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美国以后我很快就发现，如今在发达国家，以人文科学为基础的政经人物恰恰正是真正指点江山、引领世界风骚、推动社会进步的豪杰！
那年，女儿5岁，我设想，她将来要进入哈佛大学，要进入顶尖的法学院，未来的职业生涯是从事律师工作。当时，这种想法似乎是很不实际的。20年前，从祖国大陆来美国的孩子，能站住脚，上个大学，找份过日子的工作就很不错了。上哈佛，当律师？跟做梦差不多。中国孩子在美国当律师，出人头地，那时确实闻所未闻。很多中国朋友都问我，真的想让你女儿当律师？为什么要让她当律师？这个想法现实吗？
人们都知道，在美国，很多政商名人都是律师出身，有人甚至说，美国是一个由律师控制的国家。律师的社会地位高，收入丰厚，名校法学院毕业生就业前景美好。近年来，美国经济虽不景气，但顶尖法学院毕业生的就业率仍高达95％以上，远远高于商学院，6位数的年起薪也没有因为经济不景气而缩水。女儿如果加入这一行业，对她自己而言，既能立足于社会，又能生活富足，也有益于提高中国人的社会地位，是很荣耀的。这些想法，都是身为华人家长、为人父母者的良好而真实的愿望，是完全不必掩饰的。
有了这些想法，我很快就暗下决心，为她设定这个职业目标。我把想法对女儿说了，她二话没说就认定了。这倒不是因为女儿当时有多么成熟的思想，而是因为那时她还是个五六岁的孩子，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没有逆反心理，容易接受大人灌输的思想。马克·吐温说过，孩子7岁的时候，父亲在孩子的眼里是英雄。孩子当然愿意听信于英雄的，英雄给她灌输什么，她都听得进去，乐于接受。
每个有活力的孩子都会梦想成为伟大人物。女儿在我日积月累的“当律师”的宣传鼓动下，从五六岁开始就逐渐形成了这个牢固的志向。同时，由于从小就坚定了专业方向，对我所安排的对语言和相关能力的培养，她都很愿意接受；我对她在各方面的要求，她也非常乐意配合。因为她在小小的年纪，已经牢牢地把学法律、当律师作为自己的愿望和爱好，所以能够高兴地完成很多同龄孩子不愿做的事情。
人生设计在童年（2）
我认为，在孩子的童年阶段，引导孩子设立一个或几个人生目标是很重要的。虽然许多人在他们自己的成长旅程中，可能会因为种种因素而改变轨道，但是，在人生的最初十几年里，有一个目标比没有任何目标要好得多。从小就有一个粗略的人生规划，比迷迷茫茫地混到高中毕业，甚至更晚时，才开始认真地考虑自己的人生，仓促地培养自己的就业技能要有利得多。
从小树立了人生目标，家长和孩子可以及时找出现实与这个目标间的差距，调整学习方向，培养相应的能力和素质。比如，我女儿从小认定自己将来要从事律师或相关的职业，在学习方面，就很注意语言能力的培养，她现在能够说英法西汉四种语言；在高中阶段，她加入了商业与法律交叉的专业设计——一个好的律师必须是懂经济和商业的，暑假还到大学修经济课；从小开始，阅读浩繁的书籍，涉猎面几乎无所不包——一个好律师的知识面必须是广博的。
在兼职的选择上力求与职业方向吻合。比如，在高中时，她找了一份卖珠宝的工作，既是为了广泛接触消费者，也是为了培养自己说服人的口才；另一份每周17小时的工作，是替一家著名的IT调查公司当电话调研员，通常做完一个完整有效的调查，需要被调查者一个半到两个半小时耐心的配合。律师和从商人员都要具备雄辩的口才和说服人的能力。选择这些工作，都是她在有意识地为自己的人生方向作准备。
在参加社会活动方面也是如此。她应聘成为市少年法庭的律师、检察官，定期出庭，参与审判少年罪犯；在高中，参加模拟法庭审判比赛，还有其他形形色色的演讲比赛；加入一些社团，竞选成为社团的领导，锻炼自己作为一个律师所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和能力。
进入哈佛大学后，她不仅埋头读书，从一年级开始，还花大量的时间，投入多种与自己未来职业有关的社会活动：到哈佛招生办工作；做义务法律咨询，在波士顿中国城教英语，与贫困家庭的小学生结为良师益友，任哈佛校园小商店的副经理，等等。她还是哈佛乃至哈佛所在地剑桥市唯一每天出报的 《哈佛深红色》报社的商务主管 （ Business Director ）。
《哈佛深红色》是哈佛最有影响的报纸，这个报社是一个学生组织，但又不像其他绝大多数学生组织一样是“皮包”机构。它是一个企业实体，在哈佛主校园一街之隔的地方，拥有一座价值数百万美元的不属于哈佛大学、属于自己资产的三层大楼，这是一代代报社校友留下的“祖业”。该报社是美国仅有的两三所能自己印刷报纸的大学传媒，以广告收入的多少决定每天报纸的版面页数，从十几页到几十页。此外，每星期还出一期杂志，出版书，帮助 《纽约时报》等4大报在哈佛的发行。报社工作人员上百人，从采写、编辑、美工、广告、制版、印刷到发行全过程都由学生主管。因为是日报，当商务主管要投入大量时间，处理报社繁复的事务。她入学第一年进入报社，大学四年一直都在报社工作，第一年从发行部经理当起，最后坐上商务主管的位置。这些活动和经验，除了锻炼自
→《哈佛深红色》报社…
己的能力，为专业生涯作必要的铺垫外，也是法学院在录取学生时，对在校学习成绩、法学院入学考试成绩之外所特别看重的综合素质。
由于从小开始就建立了职业目标，在十几年的成长过程中，她不断积累实现人生目标所应具备的知识、能力和素质，对自己反复进行调整、充实。因为长期努力学习，刻意培养相应的技能和素质，她能够如愿以偿地在哈佛大学毕业的同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攻读法学博士，并成为这个顶尖法学院最优秀的学生之一；法学院第一年的暑假，进入美国顶尖律师事务所工作；先后担任两个法学期刊的编辑，包括全美最高法学专业期刊哥伦比亚《法学评论》的编辑、编委，对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法学教授、专家投寄来的论文拥有是否采用及编审的大权；23岁读法学院二年级时独立撰写的一篇40页的论文被哥伦比亚《法学评论》接受发表；不到25岁就可以获得法学博士学位，这是法学院学生入学的平均年龄！如果没有从小进行周密的人生设计，没有她自己幼时就锁定专业方向和职业目标，并经过长期的刻意追求和艰苦努力，她是不可能一路顺畅，一步到位地达到这一个个崇高目标的。
我见过许多高中生，即使到了临近毕业，仍然对自己今后学什么、做什么，既无所知也无所思。在那种没有人生目标的教育土壤下成长，孩子荒废了宝贵青春，使每个特定的个人，在他们人生最重要的童年、少年阶段没有获得足够丰富的营养，没有具备顺利走向社会并为社会所接受、所渴望的素质和能力。
美国社会崇尚自由独立的人格，提倡孩子自由发展。有些糊涂的家长，赶错了时髦，“入乡随俗”，企望在孩子长大以后，再决定发展方向； 确立职业目标。
中国灌模子式的教育所造就的应试人才，没有多少自由设计的空间。无助的家长和孩子们，也许深感无奈，只能身不由己地跟着感觉走。
依我看，两者都不足取。
事实上，许多人正是因为从小没有理想，没有人生奋斗目标，所以从人生最宝贵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开始，就一直在迷茫的路上走。也许，有的人虽然有比较空洞的理想和目标，却没有具备达到这些目标的知识和能力，也没有采取科学理性的设计、持之以恒的行动去实现目标。如今，他们只能无助地接受这种无职业目标的教育的后果和现实，无奈地承受着漫长人生的压抑和痛苦。
人生设计在童年（3）
世界在进步，中国也在高速发展。今天的中国，正在以不可逆转的趋势朝着与世界接轨的方向发展。可是，我们的家长和老师却往往忽视了对孩子的理想教育和职业发展的指导，无形中将整个民族的幼稚年龄往后推了好几年，甚至还视其为自然、正常，以为没有理想的自我发展是尊重孩子的个性。这种没有人生目标的教育正大行其道。这真是教育的悲哀。
如果孩子的父母、师长和专家们从小就和孩子们一起，根据各人的特点，根据现代化的信息，探寻科学的职业发展路线，合理地规划未来、设计人生，让他们愉快地沿着精心设计的人生道路去奋斗，何以会出现那样的不幸，甚至可能是终生的失意和痛苦？
参照世界先进的教育目标，结合社会环境和资源，和孩子一起规划未来、设计人生，是负责、明智的家长应该作出的抉择。
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优秀的教育资源都是十分有限的，生存竞争将日趋激烈。只有尽快觉醒、早期规划、长期拼搏才能保有立足之地，拥有美好的人生。
美国孩子都自由发展吗（1）
美国人都不管孩子？美国人都让孩子 “自由发展”？
这是一种“麻醉剂”，是一个认识上的误区。
掌握财富和地位的美国上层阶级是绝对不让孩子自由发展的！头脑清醒的不满足于现状的中产阶级上层也绝对不让孩子自由发展！在充满竞争的世界中，他们不但没有满足感，相反的，却充满危机感。他们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想方设法培养孩子从小拥有成功者所必须具备的素质。
女儿高中将毕业时，收到了大学本科全美排名第一的普林斯顿大学的录取通知。没过多久，普林斯顿校友在休斯敦的莱斯大学隆重举办宴会，出动了不少老校友，还专门从远在新泽西州的校本部调来几位在校大学生当说客，目的在于动员被录取的学生选择上普林斯顿，真是一片良苦用心。
那天，德莱尼法官西装革履，专门开车来我家，担起接送我们一家人的任务。看得出来，他的目的是一路上能做做我们的“思想工作”。当时，连普林斯顿、哈佛在内，女儿手里还捏着好几份录取通知书，有两个学校很稀罕地给了全额荣誉奖学金（ 不是根据家庭收入计算而提供的需求助学金 ）。德莱尼先生当过多年律师，又当了10年法官，审过很多案子，自然有高度的判断力。在他眼里，女儿显然随时可能“叛逃”。他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忠实校友，十几年来一直代表普林斯顿面试考生，为了写好与女儿面谈的报告，甚至在面谈之后一个礼拜，又把女儿召去再谈一次。那天赴宴，一路来回，我和他聊了三四个小时，顺便“查”了他家的户口。他两个女儿上完普林斯顿后，和他一样，一个接着一个，也都上了法学院：一个快毕业，一个刚踏进校门。全家3个人上法学院，真神。
晚宴开始之前，盛装的男女宾主们兴致勃勃地聚在一起，无拘无束地交流着。更神的是，我在交谈中发现，其中好几位是律师。有位白人学生的父亲是律师，这个学生表示，本科毕业后接着就上法学院。他又兴奋地透露，哥哥今年夏天毕业，在普林斯顿学的是音乐专业。他妈妈在旁补充说，哥哥在普大上学这4年，只拿过一个B，在校平均成绩GPA超过3。9。做律师的父亲在一旁忙接过来说，是3。97。母亲又说道：接到好几个法学院的录取通知，已经决定了，秋季开学就去上纽约大学法学院，准备当一个服务于娱乐业的律师。真是义无反顾啊！听她一点不含糊的口气，实在让人怀疑有关美国学生、美国父母不重视成绩，让孩子自由发展的说法。再一想，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埃琳娜·卡根的父亲是律师；耶鲁大学法学院院长的父亲，也是耶鲁法学院的教授；哥伦比亚法学院院长的父亲同样是该法学院的教授；最高法院大法官金斯帕格的丈夫是律师，儿子是律师，女儿也是律师，全家——都是律师。
这么多律师的孩子，少有例外地不当律师，不能不让人怀疑美国家长提倡孩子自由爱好、自由发展的传说的真实程度。怎么就不见一个律师的孩子学电脑、化学、电子、机械或是土木工程？就我近几年所作的研究和掌握的资料，可以说，例外的现象实在不多。这里面，有多少是由于家长的影响，是家长们苦心为孩子作人生规划的结果呢？
圣诞前3个星期，我接到芳的电子邮件，说是圣诞节期间要来拜访我。她在来信中说，吉姆非常渴望见到我，她特别提到“他想向你了解把孩子送进哈佛的所有技巧”，并且让我作好准备，“接受一大串问题的轰炸”。芳是上世纪80年代来美的中国留学生，吉姆是她的美国丈夫，他们都在得克萨斯A&M大学获物理学博士，12年前到著名的休斯公司工作，后来跳槽到硅谷工作至今。我和他们认识已近20年，最后一次见面是6年前。
其实，我也非常渴望见到吉姆，很想听听这位美国人亲口告诉我，为什么他们也那么在乎孩子的发展。我在给芳回复电子邮件时，故意揶揄道：“美国人不是都不管孩子吗？美国人不是都让孩子自由发展吗？”虽然我很清楚地知道，美国人并不是都让孩子自由发展的。他们表示非常急切地想读到我的书，其时，我的两本书都还没有出版。见面那天，我预先打印并装订好一份《人生设计线路图》的书稿，准备送给他们做见面礼。
哪知，见到他们一家4口，我顿时呆住了。没想到，他们的两个孩子，一个才7岁，另一个还不到2岁！难道美国人也像我一样，信奉童年人生设计？我该先给他们准备一本《人生设计在童年》才是。
一见面，我先忙着轰炸了吉姆好几个问题。我说，很多中国人都以为美国人是不管孩子的，美国人都让孩子自由发展，我知道这种看法是偏见，不过，我还是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