，就这事进行调查，并要求中央迅速派人，一起对解的尸体进行解剖分析，在此之前尸体不得毁证灭迹，否则，那就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阴谋。
（三）由某些人组织的江湾体育馆会议（七·二。）、“七·二一”人民广场会议是挑动群众斗群众，陷害“联司”，扩大事态的极不光彩的活动。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由会议策划者负完全责任。
（四）近日《解放日报》散发了大量的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传单，我们保留在必要时对“传单”泡制者及其幕后策划者采取必要革命行动的权利！
此致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上海柴油机厂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一日
“联司”在上海并不孤立。虽然王洪文召开了一次次声讨“联司”的大会，动辄几十万人，可是“工总司”的老对手们几乎都站到“联司”的大旗之下。就连“工总司”的反对派们的子女，居然也组织起一个个“小支联站”！
“小支联站”的成员们，据说有五百多人。他们的任务是五花八门的。据一位十七岁的“小支联站”成员说，任务如下：一、贴标语，发传单；二、看见“东方红”或“公革会”（即？‘公安局革命造反委员会“）的汽车停在那里，就把轮胎的气放掉；三、扰乱批判”联司“的大会会场，起哄或撤传单；四、救护”联司“伤员，送进医院；五、看管好”联司“的汽车。
“支联站”们也不时召开万人大会，高呼“联司必胜”的口号。一支名为“压勿煞战斗队”活跃于上海滩，成为“支联站”中的生力军。
王洪文派人前去暗中查访，吃了一惊：原来，这支“压勿煞战斗队”的队长非别人，乃是他的宿敌、“一兵团”的“司令”戴祖祥之弟戴祖大！
怪不得“支联站”层出不穷，原来都是这些几经较量而“压勿煞”（上海土语，“压不倒”之意）的人物。
戴祖大也给王洪文抓起来了，被迫写了“自白”。这份“自白”被“工总司”印成传单，曾广为流传，题为《我为什么要“支联”，反工总司？——原北上返沪第一兵团戴祖大的自白》。这份《自白》是戴祖大在王洪文的高压之下违心而写，言不由衷，不过，多少还是反映了“支联站”的组成人员们的一种特殊心态和“压勿煞”的原因，值得一读：“我是原北上返沪第一兵团的工作人员，我哥哥名叫戴祖祥，是原北上返沪第一兵团的坏头头。
“今年二月份，戴祖祥大搞分裂工人运动，要争名争地位，保住自己的那个山头，实现他的野心。就在二月中和其他组织一道搞了个分裂主义的‘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大反工总司，走上了反上海人民公社的反革命道路。
“在这种情况下，上海的革命群众都一致起来反对，并要求把这些坏头头揪出来。
在三月中的一个晚上，戴祖祥被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关了起来，现在仍在押。对此，我对王洪文为首的工总司刻骨仇恨，并把我哥戴祖祥的拘留归罪于他们，因此，我就一直想乘机报复。就在这种思想根源上，我就和上柴‘联司’站在一起，开始了反工总司、市革委会领导的罪恶的阶级报复活动，于七月底正式组织了‘压勿煞战斗队’，并散发了好几种伙同‘联司’反王洪文等革命领导人的传单，也在大世界对面贴了《评‘解福喜事件’》的巨幅大字报，向全市人民放了不少毒，给社会上带来了极大的毒害，是一株彻头彻尾的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
“所谓《评‘解福喜事件’》一文的要害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其目的是向无产阶级权力机构的负责人徐景贤、王洪文等进行猖狂的进攻，妄图实现阶级报复。……”“888”秘密会议一辆辆轿车驶过华山路，浓密的法国梧桐遮住了骄阳。当王洪文来到“888”，他的“小兄弟”陈阿大、戴立清、叶昌明、张宝林等已在那里吹牛了。
“888”·——上海警备区支左办公室的代号。“工总司”总部的秘密会议，正在这里举行。
时间：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九日。
王洪文一进来，压低了声音，兴奋地对“小兄弟”们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春桥同志说，是时候了！”
用不着任何解释，“小兄弟”们都明白张春桥所说的“是时候了”是什么意思。
“春桥同志从北京打电话来？”有人问道。
“春桥同志二十日回到上海。”王洪文把声音压得更低，“春桥同志说，‘联司’和‘支联站’是群众组织，由‘工总司’出面解决比较合适。所以，这段时间他虽然在上海，就不公开露面了。他在上海的消息，要保密，不要往外说出去。据春桥同志告诉我，他这次来上海，另有重要任务。……”“小兄弟”们兴奋起来，因为张春桥所说的“是时候了”，无疑如同给他们吃了定心丸。
在王洪文的主持下，“888”行动计划拟定出来了。
“888”计划，共五项内容：
（一）设立临时指挥部。
（二）这次行动的代号为“888”。
（三）现场指挥为王洪文、戴立清、张宝林、王腓利等人。
（四）队伍调动基本上按“工总司”的各组分口。
（五）确定攻击对象，主要是“联司”和“支联站”。
关于临时指挥部，又具体分为三线。这样，在与“联司”、“支联站”的作战中，垮了一线，还有一线：第一线——指挥部设在华东物资局“工总司”联络站，由戴立清负责；第二线——指挥部设在“888”，由王秀珍、陈阿大、叶昌明等负责；第三线——指挥部设在上海警备区，由金祖敏等负责。
“什么时候动手？”“小兄弟”们急不可耐地问“王司令”。
“”还要稍等几天，但是，不会超过八月五日。“王洪文抽着烟，象一位指挥若定的”司令“一般说道，”我们的人，打进了‘联司’和‘支联站’。据他们传出可靠的消息，‘联司’和‘支联站’在八月五日要在人民广场召开全市大会，纪念毛主席《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一周年。我们必须在八月五日前消灭‘联司’和‘支联站’，就象武汉的‘工人总部’消灭‘百万雄师’一样！“
“先打‘联司’，还是先打‘支联站’？”又有人问“王司令”。
“‘联司’好打，‘支联站’难打。最好先干掉‘支联站’。”王洪文答道，“从‘解福喜事件’之后。‘东方红’已经退出上柴厂，住在延安西路二百号文艺会堂和外滩的市革会大楼。上柴厂成了‘联司’的统一天下。这样，只要把上柴厂一包围，‘联司’就成了瓮中之鳖。麻烦的是‘支联站’，东一个、西一个。我想，最好等‘支联站’开会的时候，一举歼灭。我已经关照了混进‘支联站’的我们的人，一有开会的消息，马上报告我。所以，也请各位随时作好准备，随叫随到。最理想的方案是先干掉‘支联站’，再吃掉‘联司’。另外，考虑到‘工总司’的战斗力、机动性不够强，我已请‘上体司’的‘胡司令’协助，请他们作为‘工总司’的‘尖刀班’！”
“这个主意好！玖睢骱Γ 蓖鹾槲牡幕埃⒓词艿健靶⌒值堋泵堑囊恢略尥？
大抵因为《沙家浜》里有个胡传魁“胡司令”的缘故，所以胡永年也博得个“胡司令”的“头衔”——认真点讲，胡永年并非“上海体育界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上体司”）的“司令”，只是一名“常委”而已。
胡永年，算不上是个正儿八经的运动员。他喜欢踢足球。进入上海一家钢铁厂之后，成为上海工人足球队的队员。
此人在“文革”前因打群架之类流氓行为，受到过领导批评。“文革”一开始，他便扯起了“造反”的旗号：不久，他当上了“上体司”的“常委”。
“上体司”的造反队员们与众不同，个个身强力壮，有举重大力士，有武术高手。
哪里有武斗，这支队伍便在胡永年率领之下冲冲杀杀，出现在哪里。在“—·二八”炮打张春桥的时候，张春桥被“红革会”围困于锦江饭店。胡永年率“上体司”杀透重围，救出张春桥。张春桥马上夸奖胡永年“粗中有细，阶级斗争觉悟高”，“有办法”，于是胡永年声望陡增，成了“胡司令”。
“胡司令”抢了一批摩托车，使“上体司”成了一支“机械化部队”。虽说这支队伍不过千把人，可是个个身手不凡，一顶十，“战斗力”比“公革会”还强。
“王司令”预料到与“联司”。“支联站”之间会有一场恶战，于是上门向“胡司令”求助。
“好说，好说！”“胡司令”一口应承下来，“什么时候用得着兄弟，打一个电话过来，几分钟之内我们的摩托车就出动！我手下的‘搏斗兵团’，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一言为定！”“王司令”和“胡司令”紧紧握手。
果真，七月三十一日，王洪文给“胡司令”打来电话，说是有急事相告……大战的前奏上海西区，在离张春桥下榻的兴国路招待所几百公尺处，有一条幽雅、静谧的马路。
马路上不通公共汽车，但常可看见小轿车进进出出。这条柏油马路并不长，与兴国路垂直，形成一个“十”字。这便是泰安路，马路两侧大都是一幢幢两层的小洋房。居居之中，既有上海著名的作家、音乐家，也有上海高级干部。大学校长、教授，还有一批资本家。
泰安路一百二十弄三十一号，是一幢资本家的小洋房。自然，“文革”开始之后，主人被赶了出去，小洋房被造反兵团占据了。
七月三十一日薄暮，天刚刚有点暗下来，陆陆续续的有许多人步入小洋房。
上海各“支联站”的三十多个头头前来这里，召开秘密会议。
上海的空气中已充满火药味儿。“支联站”的头头们为了对付“工总司”，正在部署着反抗的计划。
会议尚未正式开始。三三两两，头头们在互相通报着各区的“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