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王秀珍则带着妹妹们去拣煤块。她没钱读书，只好眼巴巴看着有钱人家的孩子背着书包进校门。
新中国的阳光，驱散了往昔的凄酸。一九五○年三月，十六岁的王秀珍，跨进了辽阳纺织厂的大门，成为织布车间的工人。
那时候，她的父亲因高血压病倒了，她挑起了全家的生活重担。她最初只知道埋头干活，以供养家庭。
在工厂里，她慢慢地懂得一些革命道理。一九五二年九月，她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四个月之后，十八岁的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王秀珍变得朝气蓬勃，生产上很积极。她被评为车间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紧接着，她成为厂里、市里、省里以至东北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先进生产者，劳动模范。
她，年纪轻轻，被选为辽阳市人民代表。不久，又被选为辽宁省人民代表。她走过了一段进步、向上的路。她确实是曾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贡献的先进分子。
她只在十一岁至十三岁时，上过两年小学。这时，她在业余补习文化。她终于达到了高小班毕业的水平。
一九五六年八月，王秀珍拿着一封这样的介绍信，前往上海；上海纺织局负责同志：兹有王秀珍同志确系我校高小班毕业，学习成绩总平均八十五分，出席良好，能够模范遵守学校各种制度，请予报考是盼。
主任苏福金
没多久，王秀珍胸前，挂起了“上海纺织工业学校”的校徽。她考入“机织科”，四年制。
最初，她的学习成绩不尽如人意。她的文化底子毕竟太差。但是，从成绩报告单上可以看得出，她的成绩每学期在逐步提高。到了毕业那学期，总共六门功课，她四门5分，两门4分（注：当时采用苏联的五分制），该算是不错的了。她当年的老师也反映，她在学习上确实是刻苦、用功的。
在学校里，她一直担任干部，诸如副班长、班长、团支部委员、团支部书记、总支委员、民兵排长。她开始发牢骚了，觉得做学生干部吃亏，花费很多时间，影响学习。
她自称是“豆饼干部——上挤下压”。她开始厌倦社会工作。不过，她当过省人民代表、劳动模范，名气不小，所以怎么也无法推脱社会工作。
一九六○年八月，二十四岁的王秀珍毕业了。从此，她的文化程度一栏，写上了“中专毕业”四个字。
毕业之后，她被分配在上海纺织工业局设计室实习。不久，她与那里一个干部结婚，在上海成家了。
一年实习期满，王秀珍离开了那离外滩不远的上海纺织工业局大楼，前往工厂林立的杨树浦报到。
她被分配到上海第三十棉纺织厂，人称“国棉三十厂”。比起上海国棉十七厂，这家厂要小一些，但也是一爿老纱厂。解放前，那里挂着“仁德纱厂”的招牌。厂里许多技术骨干，是老人马。王秀珍作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进入了这家老纱厂。
新来乍到，王秀珍被暂时安排在厂里的档案管理处管理技术档案，让她对新的工作岗位有个熟悉的过程。
这时候，在人生道路上顺风顺水的王秀珍，遇上了种种不快：她上中专之前，在一九五六年，已是副工长，每月工资七十九元三角。
念完中专，她本以为一定会加薪提级。不料，在一九六一年，她按技术员定级，每月工资为七十九元二角——比上中专之前反而少了一角钱！
她还以为，到了上海国棉三十厂，起码会当个车间主任。谁知在管了一阵子技术档案之后，只是任命她为织布车间的工长！
她想不通；念了四年书，工资反而少了，职务不过是从副工长调为工长，如此而已。
她又接连生了两个孩子，如同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她要照料吃奶的孩子，哪有那么多的精力搞生产？
不用说，劳动模范是当不上了。人地生疏，也没人选她当人民代表。
厂长甚至在大会上，批评王秀珍工作不负责任……王秀珍气了，急了，火了！她离开了工厂，借调到局里管资料，想借此脱离工厂，在局机关弄个一官半职。不料，半年之后，厂里仍坚持要她回厂工作。万不得已，她怀着一肚子的怨气，回到了上海国棉三十厂……在一九六四年开展“四清”运动时，王秀珍“积极”过一阵子。不过，她白费气力，就连原以为可以到手的车间副主任之职，也被别人当了。
一九六六年，她依然是工长。就在这个时候，“文革”爆发了。
一张，两张，一百张，一千张……“文革”之火在上海燃烧。上海国棉三十厂里贴出了上千张大字报。
厂党委成立了大字报组，忙着给大字报编号，逐张抄录、分类、整理。
最初的这些大字报，除了空洞的表态拥护“文革”之外，差不多都是对准原“仁德纱厂”的私方人员开火，把他们当作“牛鬼蛇神”加以“横扫”。厂里的一位厂医，向来喜欢投稿，给上海的《新民晚报》的“科学与卫生”副刊写点“豆腐干”文章，一时成为全厂大字报围剿的重点人物，甚至把他的文章与邓拓的《燕山夜话》挂起钩来“批判”。
厂党委的委员们抽着烟，悠然自得地在大字报前踱来荡去。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一日，编号为“1051”的大字报，在上海国棉三十厂卷起一阵狂飘。那标题锋芒毕露，寒光逼人：《厂党委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冷冷清清！贰？
这是上海国棉三十厂第一张造反大字报。作者质问厂党委：为什么捂阶级斗争的盖子？为什么把厂里的“文革”运动搞得冷冷清清？
“1051”号大字报，还分三个专题，批判厂党委：一、修正主义建党路线；二、修正主义干部路线；三、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态度。
“1051”号大字报末，签着十一个人的名字。列在首位的，便是“王秀珍”三个字。
比起王洪文来，王秀珍的造反大字报还早一天。只因为上海国棉三十厂不是象上海国棉十七厂那样的大厂，在上海纺织系统的影响不大，所以王秀珍的大字报并未立即引起局党委的注意。但是，过了些日子，王秀珍的大字报被抄报局党委，上海国棉三十厂的动向惊动了局党委。
与上海国棉十七厂“同步”，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日，中共上海市委也向上海国棉三十厂派驻了工作队。
工作队决定在该厂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与王洪文一样，王秀珍也投入了竞选“文革”主任的角逐。她没有王洪文那样的“十大罪状”。凭着她的苦出身、老劳模，省人民代表、中共党员，凭着她的口才和中专文化水平，她当上了上海国棉三十厂的“文革”主任。象她这样的造反派当上“文革”主任，在当时的上海是十分罕见的——那时候的“文革”主任，几乎清一色的“保”字号人物。
王秀珍扬眉吐气了——她成了一厂之“主”！
不过，“文革”主任是在工作队的领导下工作的。王秀珍是桀骛不驯的造反派。她与工作队之间，不时发生尖锐的矛盾。
王秀珍趁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际，举起了反工作队之旗。
她从杨树浦赶往延安西路二○○号，为的是向上海市委接待站控告本厂工作队的种种“罪状”。不料，她遇上了当年上海纺织工业学校的老同学——也就是王洪文手下的那个姓王的队员，从而结识了王洪文。
都是“老造反”，都是中共党员，都是纺织厂干部，都是东北人，这一连串的共同点，使王洪文和王秀珍一见如故。
果真，十月二十九日下午，王洪文来到了上海国棉三十厂。王秀珍把他迎入厂工会办公室。在那里，已有十六、七个“造反派战士”聚集恭候了。
这是王洪文平生头一回到外厂“作报告”。他眉飞色舞，滔滔不绝地讲述着北京最新消息：派工作组是刘少奇决定的，是错误的，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王洪文也介绍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造反经验”；建立造反派组织，与工作队对着干。
王洪文一席话，在上海国棉三十厂点起了一把火。
王秀珍不再当厂“文革”主任了。她召集全厂的造反派，成立了“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
十一月四日，当王洪文在上海国棉十七厂策划“永忠队”从工作队手中夺取厂广播台和大字报管委会办公室的时候，王秀珍以“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的名义在上海国棉三十厂贴出长篇大字报《一对宝贝——工作队和厂党委》。当天，王秀珍领着“战斗队”进行了一番战斗：把工作队队长和厂党委负责人拉出去游街。这支“战斗队”一路上呼喊“造反”口号，从临青路到平凉路、隆昌路、长阳路。顿时，杨树浦工厂区轰动了。王洪文对王秀珍的“革命行动”表示“坚决支持”。
也就在王洪文结识王秀珍的时候，一个穿着蓝色工作服的工人前往上海国棉十七厂向王洪文“取经”。此人名唤黄金海，乃是上海国棉三十一厂的车工、造反派头头，与王洪文同龄。
上海国棉三十一厂是万人大厂，规模比上海国棉十七厂还大，坐落在杨树浦长阳路上，与上海国棉十七厂相距几站路而已。王洪文与黄金海挂上了串连之钩。
“如今，我们‘三点一线’，互相支援，共同造反。”王洪文对王秀珍、黄金海说道。
王洪文所说的“三点”，即上海国棉十七厂、三十厂、三十一厂，“一线”也就是八路有轨电车——这“一线”把“三点”串在一起。
与“首都红三司”挂钩
在“永忠队”一次又一次猛烈的冲击下，市委工作队在上海国棉十七厂已经近乎靠边了。
十一月六日“永忠队”冲进施惠珍的办公室。大轰大嗡，施惠珍遭到了批斗。
“我们勒令你明天向全厂作检查！”“永忠队”的队员拍着桌子，向市委工作队队长提出最后通牒。
“好吧，我明天作检查。”迫于无奈，施惠珍只得答应下来。
令人奇怪的是，在如此“热闹”的场面，却不见王洪文。
王洪文哪里去了呢？
他踏上那叮当叮当作响的八路有轨电车，穿过杨树浦工厂区，再从外滩向市中心前进，过了静安寺，终于来到愚园路的一幢小洋房。
那里原本是资本家的房子。在扫“四旧”的时候，红卫兵的一纸“勒令”，便把房主赶走了。眼下，那里已成为“首都红三司”的驻沪联络站所在地。
“首都红三司”，全称“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大抵是受毛泽东那篇《炮打司令部》的影响，原本是军事专有名词的“司令部”一词广为“外延”，红卫兵们既然是“兵”，也就把自己的组织称为“司令部”了。首都的红卫兵，本来只有一个“司令部”，骨干是高干子弟。不久，另一个“司令部”冒了出来，与高干子弟们抗衡。于是，便分为“一司”、“二司”。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三年级学生蒯大富在清华园里因反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平反后成为红卫兵中的“名人”，成为清华大学红卫兵组织“并冈山兵团”的首领。蒯大富不愿俯就“红一司”，也不愿加入“红二司”，他联合了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头头王大宾，另树一帜，自封“司令”，王大宾则成了“副司令”。
为了区别于“红一司”、“红二司”，蒯大富的这支红卫兵队伍，便命名为“红三司”——“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
大抵因为蒯大富名声颇大，他的“红三司”迅速扩大，许多原属“红一司”、“红二司”的红卫兵，也纷纷改换门庭，加入“红三司”。因此，“红三司”成为首都红卫兵中实力最强的“司令部”。
蒯大富仗着有康生、江青、张春桥做后台，不光称霸于北京，而且把自己的触角伸向全国。于是，“首都红三司驻沪联络站”的牌子，也就在上海愚园路上挂了出来。别以为红卫兵小小年纪，这么个“联络站”微不足道。这个“联络站”与“中央文革”之间，有着热线联系。北京红卫兵在上海大闹市委，就是这个“联络站”干的。
在“首都红三司驻沪联络站”中，有一个姓包的红卫兵，乃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
出于对毛泽东的那篇《炮打司令部》的敬慕之情，他改名“包炮”。此人虽然只有二十出头，可是，戴着一副近视眼镜，显得老成、沉着。据云，他的父亲是革命烈士，因此他属于“红五类”，有着天不怕、地不怕的气概。他又与“中央文革”某“首长”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因此他在上海的种种活动，有着特殊的背景。
北京红卫兵虽然对上海市委进行了几次“炮轰”，反响很大，震动了全上海，可是只伤了上海市委的一点皮毛而已。上海市委依然未倒。上海市委派出的工作组还在领导着各单位的运动。
该怎么办呢？从“中央文革”传来最新指示，为他们指点迷津：“你们应该好好学一学毛主席的《青年运动的方向》这篇光辉著作！”
于是，在“首都红三司驻沪联络站”里，响起了这样的声音：“打开《毛主席语录》，第二五一页，第三段……”红卫兵们掏出“红宝书”，齐声朗诵着毛泽东在一九三九年五月所写的《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的一段名言：“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那时候的学习，讲究“立竿见影”。包炮点出了“中央文革”的“指示”的含义：北京红卫兵只有与上海工人造反派相结合，才能打倒上海市委。
于是，十一月一日至四日，“首都红三司”连同“炮司”（即“炮打司令部”兵团）的红卫兵们下厂串连，专找造反派，特别是找那些因反工作组，反上海市委而挨整的人。
一月五日——星期六晚七时半，上海一些工厂的造反派头头应邀来到“首都红三司驻沪联络站”，计议在翌日正式召开“上海工人串连交流经验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