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次进研究室，我刻意做了些努力，想弄清楚到底有没有理由认为有人入侵这里。移位的书签已不再显得非常神秘，而我既然会把别人误认为薛芙医师，那么电话费账单的问题也可能是我一时恍惚。也许那通电话确实是我打的，只是忘记那是谁的号码，然后又看错了通话记录列出的时间。现在我想找那份账单却找不到了，心想一定是自己缴完费便随手丢掉，然后清洁工又清空了字纸篓。 然而，寻找账单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第一次真正注意到这房间里有些什么。先前我从未想过要清点，毕竟谁会想浪费时间在这种久已无人使用、无人拥有的物品，陈旧得几乎只是尘封记忆的东西上？但我好奇心起，开始刻意清点。
沾有黑色污渍的木椅与木书架；不太白的墙壁；灰色的地毯和门；四个抽屉的金属档案柜，柜顶蹲着一台惠普打印机；窗棂旁两张大而无当的书桌，一张放着一台戴尔台式电脑，另一张摆了个大型订书机；一台五到七杯份的咖啡机放在打开的包装盒里；我自己的书桌则是桌腿边绕满电线，底下有一堆打包用的保丽龙防撞泡泡粒，掉在清洁工吸尘器吸不到的角落。
房里有扇我从没开过的门。打开来看，是个储物柜，底部放着一台冬眠中的冷气，两旁的安装架收折整齐。挂钩上一只金属衣架，架上的衣服还包着干洗后的塑料套，上方则挂着一顶紫褐色女用贝蕾帽。也许是已故的芭芭拉·海勒曼的东西？我关上这扇门。窗台上立着几张弯卷褪色的卡片，我打开来看，全是学生送给芭芭拉的：谢谢你：你的慷慨和体谅将长存我心。金属架上有座向日葵形的时钟，旁边摆着好几个釉色鲜艳、看似出自业余之手的烧陶马克杯。尽管这些东西本身并不怎么有趣，但我直到现在才真正注意到它们，这点倒令我觉得有趣。另一个架子上有一只铜钵，里面装着若干小石头、一块石英、一颗枞果、一枚发黑的硬币——仔细看看，是保加利亚币；还有一个钥匙圈和一根松鸦羽毛。墙上有一幅裱框的马蒂斯静物画，一个钉着旧课程表的小型软木公布栏，旁边是一张边缘粗糙不齐、看似手工制品的纸，金字烫印了这段引文： 我想做一些精彩的事。一些英勇或美好的、
在我死后不会被遗忘的事。
我想我要写书。
——路易莎·梅·阿尔考特 （译注：Louisa May Alcott（1832—1888），美国作家，最知名作品为《小妇人》。
天花板上贴着白色齿孔瓷砖，一角因漏水染上黄渍。房里的照明是塑料灯座上的三根日光灯管。
我将房内检视完毕，好奇心并未大获满足，倒是想着芭芭拉·海勒曼。我想像她走进这里，挂起贝蕾帽和干洗衣物，高高兴兴瞥向那些卡片、那则激励人心的引文，从包装盒里取出那台五到七杯份的咖啡机，为来上课的学生煮咖啡，摆上那些陶杯……我感受到一个性格温厚勤勉的灵魂。我想像她是一位老太太，希望她死得安详。
独角人 第2章
同一周的后来某天，我参加了性骚扰防制委员会的会议。像我这样初来乍到就进入这个委员会，的确不太寻常，但先前我在路易斯安那任教时，曾是该校纪律委员会的一员，校方认为我的经验在这里可能也派得上用场，因此本学期初委员会空出一个席位时，他们便邀我加入。 接受前我犹豫过一阵子，因为尝过做这种工作的人必定会遭受的敌意对待。在路易斯安那时，有一次校内聚会，一位资深教授无意间听到一名大二学生警告几个新生要小心恙虫（chigger）——这种昆虫会钻进人的皮肤，是当地常见的恼人问题。那教授不假思索，脱口说出一句愚蠢的俏皮话：“我们不可以再叫它们chigger了。”他哈哈大笑着说，“得改说chegro才行。”译注：这里是从chigger联想到nigger（黑鬼） 一词，后者因意带侮辱，已改为较为中性的negro，所以该教授也依样画葫芦地把chigger改为chegro。
那些学生很快便察觉这句话的油嘴滑舌幽默底下潜伏着种族歧视的嘴脸，聚会还没结束，他们已向学生会提出申诉。事情闹上纪律委员会，委员全体一致同意这笑话是一种语言行为（speech act），显示说者对少数民族学生的感受暗含轻蔑。委员会要求该教授书面道歉，他却辞职了——此举在当地报章掀起轩然大波。有好几周的时间，纪律委员会的成员，包括我本人，都遭到口诛笔伐，俨然成了“政治正确”这个新宗教的狂热分子。考虑到这些报道的水平之低（更不消说他们对社会议题采取极为反动的立场），被他们斥骂倒也不是那么痛苦，甚至还可以从中得到一种殉教烈士似的正义感。但我并不喜欢那段经验，一想到在亚瑟克雷学院这里可能会旧事重演，就让人难免退避三舍。
最后使我下定决心的原因是，身为性别研究的教师，教导学生以科学方式解析偏见的基因代码、虚伪的客观性以及恶毒的性别刻板印象（这些刻板印象组成了我们众多文化建构的基石），我有伦理职责将自己的知识原则执行在真实人际关系的领域。因为正是在这个领域，那些隐藏的代码才真正造成严重的破坏；或者，就算不谈伦理职责，至少别人要求我这么做的时候，我不应该拒绝。要是我不相信自己赖以谋生的这份工作植根于现实人生，就等于浪费时间。
当然，我知道，这类委员会的运作如今已成了固定的讽刺题材，在大众戏剧和小说中屡屡可见，但我一旦下定决心加入委员会，便发现自己对这一点并不那么在意。就像路易斯安那那些报纸并不足以让我裹足不前，我认为职责所在的事我还是会去做。到头来，挺身而出、尽一己之力才是最重要的。再过两个月就要举办“性骚扰觉醒周”，会议的前半段都在跟两名学生代表讨论起草计划大纲，包括“还我夜路权”活动、约会强暴讲座、一场言词代码会议等等。
我们投票支持并资助这些计划之后，学生代表离开了，接着讨论的是委员会主席罗杰·弗里曼所称的“敏感问题”。问题出在一名年轻讲师身上，据说他跟好几名学生发生性关系。目前尚无人提出正式申诉，但满天飞的谣言显示这只是迟早的问题。
那名讲师也是英国人，名叫布鲁诺·杰克逊，很清楚校方对这类行为的规定。他和我都参加过学年之初的性骚扰讲座，那是新进教职员一律必须参加的活动。当时，校方律师（也是本委员会的一员）伊莲·乔丹告诉我们必须随时保持警戒、反躬自省，建议我们跟学生（不论异性还是同性）一对一会面时要保持研究室房门大开，并要我们留心书桌周围是否摆放具有暗示性的物品，可能无意间冒犯或伤及敏感的学生。她举了个例子：一名来自澳洲的客座助理教授在身后的黑板上写了“拉美西斯”译注：Ramses，古埃及法老的名字，尤以拉美西斯二世最为著名。一词，这是避孕套商标的名称。有两三个学生因此感到不愉快，以为这是某种澳洲人吃豆腐的方式，一状告上性骚扰委员会。那助理教授非常惊诧，表示这也是一种土耳其香烟的商标名称，有朋友托他在纽约代买，他怕自己忘了，才写在黑板上。校方并未正式责罚他，算是从宽处理，但他次年就没有再拿到合约。“同时请记住，”举完这例子之后伊莲说，“这类事件会在各位的档案资料里留下记录，一辈子跟着你。” 接着她警告我们，在课堂上讨论“性”这个话题有其危险性。“显然你们不可能永远避开，但是请敏感一点。有些学生会觉得尴尬，尤其是如果他们认为教师没必要提起这个话题却说个没完的时候。有很多学生向我们申诉教师总是在诗歌或小说里寻找性爱象征……”
布鲁诺·杰克逊就是在这里打断她的话。先前我已注意到，他对于伊莲说的话，大部分的反应都是不加掩饰的惊异和意带讽刺的难以置信，仿佛第一次碰到这种事情。但这不太可能，因为他跟我一样，曾在各地任教。我自己七年前从英格兰来到美国之后，便听过许多版本的类似规定，并不惊讶，就像，比方说，飞机起飞前看空姐示范安全须知一样。 “等一下。”他语气充满挑衅的反讽。“你的意思是说，我不可以讨论我教的那些书里的性爱意象？” 伊莲吓了一跳，看着他。她认为自己是我们的盟友，带来关系我们生死存亡的信息，而布鲁诺讲话的口气却把她当成压迫者，这点显然使她难受。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她的视线焦虑地在房内逡巡，寻求支援。“我只是说各位必须敏感一点。” 我用力点头，另外一两个人也照做。
“这些孩子不喜欢教师讲一些让人局促不安的话。”伊莲继续说，“别忘了，他们还很年轻，甚至不到二十岁，有些……”
“原来如此。”布鲁诺说，“所以，举例来说，我这星期正要教简·奥斯汀的《曼斯菲尔德庄园》。书里有一幕是一个女孩的东西掉到沙发靠背里，她伸手到坐垫的缝隙之间摸来摸去地找。整段写得非常含蓄，而在我看来这分明是女性自慰的意象。你是不是说我应该随便带过，不多谈这一点？” 伊莲此时已恢复镇定，以平稳的眼神盯着他。“我在这里，只是想让各位警觉到某些行为可能造成什么样的结果，不是来告诉各位应该如何教课。这方面只能由你自己判断。”
“那么我想这就表示不该提简·奥斯汀作品里的自慰喽。”布鲁诺假笑道，环顾全室，仿佛预料别人会与他会心微笑。我没迎视他的目光，就我所知，在场也没有任何一人（不管是男是女）对他表示过丝毫的鼓励之意。
散会后，我走向伊莲，称赞她对刚才的状况处理得当。她深表感激地对我道谢。我们聊了一会儿——我不记得聊了什么，倒是记得自己当时心想：她外表虽然有些索然乏味，但其实是个很脆弱而情绪化的人。
如今回想布鲁诺当时的举动，就能看出他会惹上如今即将临头的这些麻烦也不令人意外。
委员会的主席罗杰·弗里曼是个活泼敏捷的小个子，年约五十，一双亮晶晶的蓝眼，一头浓密白发。他说起话来流畅而淡然，仿佛那些词句早在他说出之前便已组成，他只是把对话中自己讲的这部分念出来而已。
“我想我们需要采取以下这些步骤。”他开口说道，“第一，我们需要非正式地跟这个年轻人谈一谈，让他有机会解释到底是怎么回事。第二……”
由于我是委员会最新的成员，因此要负责做会议记录。我做起文书工作可是仔细又认真，为了详尽记下每个人的每一句话，我在会议当时常常没真的把那些话的内容听进去。比方说，“楚米齐克”这个在往后几周对我将愈来愈重要的名字，我就是会议结束后才注意到的，当时我正在检查自己手写的会议记录字迹是否清楚，然后交给系办的秘书打字。我们一定要想尽办法，我读到罗杰在会中说，避免让事情演变到又跑出一个楚米齐克的地步。
“楚米齐克是谁？”我问系办的秘书玛莎。
“伯戈米·楚米齐克？哦，天哪！你干吗想知道他的事？” 我微笑。“看了这个你就知道了。”我把会议记录交给她。 玛莎块头大，说话的声音也响亮。
“他在这里当过客座教授，是诗人还是小说家什么的，来自罗马尼亚或者保加利亚那一类的地方。那人很恶劣，真是恶劣透了！”
“他做了什么？”安珀从办公室一侧的桌旁抬起头来问。我想起自己前几天差点在她面前脸红，便避免看她，但仍强烈意识到她的存在——那双惺忪的眼睛，那头橘红短发一绺绺柔软垂在骨节清晰可见的颈背上，那长着雀斑、白得不自然、几乎接近银色的肌肤。我对自己承认，这名年轻女子对我产生了影响，而且，由于我对这种事宁可面对处理而非逃避隐藏，因此在心里暗暗记上一笔，打算稍后再来思考这种影响究竟是什么，并由此建立起适当的回应态度。
“他还有什么没做过！”玛莎说，“他简直跟教过的每个女生示好调情，后来终于有人向校长申诉他，他不但不觉得羞耻，反而抓狂，在校园里大闹起来。他实在是闹得非常恶劣、非常夸张，对校长大吼大叫，把每个人骂得狗血淋头，学生也对他吼……真是一塌糊涂！最后他冲上桑葚街跑掉了，一路大叫大嚷，像个疯子一样。”
“他后来怎么了？”我问。 “他再也没出现过。学校得临时找另一个老师来接他的课。” 直到返回研究室，我才醒悟到玛莎这些话的真正意义。我坐在书桌旁，有黑色污渍的架子上那只铜钵捉住了我的视线，我想起先前在钵里看见的保加利亚硬币。 我走过去，想再看一次那枚硬币。小石头仍在上次看到的位置，石英、枞果、钥匙圈和松鸦羽毛也还在，但硬币不见了。 由于我最近常出这种小纰漏，第一个反应是认为自己一定又犯了类似的错误。要不就是根本没有硬币，是我自己不知怎么捏造出这段记忆；要不就是确实有硬币，但我自己背着自己把它弄丢了。
前者似乎不可思议：我清清楚楚记得那枚硬币的样子——一面是浮凸的某个名人头像，另一面是一串葡萄，还有若干西里尔＇ZW（＇译注：Cyrillic，如今用于希腊语、俄语、各种斯拉夫语系等。字母，我靠着以前念书时学过、如今仍记得的零星古希腊文解读出其中一些。还有它在我手中的触感——那银灰色的合金几乎毫无重量，感觉更像塑料而非金属。我怎么可能自己编出如此鲜明详细的记忆？这实在不可能。至于后者尽管似乎很离谱，但我必须承认并非不可能——既然我移动过书签、看错过电话号码（如果那两件事真是这样），更不用说还在街上把别人误认为薛芙医师（这可毫无疑问确实发生过）。但我有什么理由要这么做呢？尤其是先前我根本没听过楚米齐克这个人，更不知道他可能是保加利亚人！我跟保加利亚毫无关联，也想不出任何要藏起硬币的理由。这不合理啊。然而我仍无法完全相信有别人进入这个房间取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