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二日，“小兄弟”陈阿大来到北京，王洪文马上“接见”。陈阿大一回到上海，便传达了北京最新消息：“中央两条路线斗争非常激烈。这是党内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
江青同志、春桥同志、文元同志、洪文同志是正确路线的代表。只有紧跟他们，才可能在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不犯错误！“
九月八日，江青来到北京新华印刷厂，请工人们吃文冠果。这种壁厚的果子并不可口，江青却大讲其中的典故：“你们知道吗？文冠果的另一个名字叫文官果，象征着‘文官夺权’！”
江青的话，透露了四个“文官”——王、张、江、姚的心声。
就在江青到处分赠“文官果”的时候，毛泽东的生命列车驶入了终点站。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凌晨零时十分，毛泽东与世长辞。这位曾经参与缔造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领导中国人民打败蒋介石、建立新中国，又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的中国当代政治伟人，终于松开了手，撒下了已经握了二十七年之久的中国最高权杖。
毛泽东是一个错综复杂的人物。他的睿智和卓识，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幸福和光明。
他的历史功勋，永垂青史。然而，他又犯了一系列“左”的错误，从批胡风、反右派，到批判彭德怀、开展“四清”，直至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由于他晚年的严重错误，“文革”把中国人民推入了灾难的深渊。然而，即便在这场深重的政治灾难中，他却又有着粉碎林彪集团、重新起用邓小平、揭露和批评了“四人帮”、保护了一批老干部这样重大的历史功绩。毛泽东的宿敌把他骂得一钱不值，而毛泽东的虔诚的拥护者如华国锋则要不折不扣地执行他的一切遗教，却不分其中的正确与错误。其实毛泽东是人，不是神。毛泽东是人中之杰，他的英名当之无愧地列入世界伟人长廊。不仅在他执政时他给了中国以不可估量的影响，在他离世后十年、百年，他的思想仍将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他却又不是一个至善至美的伟人。哪怕是过了一百年、一千年，与他的名字紧密相连的十年浩劫，仍将永远受到历史的谴责。
毛泽东刚刚离开这个世界，王洪文的手就伸向了毛泽东放下的中国最高权杖……毛泽东去世后的激烈争斗毛泽东去世之后，中国各地处于高度戒备状态。
西安。中共陕西省委。省委书记李瑞山接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办”）的长途电话，当即亲自作了记录。
1976。9。12日上午十点多。
中办：米思（士）奇电话：
中央领导同志指示：
主席丧期发生重大问题及时报告。有重要问题不好解决及时请示。
找米士奇同志联系。
不光是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李瑞山接到了这样的电话，在九月十一日晚、十二日上午，全国各盛市、自治区负责人都接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米土奇电话。
米土奇何许人？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接到电话，觉得蹊跷。用当时的话来说，湖南是“毛泽东生活过的地方，华国锋工作过的地方”，毕竟与众不同。张平化当即给华国锋挂了电话。
“什么？重大问题要找米士奇联系？我不知道呀！”华国锋感到吃惊。他告诉张平化，“米士奇是王洪文那里的工作人员！”
不言而喻，王洪文要米士奇向全国各地打那样的电话，显然是为了抢班夺权。
身为第一副主席的华国锋不知此事。他问另一位副主席叶剑英，叶剑英也不知此事。
于是，华国锋马上要秘书以中央名义向全国各盛市、自治区打电话，发出通知，发生重大的问题，应向华国锋请示。
王洪文不得不缩回已经伸出来的手。
笔者在一九九○年七月十五日访问了米士奇。他原是北京二中一九六一年高中毕业生，优秀团员，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进入中南海。一九七四年二月一日，他被临时抽调到王洪文办公室工作。
据米士奇回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九月十日晚七点多，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告诉我，王洪文让廖带我到中南海值班。
廖祖康告诉我，王洪文说，中办秘书处就不来人了，就你一个人值班。廖还说，王洪文说了，有两个事，一是在毛主席吊唁期间各省市发生的重大问题，要及时报告；二是在此期间有些解决不了，需要请示的问题，要及时请示，就说是中央领导同志说的，让你给各盛市、自治区打个电话。另外，各盛市有事打电话就找你。我说：电话以咱们办公室的名义打吧。廖说：不、不、不，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打。十一日晚和十二日上午，我即用紫光阁休息室的一部红机按王洪文的指示，向全国各盛市、自治区打了二十七个电话。“
原来，米士奇电话里所说的“中央领导同志指示”，就是王洪文指示！
也就在这个时候，“四人帮”的亲信发动了写“效忠信”的运动，各种各样的“效忠信”飞向中共中央，提出各式各样的“建议”，说出了“四人帮”不便启唇说出的一些话：毛主席的中共中央、江青同志：我以极其悲痛的心情，向党中央写这封信。我们这些小人物最担心的是毛主席逝世以后，党中央的领导权落到什么人手里？
我恳切的向党中央建议：江青同志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增加春桥同志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军委副主席；增加洪文同志担任军委第一副主席……这位自称是“毛主席的共产党员”，完全违背了毛泽东对于“四人帮”的批判。江青却把这些信当成了“民意”。
“基地”与“四人帮”保持步调一致。王秀珍和陈阿大在上海鼓吹：“毛主席逝世了，主席还会有。到底是我们掌权，还是他们掌权，现在还不清楚。中央斗争很复杂。……”在毛泽东去世之后的第九天——九月十八日，首都百万群众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的追悼毛泽东大会。
主持追悼大会的，仍是王洪文。对于追悼大会的程序，他已相当熟悉，因为在短短九个月间他已接连主持了周恩来、朱德追悼大会，这已是第三回了。
不过，这一次仍由他来主持大会，则是向国内外表明：在中国失去毛泽东之后，王洪文是仅次于华国锋的第二号人物。
“现在请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同志致悼词。”尽管王洪文的嘴里极不情愿吐出那“第一”两字，不过，好在还不是“中共中央主席”，那个最高位子仍空缺。
华国锋用一口山西话，念起了悼词。他的神态是充满自信的，因为毛泽东亲笔为他题写的“你办事，我放心”成了他的接班“证书”。
江青一身黑，黑衫黑纱，仁立在天安门城楼最醒目的地位。她已摆好一副架势，仿佛她已成为这个国家的舵手。
张春桥和姚文元用嫉妒的目光注视着正在念悼词的华国锋。
大会刚刚结束——九月二十一日，王洪文便在“基地”上海露面。据说是为了落实毛泽东遗体的防腐保存问题，而暗中对“基地”的民兵布防作了部署。
就在这一天，徐景贤出现在北京钓鱼台。据说是来开卫生部的会议的，而暗中与张春桥密谈。
也就在这一天，上海《文汇报》头版头条刊出：《上海工人阶级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既定方针》。
九月二十三日，匆匆返回北京的王洪文，给王秀珍挂了长途电话，叮嘱她：“要提高警惕，斗争并未结束，党内资产阶级他们是不甘心失败的，总有人会抬出邓小平的。”
张春桥在九月二十八日派肖木到上海，带去富有煽动性的口信：“老实说，上海还没有真正经受过严重考验，林彪、邓小平要搞上海，都没有搞成。林彪搞成的话，上海有大考验，要打仗”。
张春桥的言外之意，便是提醒“基地”，眼下正面临“大考验，要打仗。”
张春桥通过他的亲信向上海传达“要准备打仗”的指示。亲信在信上特地注明：“阅后即毁，不然，大人苦哉1小人苦哉I”姚文元也以富有“启发性”的话，要上海作最坏的打算：“你们要学会当我们不在的时候，在复杂情况下独立作战。这个问题你们想过没有？”
倒是给姚文元说中了！
历史的进程，急剧地加速着。十年浩劫，终于到了末日。如同本书
第一章《覆灭前的疯狂》所曾描述的：九月三十日：天安门城楼上，王洪文曾“超前”，越过了华国锋，然后赶紧收住脚步。
十月二日；王洪文急拍“标准照”，准备上台。
十月三日：王洪文在平谷县“吹风”。
十月四日、五日：上海动向异常，而一场大搏斗已在北京悄然展开。
十月六日，叶剑英联合华国锋、李先念等，来了个“快打慢”，终于一举扫落了那四个祸国殃民的“灾星”。
中国的历史，开始了新的一页……
第十四章 武装叛乱的失败
马天水满心狐疑飞往北京
一九七六年十月七日，当胜利的曙光照耀着华夏大地，人们从睡梦中苏醒，还不知道中国这艘巨轮已驶入新的航程。
叶剑英和他的战友们不露声色，因为在这个时候燃放庆贺的爆竹尚为时过早。
他们把目光投向上海——这座尚处于“四人帮”余党手中的中国最大的城市。
十月七日出版的《人民日报》，依然保持着“姚文元风格”，送往千家万户。头版头条登着：《继承毛主席遗志的最好实际行动——上海市掀起群众性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高潮》，这是一篇吹捧“基地”的报道。二版的通栏标题为《深入批判邓小平授意炮制的（论总纲）》，刊出梁效的长文《（论总纲）和克己复礼》。“梁效”（即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校”写作组）乃是“帮秀才”。“帮秀才”写的“帮文”照登不误，似乎一切“正常”。……《人民日报》如此，全国所有的报纸、电台也如此，没有透露半点风声，谁都不知道六日午夜爆发的那桩惊天动地的壮举——尽管在逮捕“四人帮”之后，北京卫戍区部队已顺利地接管了新华社、《人民日报》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公安部。
当年“杨、罗、耿”兵团的那个“耿”，即耿飆，曾长期担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此刻奉命接管了姚文元那一摊子舆论机关，但在舆论上仍保持沉默。
在上海，除了海军上将、中共十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苏振华之外，谁都没有意识到历史已经翻开新的一页。就连王洪文那个贴身秘书廖祖康，在这一天仍如期举行婚礼，没有察觉王洪文在北京已发生了意外情况。
在茫茫大上海，这天唯一行动反常的是“总管”马天水。
十月七日上午九点，当粗眉大眼的王秀珍刚刚步入康平路中共上海市委的党委学习室，发觉马天水穿得整整齐齐，早已坐在那里。马天水向来“朴素”，只有在接待外宾时才穿毕挺的中山装，扣得紧紧的衣领里露出一圈雪白的衬衫领。不过，他今天神态木然，呆呆地坐在那里。
“马老，今天有外宾？”王秀珍问道。
“不，去北京开会。”马天水低垂着硕大、光秃的脑袋，颓然地答道。
“去北京开会？！”徐景贤也进来了。他向来是个非常敏感的人，马上插话道，“中央最近一段时间没有会议呀，也不会有人事变动。”
“是呀，每次去北京开会，春桥、文元和老王总是事先来电话关照。这一回，怎么突然叫你去开会？哪里来的通知？”王秀珍问道。
“中央办公厅一早打电话来，要我和用纯麟同志今天中午赶到北京。”马天水答道。
“你给春桥挂过电话吗？”徐景贤追问。
“我，我怕太早，他没起床，怕打扰他。”马天水支吾着。
其实，这个“马老”，乃是一匹识途“老马”，哪里还用得着徐景贤提醒？他在接到中央办公厅的电话之后，当即觉得这通知那么急，有点蹊跷。他在电话中问道，去北京干什么？开什么会？他想摸底。可是，对方只是重述中央的通知，未加任何说明。那口气完全是公事公办式的。马天水一听，便疑虑重重。
凭借着“老马”的丰富的政治经验，他预料此行凶多吉少。特别是在国庆节前夕，王洪文先是派他的秘书肖木来沪，紧接着又派廖祖康来，已经把北京政局的底牌清清楚楚告诉了马天水……然而，电话是中央办公厅打来的，马天水不能不立即去北乐。
马天水与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同行。王秀珍、徐景贤送他们去机场，再三叮嘱马天水的秘书房住庭，到了北京一定要打个电话回来报“平安”。
马天水的飞机刚刚抵达北京，就被接去出席中央的“打招呼”会议。
当马天水听说“四人帮”被捕，简直目瞪口呆！
他解开了紧扣着的中山装的领子，那光秃的前额仍在不断冒汗。
他闭口不语，不表态。
凌晨二时，当他驱车回到京西宾馆，他实在熬不住了，才对秘书说出了一句恼羞成怒的话：“简直是突然袭击，宫廷政变！”
说罢，马天水似乎意识到自己失言，即便是在秘书面前也不该说出这样泄露内心秘密的话。他赶紧闭上了嘴。
辗转反侧，马天水无法入眠。
他无法抑制自己的心情。他毕竟又对秘书说出了心里的话：“唉，今天还要去开会，会上不能不表态。表态难，不表态又不行。表示拥护吧，向上海怎么说？不表示拥护吧，恐伯就回不去了！”
在会上，马天水言不由衷，不得不虚掩几句拥护之类的话。紧接着，他就来了个“但是”：“建议党中央正确处理和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张春桥在‘一月风暴’、‘大联合’中是有影响的人物，中央要慎重对待。……”他的言外之意，张春桥属“人民内部矛盾”，王洪文当然也属“人民内部矛盾”。
就在马天水吞吞吐吐、闪烁其词的时候，上海的徐景贤、王秀珍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般，急得团团转……上海余党成了热锅上的蚂蚁关于上海“四人帮”的余党们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