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吓了一跳，这不比上次统计高了近一倍吗？江主任马上变了脸色说：“你们作了详细调查没有，说出这么个数据出来，那就是引爆了一颗原子弹，不说省里，部里都要惊动，老苏你说话要负责，不能老想着经费，就信口开河。这么严肃的事，不是开玩笑的。厅里每年追加经费，发病率倒上升了。你想想你们的工作吧。”苏主任搓着双手说：“工作没做好，没做好，主要是去年涨了水，在沿湖一带滞留了一个多月才退，钉螺都过来了。”江主任说：“如果你刚才说的数据是真的，我想厅里马上会引起高度重视，恐怕审计处也会要来人，看看你们的经费是怎么开支的。”我觉得好笑，怎么开支的，两条高级烟还在江主任你提包里吧，居然也可以如此义正严辞地说话。什么叫演戏？具有表演的才能，很重要，很重要啊。苏主任慌了说：“我倒是没作普查，可能是夸大了，夸大了。”江主任说：“以前没有吡喹胴发病率还控制在百分之四以下，现在用吡喹胴了，药便宜了，药效提高了，发病率还上升了？”苏主任说：“依厅里的意思，照旧，照旧。其实卫局长的意思也跟厅里一样。只是照旧了，经费还是要跟上才好。”江主任说：“完成了调查再讨论这个问题。”最后确定抽样调查的地点，苏主任建议定在沿湖的长港乡，江主任说：“还是丰泽乡吧。”丰泽乡再过去就是丘陵地带了，我忍不住说：“丰泽乡快到山边边上了。”江主任望我一眼，说：“长港乡发病率肯定高些，也没有代表性，丰泽乡的代表性也不充分。”江主任的意思定在两乡之间的五华乡。苏主任说：“五华乡离湖有那么一段距离，洪水从来没上来过。”求援似地望着我。我说：“江主任说的有道理，不过……”江主任也不望我，眼皮眨了几下，我不再说话。江主任说：“如果情况变化很大，厅里惊动了，会来人的，说不定部里也会来人。”苏主任就不再说什么，接下来又把工作程序商量了。离开的时候苏主任说：“说实话县里跟卫局长打过招呼了，尽量要把这次的点定在沿湖的几个乡，调查血吸虫嘛。”江主任说：“你们的意思我也懂了。经费问题，全省统一安排，能倾斜我们尽量倾斜。”苏主任说：“厅里的意思我向卫局长汇报，县里还可能会出面向厅里汇报一下。”江主任目无表情冷淡地说：“那是不是我们在这里白白地等几天再开始工作？如果不能按时完成，首先我有不是，其它人吧，也不能说没有一点责任。”苏主任连连点头说：“好说，好说。”就去了。
江主任对着苏主任的背影耸一耸鼻子说：“一个小小的股长，放到厅里去办公桌都不一定有他一张，我客气叫他一声主任，他还要跟我讨价还价。”我听了很不是滋味，我连个股长都不是呢。看江主任的脸色他并没意识到这一点。这些人，有时极为敏感，有时又极为迟钝，要看面对的是谁，他们的某些感觉器官，只是在某些场合比如大人物在的场合，才会打开。我没有应和他的话，他也没察觉什么，又说：“小池你是厅里的人，要站在厅里的立场上说话。”我说：“这几年洪水多，发病率提高了可能是真的。数字报上去可能会把上面吓一跳，领导的面子上不好看，不报上去吃亏的是那些老百姓。”他只是个科长，在厅里也不直接管我，我说话也没太多顾忌。他忿忿地说：“我当了省血防办主任，说起来是一粒绿豆官，想做点好事的心情还是有的吧，心还不那么黑吧。可谁叫我在厅里坐了这张椅子。把椅子一抽，砰地就摔倒了，让你摔一跤那理由一定是很充分的，苦是诉不出来的。只是摔一跤就别想再爬起来了。我四十岁的人了还敢摔那么一跤？四十岁再被小科长处长指东划西，我脸往哪里放，还活个屁！不说别的，老婆那里就没法交待。”我说：“说起来你也没有选择，我也没有选择，苏主任他也没选择，每个人扮演什么角色，早就被预设好了。”他连声说：“那不是，那可不是！大为你没活到四十岁，活到四十岁你就知道了，回过头看，你二十年前刚进那张大门的时候就被预设好了，还想按自己的心思去做点什么？”又说：“那也是没办法的事。一个人到了四十岁，屁股下面没张椅子，把头夹在胯里做人，那滋味你去品味品味吧。”江主任到电信局给厅里打电话去了，我靠在床上想，果然每个人还有没进入角色之前就被一种神秘力量预设好了，不论这个人是什么样子，他入了围以后都只能是被预设的样子。他只能在既定的舞台上按既定的程式表演。他不能对抗，因为他对抗的并不是哪一个人。不论是谁，都必须按照预设的程序进入既定的轨道，神秘的力量从来就不怕谁聪明谁倔犟，孙悟空还不聪明不倔犟吗？他跳出如来佛的手心没有？于是每个人都依据着适生的原则，服从了这样一种预设，谁也别吹自己是什么特殊人物，除非他真的活够了。
不知道厅里和县里是怎么谈的，但抽查点还是定在了五华乡。我在招待所等了两天，江主任不时地去打电话，定下来以后就下乡了。我们一行五人，每天主要就是作粪检，又请了几个老乡在划定的范围内找钉螺，测评钉螺的密度。我心里很不好受，这里的村民实在是太穷了。吡喹胴不算贵，可很多病人就是买不起。这种药对肝脏有损害，可几乎没有服药者按规定同时服用护肝的肝泰乐。我对他们说：“省钱不能省药钱，不服肝泰乐，那是拿命赌啊。”一个老头说：“池医师，你是国家的人，你知道我们的苦？我们吧杀虫的药是没办法才买的，还吃得起护肝的药？我慢血都好几年了，好了又发作了，我不是家在这里，我就流浪去了。”旁边一个中年人说：“从前都是政府给治，这几年要自己掏钱了。血吸虫又不是我们养的，是湖里上来的，这个湖是政府的。”老头说：“政府又没叫你得病，病是你自己得的。”我说：“你们写信到上面反映反映，写到北京。”他们纷纷说：“不会写，写了也没有用。”中年人说：“你是政府，跟你说是一样的。”看着那些患者四肢发软，头昏无力，又吃不下饭，我也只能叹一口气。
调查了一个星期，江主任家里来电话，说他女儿病了，就匆匆回去了。他一走苏主任说：“想不想跟我到长港乡去看看？”就跟他去了。长港乡被芦苇荡包围着，现在是枯水季节，芦苇也已经收了，地里钉螺随处可见，我走着脚跟都发软。碰见一个大肚子病人，带着他十三四岁的女儿从湖里回来。我说：“你恐怕有血吸虫病，应该去检查一下。”他苦笑说：“还检查什么，都十多年了。她也有，我也没办法，哪里有那么多钱看病？县里几年发一次药，不管用的。”又说：“我们村里像我这样的有十来个，他们都出去打工了。老百姓就是条牛命，大肚子就不干活，谁给饭吃？嘿！”说着去了。苏主任说：“这样的人不少，省里要考虑实际情况，多拨点钱才好。”我说：“多拨多少也没有多少落到他们身上。”他说：“是倒也是，总有这样那样非用钱不可的事。你回去跟厅里反映一下，你都看到了。”我说：“有人喝茅台我也看到了。”苏主任叹口气，把头垂下去摇一摇。我说：“你们写封信给上面汇报一下。”他说：“你就是上面，跟你汇报了。”我说：“还有北京。”他又叹口气，垂下头摇一摇说：“那我就犯错误了，犯了错误我以后怎么办？现在是数字出官，官出数字，数字就是他们的命。上面的人往下看，看人也看不清，就看数字。你要改他的数字，就是要他的命。你要他的命不一定要得了，他要你的命那是吹口气的事情，不整你把你晾着总可以吧。”我说：“所以人人都懂得明哲保身。”他不愿在这里过夜，连夜搭车回去了。几天后江主任回来了，我把去长港乡的情况对他说了，他说：“那里我去过，傍着大湖，年年涨大水，能好吗？人靠芦苇荡吃饭，也被芦苇荡害了。”我建议在那里设一个观察点，他说：“看厅里的意思。”厅里的意思我知道，他也知道，就是没有意思。
在华源县呆了十多天，搞完了调查，结论是发病率为百分之三点六二。但是据我的估计，苏主任说的百分之六是一个比较可靠的数字。我说：“如果是要这个数字，其实我们不下来也可以，辛苦了这么久，又花这么多钱。”江主任说：“部里布置的工作总要完成的。”我说：“这里老百姓太穷了。”他说：“天下这么多事，纷纷多如牛毛，上帝也只能管一条腿，何况我们也不是上帝。我们搞调查就是搞调查。”他这么一说，我安心了点，说：“有办法的人就是有办法，办法送到他跟前来，没办法就是没办法，碰得头碰血流还是没办法。”离开的那天卫局长又设宴为我们送行，我吃了一碗饭，推说头疼，就回招待所了。我把那两条烟交给服务员，说自己不抽烟的，浪费了，请她转交苏主任。我所能做的，就是这么一点点。这是我对世界的所有意义，也是我的角色被预设好了之后，上帝留给我的全部的选择空间。这就是我。我认识到了自己的渺小和无能为力，我感到了恐惧。
胡一兵说得不错，我是想抓住这个机会给自己一个证明，对世界我并不是那样无能为力。在无法抵抗的时候抵抗，在不可拒绝的时候拒绝，这样才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我开始没意识到这一点，他一说我马上就明白了自己。我需要承担，没有承担的沉重比承担的沉重更加沉重。承担既是世界需要自己，更是自己需要世界，如果我竟以一种世俗的理由挣断了这条链条，我的世界就沦落了，就陷入了意义的真空。人最大的痛苦就是陷入了这种真空，不可自拔。因此承担哪怕痛苦的承担，是一种巨大的幸福。现在我有了机会，我不能放过，我不能剥夺自己追求幸福的权利。对世事我还没有绝望，因为我不愿意绝望。我内心吼一声的冲动是如此强烈而难以克制，这也是一个原因吧。无论为那些村民们也好，为我自己也好，我都应该把这一声吼了出来。
决定了我就设想实施的方式，想来想去还是同学说的方式最好。晚上我对董柳说去写论文，躲到办公室去写那封信。写了三个晚上，反复斟酌，写完了这封长信。我不敢把信放在抽屉里，小心折好放在内衣口袋中。走到楼下，一看表已经是一点多钟。冷风吹在我烧热的脸上，我心中有一种踏实的感觉。一个人应该如此，一个知识分子更应该如此。我抬头望着天空，几颗冷星悬在那里，一闪一闪。我似乎越过了十多年的岁月，回到了从前。第二天我把信仔细看了一遍，又觉得有了问题。上面提到的一些数据，一些术语，还有调查的情况，都不是一个大学生所能详细了解的。我把写信者设计为医科大学的学生，又把调查的情况说得抽象一点。可这样一改就没有那么强的说服力和震撼性了，我又往回改了一点。写完后我跑到离厅里很远的一家打印社打印了，复印了几份，看着打字小姐把从信从电脑中删去，又交待她如有人来问不要说出去。回到家中发现信封上的字还没有打，而自己不能留下笔迹，又跑回去把地址也打好了，贴到信封上。贴的时候我想着自己整个操作过程都没戴手套，万一有人认了真来核对我的指纹呢？回到家中我戴上棉手套，用干抹布把信和信封都反复抹了几遍，想着指纹也不会有了。一共三封，陈部长一封，国家血防办一封，卫生部地方病研究所一封。真要发出去的时候我又有点紧张，犹豫着就把信在抽屉的一本书中夹了几天。我反复思考着每一个细节，又把复印的信拿出来再看一遍，想着会不会有什么问题，最后觉得是万无一失了。
我准备第二天把信发出去，贴邮票用的手套都准备好了。这天下午下班的时候，我去监察室找小莫，下来的时候在楼梯上碰见了马厅长。我不由自主地站住了，侧了身子等他过去，叫了一声：“马厅长。”他叫一声“小池”，又笑一笑，就过去了。他那么一笑我觉得颇有深意，是不是知道我在干什么，把我看透了？我明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可还是放心不下，总感到那一笑有一种神秘感。可这只是一瞬间的印象，我反复回想那种笑的意味，越想越模糊又越神秘。我给自己打气说：“吓自己干什么？”可越是安慰自己，心里就越紧张，一时似乎失去了勇气。我反复对自己说：“要相信科学。”无论如何，马厅长都不可能知道我想干什么。这我才安心了一点，准备按计划行事。可就在这天晚上，我从晏老师家下棋回来，一进门就感到董柳的神态不对，我陪笑说：“今天还不算晚吧？”她不做声。我去拍她的肩，她一下把我的手甩开了。火气不小！我说：“又怎么呢？”她说：“问你自己！”我说：“我又犯了哪一条？”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大概是一波生下来不久吧，我在董柳面前就变得非常被动了，总是逃不脱被抱怨和指责的命运。我反抗了几次，没有用，反而更深地陷入了被动。我感到悲哀，一个男人！可慢慢地我接受了这种局面，我的确也对不起妻子儿子。我陪笑说：“我又犯了哪一条？”她生硬地说：“你做的好事！”我吃了一惊，想到了那封信。我说：“我又做了什么坏事？”她说：“你从来没做过坏事，全部是好事！你还让不让我和一波活？”我陪笑说：“这么重的话，怎么说出来的？”她从枕头下面摸出一张纸说：“这总不是别人塞到我们家里来的吧！”我上午把那封信拿出来看，随手就塞在毯子底下，不料被她看见了。我说：“是我写的。”她说：“你还到上面去告状，缺氧了吧你！只要转下来一查就知道是你，你以为别人像你这么蠢！”我说：“我一没写名字，二没暗示自己的身份，连指纹印都用抹布抹掉了，谁会知道？”她不屑地嘿嘿几声，我心里直发冷。她说：“谁会知道？我就知道！卫生厅除了池大为谁还会做这样的蠢事？你以为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