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景贤成了“徐老三”。虽说他只比王洪文年长两岁，但官场经验比王洪文要丰富十倍。想当年，王洪文在安亭闹事的时候，徐景贤还是“老保”，还是一个替陈丕显、曹荻秋起草检讨书的角色。如今，徐景贤超过了王洪文。徐景贤成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中的“老三”。
不久，又有人要挤到王洪文的前面来，使王洪文的排名地位往后移了。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二日，上海隆重欢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主席谢胡所率领的党政代表团。虽然阿尔巴尼亚是个小国，但在当时是中国最亲密的伙伴。
张春桥、姚文元专程返沪主持欢迎仪式。
新华社上海分社发出的电讯中，以这样的次序提到出席欢迎仪式的上海党政军负责人的名字：“张春桥、姚文元、廖政国、饶守坤、周建平、王少庸、马天水。”
廖政国、饶守坤、周建平是驻沪三军负责人，出现在上海党政军负责人名单之中，理所当然。那王少庸、马天水是当年的“走资派”，眼下也成为上海的党政负责人了。
名单中没有提及王洪文。
两天之后，越南南方解放阵线代表团到达上海。新华社电讯中的上海党政军负责人名单，仍与两天前一样。
王少庸，原中共上海市委候补书记。马天水，原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他们获得“解放”之后，不再是“走资派”了，而是作为“革命的老干部”，成为“三结合”领导班子的“结合”对象。他们一经“结合”，便坐到王洪文的前面去了。
一时间，“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排名次序，成了这样：“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廖政国、王少庸、马天水、王洪文。”
王洪文成了“王小七”！
随着时间的推移，马天水不断“跃进”，越过了王少庸，越过了廖政国，后来以至越过了徐景贤。
马天水这人，论资历，比张春桥还深得多。他出生于河北唐县，早在三十年代初，便已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解放初，他是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的负责人。此后，他在中共上海市委内，一直分管上海工业生产工作。当他成为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时，张春桥还只是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一九六三年，马天水曾作为上海赴大庆学习代表团团长，到大庆参观访问，返沪后在上海工业系统全面执行“工业学大庆”的方针，推广大庆的“三老四严”作风（“三老”即“做老实人，办老实事，说老实话”：“四严”即“严肃、严密、严格、严谨”）……平心而论，马天水的前半生确实是不错的，是一个为革命建立过功勋的人。上海数千家工厂，他亲自到过的不下千家。他能随口报出上海各大厂的厂长名字、主要产品、生产特色。他不愧为上海的“工业通”。正因为这样，他在上海工业系统有着颇高的威信，人称“马老”。
“文革”开始之后，他理所当然地成为王洪文的“工总司”的炮轰目标。
王洪文在筹备成立“工总司”的时候，一天听说马天水来到上海交通大学，便赶往那里，要求马天水予以承认这个组织。马天水打着官腔道：“这个么，还要研究、研究……”差一点使这匹“老马”遭到灭顶之灾的，是他在北京“乱放炮”。
那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下旬，马天水前往北京出席工交系统文化大革命座谈会。马天水是怀着一肚子的怨气去的，他以为红卫兵的大串连以及上海“工总司”的造反，严重干扰以至破坏了上海的工业生产。
马天水到了北京以后，打长途电话给上海市委办公厅，要求他们收集“工总司”的材料，马上告诉他。上海市委办公厅杨慧洁根据马天水的意见，派人下去调查，规定只查十一月九日上海“工总司”成立之后，上海工业生产遭到破坏的情况。
不久，马天水又来电话，要求收集“造反派用处理敌我矛盾的办法来对待人民内部矛盾的材料”。于是，上海市委办公厅上报了一批上海“工总司”绑人、打人、私设公堂的材料。
有了这批材料，马天水便在北京放炮了，指责上海“工总司”破坏上海工业生产，狠狠批评了“文革”。
马天水的话，传进了“副统帅”林彪耳中。林彪大骂马天水老糊涂，斥责他“反对文化大革命”。
“副统帅”的震怒，使马天水吓破了胆，丢魂落魄。虽然他过去在上海跟张春桥并无太深的交往，此时此刻，张春桥在北京荣任“中央文革”副组长，他不能不求援于此人。
张春桥正在为轰不开上海市委而发愁，如今马天水主动前来求救，乐得拉他一把。
于是，便向这位“老糊涂”作了“路线交底”：“文化大革命的实质就是一句话——改朝换代。你想不犯错误，关键在于紧跟无产阶级司令部。从毛主席算起，到姚文元为止，无产阶级司令部总共八个人！”
张春桥一席话，使马天水悟明真谛。
果真，在“一月革命”时，上海造反派集中火力炮轰陈丕显、曹荻秋。马天水虽然也受到“火烧”，毕竟没有吃大苦头。就连他和陈丕显、曹荻秋一起落到耿金章手中时，他也还提出，不愿与陈、曹一起关押！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张春桥为马天水开脱，说道：“马天水在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方面，没有发明创造。人家说什么，他说什么。”
翌日，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大会上，张春桥当着上百万上海市民的面，在说到“三结合”时，着重提到了马天水：“上海起来造反的干部中间，还是一般干部比较多。市委书记一个造反的也没有，副市长一个造反的也没有。这首先应该是由陈丕显、曹荻秋负责，他们对干部是欠了债的。据我所知，中央的很多指示在上海没有很好地向干部传达。不但在座的很多同志，很多一般群众、一般干部没有传达，包括有一些跟随他的干部，甚至市委里的人也没有传达，连市委书记处都没有传达，连马天水都不知道。马天水所以跑到工交会议上去放炮，那当然是非常严重的错误。但是，后来我在北京开完会时，他就告诉我说：‘我不知道主席的意见。’所以他敢于跑到中央工作会议上继续攻击我。他确实不知道主席的意见，不然，我想这个人他也没有这么大的胆子。而且，陈丕显、曹荻秋那些人鼓动他，说你到北京好好地讲，什么话都讲。……我们刚刚念语录，不是说按主席指示，看干部不但要看一时一事，而且看全部历史。那么我们应该看一下这些干部十七年来的表现，可以加以对照。很多干部在柯庆施同志在世的时候，他们是执行了主席的路线，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间，他们的表现也不完全是相同的。不是铁板一块，不是一个样。我们应该采取分析的态度。……”张春桥的这番话，已经非常明确地暗示，马天水跟陈丕显、曹荻秋不是“铁板一块”，他可以“解放”。
马天水，这个身材魁梧的北方汉子，可惜脊梁骨太软了。他听到张春桥的这番话，刻骨铭心，竟从此跟定了张春桥。
果真，一九六七年四月，马天水得到了“解放”，立即被“结合”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中去。
从此，马天水成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那“老、中、青”三结合中的“老”。
毕竟“老马识途”，由马天水来领导上海工业生产，远远胜过“造反司令”王洪文。
马天水手中的权，日益扩大了。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二日，上海爆发了第二次炮打张春桥高潮。马天水作了“精彩表演”。他以“老干部”的身份，在这个节骨眼上，为张春桥打保票。他说：“我与春桥同志共事多年。我对他的历史很清楚，他没有什么问题。我敢担保。”他还拍着胸脯道：“有人说我马天水死保张春桥，说得对。我就是要死保春桥同志。我就是死了，也要站在春桥同志一边。”
经历这番政治危机，张春桥越发欣赏马天水的“忠诚”，夸奖他是一匹“好马”。
于是，张春桥越发倚重马天水了。
“市革会”成了“三驾马车”
马天水的“复出”，使“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了三股势力组成的“三驾马车”：第一股势力，是以王洪文为首的工人造反派，以“工总司”的那班“小兄弟”为核心人物。
不过，王洪文的这班“小兄弟”，论文化没有几个上过初中，论经历没有几个当过干部，绝大部分不是中共党员。“小兄弟”们自诩“流氓无产者”，搞“打、砸、抢”算是“英雄”。
在安亭事件中，并未扛过大梁的王秀珍，此时地位迅速上升。因为她是党员、大专生、干部，而且又是女性，更何况当过省人民代表、劳动模范，被张春桥点名，从上海国棉三十厂调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担任“副主任”。这样，王秀珍成了地位仅次于王洪文的上海工人造反派领袖人物。
好在王秀珍从一开始造反，便在王洪文的提携之下。她没有象耿金章那样闹独立性，而是与王洪文亲密合作。
第二股势力，是以徐景贤为首的“秀才帮”。
“秀才帮”个个能说会道，妙手著文章，把握着上海的舆论大权。何况张春桥、姚文元也是“秀才”，与他们有着更多的共同语言。
不过，“秀才帮”内部，也象工人造反派那样，有过几次纷争。徐景贤的对手，起初是郭仁杰——当年上海市委写作组党支部副书记。借助于镇压“红革会”的“—·二八”炮打张春桥事件，徐景贤把郭仁杰赶下了台。不久，《文汇报》造反派负责人朱锡琪与徐景贤对垒，但朱锡琪因“四·一二”炮打张春桥而下台，使徐景贤扫除了对手。
这样，徐景贤成了“秀才帮”当之无愧的领袖人物。
第三股势力，便是以马天水为首的复出的“老干部派”。
这批“老干部”，都是原上海市委、市人委的干部，被张、姚看中的，给予“解放”，“结合”到领导班子中去。起初，王少庸掌管组织大权，地位在马天水之上。不久，马天水上升，超过了王少庸。
这“三驾马车”之中，工人造反派们常常与“秀才帮”闹矛盾。
在那些工人造反派看来，“秀才”们是一群“臭知识分子”；在“秀才”们看来，工人造反派不过是流氓！
两派不断地发生磨擦，争斗。于是，“老干部派”出来打圆常马天水对双方部不敢得罪，在“三结合”中扮演着和事佬的角色。
自然，不论哪一派，都俯首贴耳于张春桥和姚文元，尤其是张春桥。
王洪文曾感激涕零地说：“我们这些人是张春桥、姚文元手把手地教着成长起来的。”“我们新干部的命运是和中央三位首长（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引者注）联系在一起的。”
张春桥也洋洋得意地说：“王洪文他们，都把我当老头子看，只要我说一句，他们就算数。”
正因为王洪文把张春桥当成了“老头子”，所以在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二日上海第二次炮打张春桥的时候，王洪文在他的“小兄弟”面前“回忆对比”：“如果没有春桥同志的可贵支持，我们在安亭，就会被陈丕显、曹荻秋逮捕，就会成为现行反革命，连脑袋都保不祝第一个站出来支持‘工总司’的，是春桥同志。第一个在安亭支持我们，答应五项要求的，是春桥同志。一点也不错，春桥同志是我们的后台——无产阶级的后台！
“没有春桥同志，就没有我们的今天。
“我的态度是非常明朗的，那就是一句话——死保春桥同志！”
“老头子”当然十分夸奖王洪文，说他“立场坚定”，说他“经得起大风大浪的考验”。
王洪文手下的“小兄弟”们，则发出了这样的“誓言”：“王洪文靠牢张春桥，阿拉靠牢王洪文！”
“紧跟王洪文，死保张春桥！”
有时候，“小兄弟”们私下里说的话，虽然粗野，意思更加明白：“张春桥不能倒。他一倒，我们就要树倒猢狲散！”
“对张春桥就是要死保，保到底。他妈的，张春桥一完蛋，我们不都成了反革命啦？”
这样，由三股势力组成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三驾马车”，张春桥成了驭手！
进人“九大”代表内定名单
“文化大革命”搞乱了全国，也搞乱了全党。
中国共产党处于建党以来最不正常的时期：党员停止了组织生活；党的基层组织瘫痪；党的盛市级组织瘫痪；中共中央书记处瘫痪；全党停止了发展新党员工作。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一九五六年九月召开的。十几个年头过去了，居然还没有开过一次党的新的全国代表大会。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是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召开的，而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却直至一九六八年十月才迟迟召开——两届中央委员全会相隔了两年零两个月！
毛泽东也已经意识到党的生活的极度不正常。一九六八年伊始，《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两报一刊”元旦社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发布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
毛泽东的这一段话，意味着“文革”的第三个年头，要进入整党阶段，也意味着中共“九大”，已进入酝酿阶段。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五日，新华社转发姚文元在《红旗》杂志第二期上发表的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使王洪文和“小兄弟”们欢欣鼓舞。王洪文忙于派出一支又一支“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即“工宣队”），去“占领上层建筑”，去“领导一切”。
不久，一九六八年第四期《红旗》杂志发表社论《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又公布了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