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坐在那张金属椅上，调整脖子的角度，好照到这朴素的饰物。耳环！摄影师嚷道，伸出一根手指朝她摇，表示告诫。她不解其意。Aretes！译注：即西班牙文的“耳环”。她尴尬地立刻取下耳环，泄气地瞪着镜头，拍下正式大头照。 等待证件照片洗出来的时候，我们突然觉得头晕反胃。我们醒悟到是手指上的氯化苯二甲羟铵作祟，可能再加上一夜未眠又没吃早餐。然后就叫到了我们的名字；卡米罗斯带着温情回想，他们只叫我们的名而非连名带姓，仿佛我们现在跟美国联邦政府有着最亲密、几乎像亲子一般的关系。片刻后，我们手中多了一张棕色的工作许可证，上面有我们模糊的小小照片和颤抖的签名。
考虑到我隔天早上在研究室里的发现，这幅我坐在楚米齐克电脑旁的画面应该再加上楚米齐克本人，因为后来我发现他当时正看着我，而且还是在研究室里面看着我。 现在回想起来，我仿佛看见他愈来愈猜疑地观察我：我读完他的文档，毫不迟疑地站起身，将电脑跟房间另一头档案柜上的打印机连线，显然打算把他这篇文章打印一份自己留着，打算……谁知道？（我想像他这样想）……带回家剽窃或用其他方式侵占。我想像他看见我在房里找不到打印纸而松了一口气，然后我瞥了一眼火车时刻表，显然决定等第二天早上再打印他的小说。 我关电脑，离开研究室，锁上门。 雪停了，清爽冷凉的夜间空气令人精神一振。 我沿着桑葚街走去，看见一群人朝我走来，有点狼狈地（我比较希望没人知道我晚上还跑来校园）发现他们是布鲁诺的那群学生，正好看完戏回来。三个男生，还有四个女生当中的三人。我们错身而过，他们跟我点点头，接着几步之后，我听见一阵憋笑声。
来到火车站，我正要从候车室走上月台，却听见布鲁诺的声音，于是停下脚步。我不是想窥探，只是想避免在一个会让彼此尴尬的情境下碰面。 他跟第四个女生在一起，那个孤儿似的金发高个子。我常在校园里看到她：纤弱得像冬季花朵似的女孩，在雪中穿着一件扎染的T恤。布鲁诺似乎试图说服女孩陪他一起回纽约。
我从候车室的窗口看去，明亮的钠灯把他们照得清清楚楚。布鲁诺倚着铁柱，握着女孩的双手，上方打下的灯光照见他男孩似的嘴角挂着微笑，以懒散又自得的撅嘴神态说话，仿佛有绝对自信可以予取予求。
他安静说话，但声音仿佛是带着微妙刮擦音质的乐器，音量再低都能直传入耳，就像远方嗡嗡作响的锯子，或者猫打呼噜的声音。
“别让我一个人回家，坎蒂。”他喃喃说道，“来，过来……”他把女孩拉向自己，嘴唇轻触她的唇。女孩比他高，身着牛仔夹克，显得细瘦纤弱，苗条长腿穿着再薄不过的羊毛裤袜，一边膝盖弯起，另一只脚的麂皮短靴前端在水泥地上划来划去，仿佛那是她借以推诿的罗盘的指针。
“我不确定。”我听见她说。她扭过头去，不过仍任布鲁诺握着双手。“我不确定这样做好不好。”
他把女孩拉回来。某样东西（我想是他矮到略显不正常的身高）使我突然想到，他跟许多对别人滥用权力的人一样，长大成人之后依然保留着老早以前视自己为受害者的想法。我敢说他一定视自己为这个场面中较弱势的一方，有权利，甚至有义务尽他所能使用任何武器：与其说他试图占有这个女生，不如说他是一直进行一种叛逆行动，对抗大自然给他的特殊体型外表，这种外表似乎使他注定无缘触及这女生所拥有的这种美。不过，尽管我在这一点上可以同情他，但仍认为他完全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女孩张开嘴唇，想迎接另一个亲吻。看到她这样，布鲁诺（对于操控别人显然经验老到）以平板的语调说：“好吧，如果你这样想的话……”同时放开她的手。女孩盯着他看，咬着唇，瞪大眼睛像个失望的孩子。他与女孩四目相对，我感觉得到他比先前更加充满自信，眼里流露出在我看来完全是掠食者的光彩，简直可以看见他的眼神穿过女孩大张的瞳孔，分支扩散成一片红潮，渗透她防御不足的肉体的每一根毛细血管。 铁轨发出磨刀似的声响，我听见远方传来列车逐渐接近的轰隆声。
“那就晚安喽。”布鲁诺说。
我本来希望他们会离开，这样我就可以走出来而不被看见，但他们留在原地注视彼此。列车嘶嘶进站时，布鲁诺伸出一根手指钩住女孩下巴，把她的脸往下朝自己拉近。现在她双手插在口袋里，任自己往前倾去，看起来就像一座细致的雕像即将倒下。我感觉她在用此时此刻她能做出的少数手势来表达默许，却是最被动的一种默许：你制住我了。她等于是说，我在此通知你，我对自己的行动不再负责。
火车门开了，两人相吻，没有要上车的意思，我只好离开藏身处，出现在布鲁诺看得一清二楚的范围，而他显然不是接吻时会闭上眼睛的男人。我经过时他当然看见了我，我感觉自己一阵瑟缩，仿佛被逮到正在做不该做的事的人是我而非他。我不知道他们是上了这班车，还是留在那里卿卿我我，直到下一班车抵达。
这一天，我第四次搭上哐当哐当的火车，沿着肮脏小溪前进，思绪飘向楚米齐克的文件，开始做抽象的猜测。
我发现自己想着照相时排在他前面的那个女人——他形容为“不失风情”的黄披肩女子。他拿着工作许可证走出移民归化局大楼时赶上她，两人聊起来。一如往常的许多先例，他们的对话在她公寓里继续了好几夜；她的公寓在中央公园西边，达科塔大楼以北的一个街区。他们的邂逅似乎有种奇怪优雅的对称性或相互性，使我觉得愉快，但我筋疲力尽的大脑还没抓住那种感觉，就突然记起以前在哪里见过布伦菲德。
卡萝离开我之前不久，某晚她的一个女同事来家里吃饭，还带来了新女友，是个女演员。晚饭后，女演员建议我们大家一起去十一大道一家名叫“普利茅斯之岩”的夜总会，那里进行很多种性爱游戏。我礼貌回绝，解释说第二天得早起去接受工作许可证的面谈，这是我申请绿卡程序的倒数第二个阶段。我妻子是研究中世纪的学者，对性爱或者任何其他性质的狂想并无特别兴趣，我以为她也会拒绝。令我惊愕的是，她接受了邀请，而且坚持要去，不管我含蓄暗示她或许喝多了而不自觉。她留下我在家洗碗，让我有种自己是扫兴人物的奇怪感觉，以前我从没想过她可能这样看我。
那个女演员就是布伦菲德。原来“他”是女的！难怪那双手白皙无毛，难怪她眼中有那样讳莫如深的淘气神色……
我回到家时仍满脑想着这个发现，以致穿过客厅时竟然忘记避免去看电话答录机，结果意外发现红色光点阵阵明灭，不禁停下脚步。 我看着红灯闪烁，容许自己享受片刻欢乐。然后，一如我在电话答录机偶有留言的稀罕时刻的惯常做法，我没听就删除了，免得因为来电者不是卡萝而失望。
独角人 第3章
翌晨我搭火车去上班，公文包里带着一包新的打印机用纸。我想把楚米齐克的稿子打出来再读一遍，如此而已。
确实只是如此而已，不过我得说，尽管我自己从来没有文学野心，但因为最近读到几篇报道说出版社预付巨额稿费给小说家，便有一小段时间把写小说列入换工作的众多可能之一，每当为钱发愁的时候就幻想一番。我甚至还写了篇叫做“S代表鲑鱼”的短篇小说，看自己有没有创作天分，不过对成果并不满意，便将这个幻想剔除在白日梦之外。
我提起这一点，纯粹是站在为反方发言的立场。假如楚米齐克看得见我脑袋里的思绪，拼凑起早已埋葬的希望的微弱遗迹，那么也许他确实有理由认为我可能剽窃他的作品。尽管如此，他还是想错了。以目前的情况而言，我只能说他接下来的举动是由于生性多疑，近乎疑神疑鬼。 研究室仍是我离开时的原状。我进房，关门，从公文包里取出那厚厚一包纸，撕开包装，把雪白无瑕的纸装进打印机。我拿掉电脑的防尘罩，开机，看着显示屏亮起，听见带有金属感的合成旋律，下指令列出文件，结果发现那份文件不见了，那种作痛感就像你一觉醒来，发现幸福的遭遇只是春梦一场，了无痕迹。
我重试一次，检查回收站，用遍我所知每一种寻找和救回文档的方法，最后别无选择，只能承认昨晚有人暗中观察我——想来就是楚米齐克本人。
我的第一个念头是，他一定是在前来研究室的途中（也许正是要继续写那个文档），看见房里亮着灯，于是蹑手蹑脚走到窗边，透过窗棂与玻璃看见我正读他的故事。如果真是这样，他就得站在离窗很近的地方，大约介于窗框两侧伸出的飞扶壁和一排与墙平行、高达八呎的浓密铁杉之间。若不在那一小块长方形空间里，就无法清楚看见我的研究室。那片空地不是走道，原有的积雪大致完好无缺，而且我昨晚回来之前新下的雪已经完全将空地覆盖，如果有人站在那里看我，一定会留下脚印，但是那里没有脚印。
我犹豫，不想作出合乎逻辑的下一步推论：观察我的人就在房里。不管怎么样，若说昨晚我在房里时，另一个人也在这里，我却没听见、没看见，甚至连想都没想到他的存在，实在不太可能。我打开先前看到冷气和芭芭拉·海勒曼衣物的那个储物柜——只是形式上察看，而不是因为相信楚米齐克真可能躲在那里。柜里没有明显被人侵入的痕迹，而且我看出，就算真有人躲在这里，把柜门打开一条缝，也只能看见窄窄一段墙壁、猫头鹰脸似的电灯开关，还有那张印有路易莎·梅·阿尔考特文句的纸。无论如何，如果真有人频繁潜入这间研究室，他一定会想出（万一需要躲藏的话）比橱柜更掩人耳目的躲藏方式。
然而事实摆在眼前，不到12小时前还在电脑里的那个文档已经不见了，而且就算没人见到我读它，但在我昨晚离开到今晨回来之间，也确实有人进过这间研究室。
我不知道该对这一切作何感想，只能如常去上课。我们正读到《巴卡埃》 译注： ，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之一欧里庇得斯（Euripides）的作品。，研究是否可将潘瑟斯（酒神狄俄尼索斯的“冰冷”对手兼受害者）重新诠释为一种新的男性英雄的原型。最后一幕，显然已经发疯的潘瑟斯穿上女装，步向惨死的结局；关于这一段，我在课堂上作了一番有趣的讨论。我记得好几名学生都从他的行为中看出某种潜藏的、几近堂皇大气的尊严，与胜利的狄俄尼索斯的鄙夷、嘲弄、羞辱相抗衡，仿佛这部剧作在传递“勿冒犯诸神”的老套讯息的同时，无意间也触及某种更重大、更深层的真实，揭露了所谓“自然”性别法则的暴虐的一面，暗地里将潘瑟斯描绘为反抗这种暴虐的烈士人物。总之这堂课进行得很顺利，大家踊跃发言，讨论内容又具启发性，下课后我颇感满足。
然后我去吃午餐。我端着托盘，正要走向靠窗的小桌（在教职员餐厅里，我通常一个人坐），注意到角落的一张桌旁有个女人抬头看我。我过了一会儿才意识到那是校方的律师伊莲·乔丹。她梳了个新发型，身上也不再是平常那种妄自菲薄、没形没状的压克力似服装，而是穿着订做的外套裙装，配上荷叶边丝质衬衫。
我本想点个头径自走过，但注意到她的表情带有试探的殷勤意味，仿佛希望我跟她同桌用餐。我朝她的方向走去，看出确实如此：我愈是走近，她的表情愈是公然显示欢迎，而当我问她可否在此坐下，她以无言的热烈微笑回答我。我也报以微笑，隐约感觉到好像有职责表现得同样热切。
“所以，你来了。”片刻后她说。
“是的。”
我们又相对微笑。我把午餐摆在桌上，忙了一会儿。我从没跟伊莲一起吃过饭；事实上，除了委员会的每周会议之外，跟她几乎毫无接触。她不是那种令人印象深刻的人——她的个性或相貌没什么明显突出之处，不足以牵制你的思绪，她不在你面前的时候你也就不会再想到她。一如我对薛芙医生的模糊印象，我也说不上来伊莲的年纪，要是不看着她，也讲不出她的眼睛是什么颜色、头发又是哪种棕色。我对她没有任何看法，或许是因为在某个层面上我不认为她是我需要对之抱有任何看法的人。现在我纳闷，也许她感受到了这种漠然（我的态度确实如此），于是，以某些个性温和，但毕竟不会完全抹杀自己的人那种温和又坚持的态度，召唤我与她同桌，以便（非常温和地）为此责备我：要我承认她也是活生生的人，并非只是行政机器的一部分。 这念头使我立刻觉得自己要不得，仿佛对她大不敬，于是我急着表现得乐于弥补，试着让她跟我多谈谈她自己。
“你的工作进行得怎么样？”我问，试着立刻开始补救。
“很好。你呢？”
“不错。但是你……你这阵子都在做什么呢？”
“哦——也没做什么。生存而已！你呢？” 她神色仍带有一股古怪的热切情绪，我不禁纳闷自己对眼前情势的评估是否正确。她看来紧张，但同时又古怪地兴高采烈——几乎可以说是一副胜利的表情。她紧张地拍拍头发，调整身上那件订做外套（炭灰色，加上土耳其蓝的细条纹）的领口，一阵甜得出人意料的香水味朝我飘来。
“没做什么。在等冬天过去。”
我们都格格笑得很响，仿佛这句话非常好笑。然后又是一阵长长的沉默。伊莲低头看桌子，自顾自露出古怪的微笑，也许是在跟自己争论要不要说出心里想的某件事。然后她抬起头，用坦诚的眼神看向我，轻声说：
“真高兴你来了，劳伦斯。”
我有点吓了一跳。直觉开始告诉我一些事，我并不想相信，但万一那是真的，我觉得我应该尽可能赶快做些什么来中和这个情况。为了争取时间，我塞了满口食物，拼命想该说什么，但脑海一片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