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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老师的话给了我一种刺激，一种提醒。我能不能总是这样下去？我已经习惯了现在的生活，董柳也没有异议。可是我心中的平静还是被打破了，深心燃起了一种欲求。正在我打算把这个问题作更深入的思考时，我偶然翻到了一位我喜欢的散文家的文章，他指出现代人的欲望都被扭曲了，这是商业文化的误导，也是商人们为了赚钱设置的一个陷井，引诱人们去追求那些多余的东西。殷纣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他也只有一只普通的胃，秦始皇筑阿房宫为室，他也只有五尺之躯，而理想的人生，应该是审美的人生。读到这些话我心有所动，再去读古人的书，真惭愧自己根基太浅定力太差，几句话就把欲望煽了起来，与先贤们真不能比啊。我又平静了下来，有一种双脚踩在结结实实的地面的沉稳感。
以后我跟晏老师光是下棋，不再继续那天的话题，他也不说。我回避着，那太伤我的自尊心了。渐渐地我下象棋也有了瘾，哪天不杀几盘心里就憋得慌。好在董柳很开通，晚上出去也不拦着我，自己守着那部十二寸的黑白电视机把爱情连续剧永远地看下去。我在厅里没有什么发展，她也从无怨言，她说：”我知道你这个人的毛病，太敏感了，这样安安静静过日子也好。”有了这点理解，我放宽了心，理解万岁。我觉得作为妻子，再也没有比理解更大的优点了。同时我也明白了自己在生活中的位置，青春的冲动已经渺远，剩下可以自我安慰的，就是自己还可以守着那一份清高，做一个人。
董柳专注于自己的日子，对其它事情没有兴趣，她不下棋不打牌，不串门不聚会，在家里就是呆得住。结婚以后，我就成了她关注的焦点。她早出晚归，每天早早起来，把早餐做好。每天买什么菜，买多少，她都写在台历前一天那一页上，我中午下了班，撕下那一页，放在菜蓝里，到菜场去买菜，买好了她晚上回来做。我说：“简单点算了，图个省心。”她不同意说：“那你活着干什么呢？”我随她去，反正不用我操心。董柳说：“你吃了这么几年食堂，太委屈了，现在的任务就是把前几年的委屈补回来。”我说：“吃食堂也没有那么可怕，下地狱呀！”她不高兴说：“我闻着食堂里的菜气就反胃，你说好你一个人吃去，晚上我做一个人的饭。”晚上她把饭菜做得特别精细，可以在楼道里忙上一两个小时，然后端上来说：“尝一尝吧，小炒肉丝，食堂里吃过没有？”我说好吃，她说：“你说真的还是假的？”不等我回答又说：“说假的也没关系，把假的说上几十年，就等于是真的。”她最大的希望就是想有一间自己的厨房，经常说：“那多好啊，那多好啊。”好像那想象中的厨房就是共产主义似的。有一次她从水房里洗碗出来，又提着一桶水，在楼道里跟邻居碰了一下，碗打了水泼了一身。邻居说了她几句，她也没回嘴。回到房里她低着头抹眼泪。我说：“她不讲道理你别理她。”她还是抹泪，弄了半天才知道她主要是心疼那几只碗。我说：“算什么呢，会有的，厨房会有的，厕所也会有的，一切会好起来的。”她温顺地点点头说：“是真的吗？”我感到惭愧，口里说：“怎么不真？”又安慰她说：“别人小孩都几岁了，还住在这里。”又疑心说这些话主要是为了安慰自己。
董柳特别爱卫生，好几次说：“谁设计的，把厕所跟接水洗碗放在一起，把我的碗也熏臭了。”经常提了桶子去冲厕所。她愿意当家，就让她当家，我的工资一百七十八块，加上她一百二十三，当这点钱的家她也有极大的兴趣。每个月发了工资，我拿十元零用，其余都交给她。她用一个活期存折把钱存了，十块钱去取一次，二十块钱也去取一次。我说：“也不怕把自己和银行里的人烦死了。”她说：“我闲着也闲了，有利息呀。”婚后第一次过年，她说：“我以你的名义给家里寄点钱好吗？”她爸爸是乡间邮递员，妈妈没有工作。我说：“你寄，别问我。”她问我寄多少，我说：“那由你决定。”第二天她从邮局拿了汇款单回来要我填，我说：“还绕这么大的弯，你寄了就完了。”她说：“你填他们就相信是你寄的。”填好了地址我说：“写多少钱？”她说：“三十块钱好吗？”我说：“三十块钱能干什么，写六十吧。”她抓住我握笔的手，把存折从一双袜子里掏出来看了看，又想了一想说：“那就写四十。”我写了五十。她说：“那我们过年就节约一点，别像别人过那么肥的年。”
董柳的工作就是给人打针，我去看过几次，她一直坐在那里，整天就那么几个动作。她的动作特别准确到位，我没有看到过要重来一次的。有个老太太是长期病号，血管脆了，打针免不了要重来，但董柳接手以后就从来没重来过。老太太管她叫“董一针”，这个称呼在医院传开了，可别的护士还是叫她“董柳”，倒是不少医生叫她“董一针”。我问她整天那么重复烦不烦，她说：“不烦。”我说：“毛主席一天到晚批文件，你一天到晚打针，两个人都是一天到晚做一件事。”跟董柳在一起吧，她从来不去想那些抽象的问题，这使我有点遗憾，没读过大学，毕竟还是不一样。我关注意义甚于关注生活，她关注生活甚于关注意义，不一样。有几次我对她说人应该追求意义的道理，她反问我：“追求意义又有什么意义？”她把我给问住了。我说：“对于这个问题，人们只能沉默。”她说：“人何必跟自己过不去？”我说：“只有跟自己过不去的人才时真正的人。”有一次她们医院组织到大叶山去玩，我作为家属也去了。晚上住在山上，春天里山风很大，我和她坐在大树下，她说冷，我搂紧了她说：“你看天上的星星。”她说：“看见了，星星。”我说：“它们挂在那里都有几十亿年了，人才能活几十年，还没有几十亿秒呢。想着一个人能活几十年还觉得有那么长，可再一想只有两万多天，像我还活掉一万多天了，你想想吧，好恐怖啊。”她说：“我不想。”我说：“一个人想想星星，再想想自己，他就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了。”她说：“我不想星星也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就是池大为他的妻子这么回事。”我说：“董柳你什么东西都是实打实去想，还算半个知识分子呢。”她跳起来扯了我的耳朵说：“是不是嫌我没文化，你说！”我说：“再扯就扯断了！”她松了手说：“想星星管什么用，你告诉我。”我仍旧搂了她说：“一个人总得想一些对自己没用的事情，不然怎么叫人呢？”她说：“听不懂！”又说：“要我去想星星我还不如想一想厨房的事，想星星管什么。”我说：“这也是人生真谛。”她说：“知道了吧。”躺在我怀中不再说话。我在山风中望着星星一闪一闪地跳，望了很久。仰望浩渺的星空，一个人可以得到心灵的平静。为生活中那点琐琐碎碎庸庸碌碌的东西焦虑，惶惶然，那值得吗，有意义吗？在星空下我越发坚信，有一个需要用心去感受却难以说明的灵魂的空间真实地存在着，那个空间与世俗世界不同，价值不同，原则不同，眼光不同，一切都不同。在那里，世俗世界的一切都无需来作比方，那完全是另外一种境界。望着星空我有了一种大气，它使我有力量去做一个踏雪无痕履水无迹的忍者。心灵的平静是一种至高的价值，这是圣者之圣，忍者之忍，在不经意之中，已经沟通了无限。
董柳她唯一的爱好是逛商场，不一定要买，那么空逛着也很满足。有一天她回来说，看中了一件外套，浅蓝的面料，底边镶了淡黄的花，又衬了内胆，手感也很柔和。她比划了半天，我说：“那么好你买回来。”她说：“还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呢，我一个人喜欢有什么用？”我说：“你喜欢我就喜欢。”她扑上来抱着我的脖子亲我一下，又堵着我耳根悄声说：“要七十五块钱。”我说：“七十五就七十五，又不是两百。”她寻出存折来看了好一会说：“还是算了，我一辈子都没穿过这么贵的衣服。”第二天又说起那件衣服，要拖了我去看。我说：“你把钱带上。”她说：“先看看吧。”看她穿了果然不错，有一种高贵的神采。我眼前一亮说：“这才像个新娘子呢。”她说：“那我一跺脚就买了！可惜今天没带钱。”回去的路上一直跟我讨论这件事，到睡觉时还在说，从被子里伸出手来摸到存折来看，口中喃喃不知在念什么，然后说：“下个月买，下个月我就不犹豫了。”我说：“想买就买，对自己也不要太小气了。”她说：“小气是我的权利。”我说：“也是你的专利。”她说：“我愿意小气我自己，我愿意。”
后来我把外套的事忘了，董柳也不再提。这天我从商场经过，忽然想起，我跑到楼上去看，还在，而且，我心中跳了一下，降价了，只要四十九块了。晚上她回来，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她，谁知她淡淡地说：“算了。”我说：“你说了这个月买的，而且四十九块钱也不是一笔巨款。”她说：“说不定还有很多别的事要用钱呢。”我说：“你想凑一个整数买冰箱呢？”她说：“那说不定还有别的事。”我问她有什么事，她说：“你自己想。”我说：“想不起来。”她说：“那是你没有心，有心就想得起。”我想想哪天是她的生日，哪天又是结婚纪念日，都不是。她手伸过来。手心贴紧了我的手心，我感到了一种湿润。她望着我，眼中有着异样的光彩。我心中一闪说：“难道，莫不是，可能，你有……”我一只手在她的腹部划出一道弧线。她先是低下了头羞涩地笑，又抬起来，微撅嘴唇露出骄傲的神色。我把她拖过来，在她胳膊上一轻一重地咬了几口，她痛得嗷嗷直叫，这声音刺激着我，我非得再咬几口才解渴啊。她说：“以后我们家就是三个人了，你的地位从第一降到第二，你别有失落感。”我说：“我还会跟自己的儿子争地位？跟别人我都懒得去争。”她说：“那你怎么就知道是个儿子？”我说：“我想着就是。”以后她每天起床睡觉之前都拍一拍床沿，说这是她老家的习俗，一直拍下去就会生儿子。我说：“亏你还是个学医的，在那一瞬间就定下来了。”可她还那么拍下去。
过了两个月，董柳的身子一天天显形起来。我想她拖着这个身子每天挤车上下班，可怎么行？万一把孩子挤掉了，那可是一条命啊。往深里一想我就不寒而栗。我把自己的担心跟董柳讲了，她说：“我还没有那么娇贵吧。”这时我听到一个消息，丁小槐的妻子原是在一个县农机公司开票的，现在调到省人民医院来了。这使我的心里悠地荡了一下，要是能把董柳调到这边来就好，上班十分钟就走到了，省了多少时间精力啊。这个脑筋迟早要动的，现在正好有个现成的理由。我把这件事想了几天，不知要去找谁才好。要去求别人办事，这对我来说实在是太困难了，还没行动呢，自己就在心里把自己堵死了。到领导家敲门？那张门可真的不容易进啊，要有把自己踩到淤泥里去的勇气才行，我有吗？这天我看到马厅长往办公楼去，我心中一动，想着事情过去都一年多了，他还会不高兴？我绕了一个圈，迎着他走过去，装作是偶然碰到，站住了，叫了声“马厅长”，脸上的笑也堆起来。马厅长叫声“小池”，停住了。他显然注意到了我的表情有些特别，用询问的目光望着我。我在他的目光中读到了一种淡漠，就像有一种神奇的机器在身上一抽把勇气都抽走了。就在我犹豫的一刹那，马厅长点点头就过去了。我全身发热，额头上的汗一颗颗暴了出来，用一根指头一抹，一串汗珠成一条线地坠了下去。幸亏我还没有把这种想法跟董柳说过，不然怎么去面对她。又拖了几天，问题还是搁在那里没有解决。这天董柳回来说：“今天回来，下车被别人挤下来，差点摔了一跤。”我听着心里急得发痛，逼着自己非得试一试不可，这可不是什么小事，试了不成吧，我也对自己有个交待。
好几天我心里想着这件事，董柳问我什么事不高兴，我说：“不知怎么不高兴它自己就来了，跟个蚊子似的嗡嗡叮着你，赶也赶不走。”这天中午我提了篮子去买菜，看见一个人在卖花。我看着一盆花很好看，随口说道：“这是什么？”那人说：“箭兰。”我说：“多少钱一盆？”他说：“你真想要假想要，真想要就三十五块算了。”我说：“三十五？讲错了吧！”他说：“名贵花卉，比利时的品种，这两年才传过来的。你看这支箭冲上来，笔挺的呢。”我说：“十块钱还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