件是第一页就要上床，要写细节。我想想钱来得快吧，就答应了。弄得好了还可以拍电视连续剧，那就不止三万块钱了。”我觉得他有点可怜，教书先生没见过钱，三万块钱就把头低下来了。我说：“出来了拿本给我看看。”他说：“我用化名，用真名把我的名声都败坏了，也就是临时骗它几个钱。钱这个东西不能说它不好，它唯一的缺点就是没长鼻子，不分香臭，只知道为主人服务，管那个人是不是王八蛋呢。我看那个出版商离王八蛋也差不了多远，有了一把钱就耀武扬威人五人六的，我暂时忍下这口气，骗点钱再说。你想不到我也会这么做吧？孔子死了，世界放下来了，内心的约束解除了，人轻松了自由了。”我没想到刘跃进他会说出这么一大篇话来，早几个月他还在说我和胡一兵呢。我看他也别说别人，自己也是一个文化动物。
刘跃进去了，我在灯下发了一阵呆。在这个时代，我们遇到了精神上的严峻挑战，我得承认这一点。我们没有足够强健的精神力量来回应这种挑战，在不觉中，就被打败了，缴械投降了。我们失去了身份，这似乎是时间的安排，不可抗拒。有史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第一次失去了根基。他们解放了自己，却陷入了万劫不覆的精神绝地。最后我叹一口气：“不知不觉，三千年一大变局！”
大风起于青萍之末。
新年刚过，我打电话到医政处去，要袁震海把年前就布置的全年工作计划交来。袁震海说：“该死该死，这几天我父亲一病，我都把这事忘了。过两天吧。”我想谁都有个忘的时候，也没放在心上，把已经收上来来的处室的计划看了，准备替马厅长起草全年工作计划的报告，过了两三天报告有了一个轮廓，可医政处那一块还空着。袁震海还没送计划上来，我心里有点不高兴，也不去催，等着。又过了一天，还不见动静，我心里就火了。你袁震海对我有想法我可以理解，让我为点难我也能忍，我还没有资格发脾气，我只是个厅长助理，可报告是给马厅长用的，这你是知道的！我气起来几乎就想空着这一块交上去，你袁震海自己去向马厅长解释。想一想还是忍了，报告没写完整，总是我的事。我又打了一个电话过去，他说：“该死该死，这两天实在抽不出空，明天一定送来。”我把火气压下去说：“马厅长明天就要这份东西了，他还要看，还要改，还要重新打印，下星期就开全厅的大会了。”他说：“明天，明天，明天一定。”第二天我一直等到下午快下班了，几次打电话过去催，袁震海才派小田把计划送过来了。我对小田说：“我准备把你们处里这一块空着交上去。”小田走了，我想着有点不对劲，昨天我都把马厅长这面旗祭出来了，他还如此怠慢，他对我有怨气他就不怕我到马厅长那里参他一本？我怨气难消想着干脆放慢一点操作节奏，等马厅长催起来了，再把事情给马厅长说了，让他娘的也摔一个跟头。转念一想又觉得不妥，我把马厅长的牌子都甩出去了，居然还不灵，这话马厅长听着舒服吗？我只好忍气吞声，连夜把材料赶了出来。这时已近十二点，我气得睡不着，就把事情跟董柳说了，董柳说：“公家的事你气什么，人生好比一出戏，气坏身体无人替。你睡不着，人家打鼾了呢。”我想想也是，想放宽心去睡，可心里那种被怠慢的感觉怎么也按捺不下去。人到了圈子里，那自尊心就没有办法不是超度的敏感。袁震海不仅是怠慢，简直就是戏弄！该死该死，他真的是该死！我睡不着，把这件事翻来覆去地想，越想越感到还有一点别的意味在里面。袁震海他怎么有把握我不会把空着一块的报告往上面一交？真交了他怎么下台？他不止是怠慢我，还是怠慢马厅长啊，他敢，他居然敢！
想到这一点我心中划过一道闪电，又打了一个炸雷！马厅长今年五十八，按照二五八的政策，五十二不提处，五十五不提厅，到了五十八，厅长也要让贤了。十年来马厅长在卫生厅说一不二，谁不拿他的话当圣旨？难道袁震海听到了什么风声？不可能吧。我总觉得袁震海的行为有点异样，还是想不透其中的道理。
我把报告的草稿交给马厅长，马厅长不高兴说：“那我只好周末加班来弄它了。”话不重，可比打我一个耳光还难受，我这个助理是怎么当的？袁震海的过错，难道要我跟他扛着？我只好把几次催袁震海的事说了，但没敢说打了马厅长的旗号去催的情节。连我这个厅长助理稍有怠慢都堵在心中沉沉的一块放不下来，碰了马厅长一下那还得了？我汇报了，就等于说他的绝对权威不那么绝对了，这话好听？马厅长听了说：“知道了。”我不再多说。
我总感到马厅长“知道了”三个字是有份量的，但想不透。马厅长会不会想着我是一个小人，为了保自己就把别人推了出来，所以他不置可否地说了这么一句？如果这样我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后面也许还有什么内容，他明白了，但不点破。那内容又是什么呢？我得想想，好好想想。
在听了马厅长的报告之后我深受鼓舞。我的草稿中谈的是今年的工作思路，可马厅长作了重大修改，把时间推上去了，连以后三五年的规划都谈到了，准备盖新的办公楼，准备把后面皮箱厂的地征进来，准备研究出几种能在全国打开市场的中成药，等等。信息是明确的，他马垂章今年不会下台。只要他不下台，我就有足够的时间积蓄资历，就有了缓冲的机会。当然这是几家欢乐几家愁的事，肯定有人是很不高兴的。我去看孙副厅长的脸色，也看不出什么。
可几天后的厅办公会议又使我的信心受到了动摇。本来马厅长准备把中医研究院医政科的左科长调到医政处当副处长，这件事他也跟我透过风。可办公会议开到一半，准备讨论人事问题的时候，孙副厅长说：“马厅长有一种意见我觉得很好的，很正确的，厅里提拔干部，主要从厅里内部解决，这是对厅里广大干部的关心，谁工作得好，就有机会，这条政策虽然从没形成文字，但厅里在马厅长的领导下，长期以来是这样做的。厅里能够做到人心安定，工作顺利展开，用人的思路是一条很重要的原因。”孙之华的话让我吃了一惊，这不是先发制人堵着马厅长吗？会场上的空气一时有点紧张，没有人接下来说话。沉默了足足有两分钟，这两分钟比两个小时还长。马厅长说：“我原来有个想法，想把左文松同志调到医政处来帮助袁震海同志工作，是不是合适，大家可以议一议。”又沉默了一两分钟，我觉得自己是非站出来不可了，反正没有马厅长就没有我，我豁出去了，就说：“左文松同志因为跟我的专业比较接近，我还是了解他的，不论从专业水平还是工作能力，他都还是可以胜任的。”我刚说完袁震海马上说：“我们医政处如果能来一个懂得西医业务的人，可能更好一些，开展工作更顺利一些，毕竟我们的工作对象大多数都是与西医有关的，不然就不太成比例了。”他在暗示厅里的干部学中医的太多，他敢！他居然敢！看来他也是豁出来了。十来个人你一言我一语，说的都是这件事，可真有点站队的意味了。马厅长说：“这件事有不同意见，暂时放一放，大家先议一议药品检查问题。”
事情很快就在厅里传开了，马厅长在六月份的去留，本来似乎不是一个问题，现在却成为一个问题了。大家每天上班，私下里隐隐约约闪烁其辞但意义却非常清晰的议论也多了起来。星期天我去少年宫送一波上书法班，人事处贾处长正好送女儿上舞蹈班，见了我神秘地说：“你注意没有，领导上这一次没拍板，把事情搁下了。我在人事处这么多年，这是第一次。这后面莫不真有点什么风声？”我说：“你说呢，你搞人事的总该知道一点。”他说：“我正想问你呢，你在省里有没有人？我方向不明夹在中间，做人容易吗？”我说：“没想到袁震海的胆子这么大，他敢站在领导的对面。”他说：“也有人说你的胆子大呢。”他又说了几句，匆匆去了。
贾处长的话使我的危机感陡增。按政策马厅长是下定了，他下了我就完了。袁震海正是看清了这一点，才赌宝似地在孙之华那里一赌。马厅长下了，不论将来孙之华是否能主政，他都是赢家。真到那一天，我就如股票撞上跌停板了，还可能是连续几个跌停板。这时我又感觉到周围的人对我的态度有了一点变化，没别人的时候依然亲热着，可在公共场合就摆出一副不咸不淡的嘴脸，他们骑在墙上观察风向，骂他们小人吧也有点冤枉了他们，混了几十年才混出一点眉目，一点生存空间，谁敢拿这点可怜的本钱去赌，去主持正义？都是有老婆孩子的人啊！
我准备趁春节去朱秘书家拜个年，看能不能摸到一点风声。如果大势去了，我还得到孙之华家去拜个年。门难进，那也不得不进，至少我还没跟他撕开脸吧。门再难进也得进啊，只要他不把我拒之门外，看一看脸色也是应该的，不然我就真的撞跌停板了，玩完了。玩完了今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啊！想都不敢想。到了正月初二正准备去孙之华家，钟天佑打电话来说，明天同乡聚会，要我在随园宾馆门口等。我忙问：“小朱去不去？”他说：“有空他就来了。”我第二天上午十点钟到了随园宾馆，口袋里装了四千块钱，准备抢着买单，不一会钟处长开车来了，招呼我上车，谁知旁边还有两个人也是上他的车的，上了车我说：“不在随园？”钟处长说：“找个安静的地方。”又说：“文副省长今天可能会来。”到了城郊的丘山酒家下了车，已经来了几辆车。我说：“我还不知道这里有一家家乡的酒楼。”就上了二楼。朱秘书果然在，我想，这是天要助我啊！老板来了，对着我们几个抱拳打拱，说：“今天大家看得起我一个做生意的人，让我作了这个东，这是给我脸啊！我特地请了做国宴的厨师来了。”中午就我们两桌，其它人一概不接待。大家相互认识了，大都是厅长一级的人物，只有我最不起眼。我的名片有上拿和下拿两种拿法，我把一叠名片拿出来，从下面抽出来，是博士导师，跟大家交换了。大家说着话，等文副省长来。我凑到小朱身边说：“卫生厅最近有一点小风波，你们在上面知道不？”他说：“也知道一点。”我说：“不知道风到底哪边吹？你不知道我们办事的人有好难，踩一步都是地雷，今天不爆明天也是要爆的。”他说：“省里还没讨论。”我说：“有那么一点点意向也是好的。”他指了钟处长说：“那你要问他。”钟处长说：“还没讨论。我们到时候提了方案，等上面批了，还要考虑人大会议能不能通过。”我说：“钟处长透一口气给我们办事的人，我们也好做人一点。”钟处长说：“真没有什么气可透的。”小朱说：“池处长你按组织原则办事，今天谁当家你就听谁的。”我觉得这句话倒有了一点意味。人家做干部工作的，不能说就是不能说，有这么一点意思，就算一个信息了。我也不再追问，反正是不去孙之华家了。
等到一点钟文副省长还没来，大家都很有耐心，没有人催饭。崔老板不时地过来斟茶递烟，很知趣地不坐下来说话，他明白这里没他说话的份。到一点半钟文副省长来了，大家都拥到门边，文副省长说：“来迟了，好不容易才从梦泽园脱身出来，来看看大家，酒是不能再喝了。”又抱拳说：“这就给各位老乡拜年了，也代表梅书记给各位拜年了。”我想着既然梅书记的秘书能到这里来，文副省长跟梅书记关系肯定非同一般。上来的第一个菜是烂炖牛鞭，接下来是红烧鸡冠，油卷兔耳，卤牛鼻，法国蜗牛，清炖山鸡等，都是没见过的菜，酒是XO。崔老板亲自布菜，却不上桌，也没人喊他入坐。我想着自己带四千块钱，真要我付钱，连酒钱都不够。喝着酒气氛就亲热了，议论起省委省政府的事情，毫无顾忌，说到自己还想进步的愿望，也毫不掩饰。在这里大家想什么说什么，倒也不失一份真诚。平日里这些人将自己最大的愿望缄口不提，口口声声要有服务意识公仆意识，老百姓虽不傻，却也习惯了这些表白，不去认真，谁敢？我看着这些人微醺的神态，竭力想象过了春节又坐在台上慷慨陈辞该是一副怎么样的模样？财政厅牟副厅长提起自己几年没动，说：“钟处长你是处长管厅长，你把我当作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了。”钟处长说：“找我不管用，要找他。”指指另一桌的文副省长。大家过去跟文副省长敬酒，文副省长望了我说：“你就是小池吧，钟天佑跟我说起过。”我几乎感动得要掉泪，自己的名字居然从文副省长的口里说出来了！我鼓起勇气把名片呈上去一张，趁势鞠了个躬。回去的时候我把车门边的纸袋向钟处长示意了一下悄声说：“别人送我的，我也不抽，你拿两条给小朱。”纸袋里是四条大中华烟，我一早买来的。钟处长说：“那就……”
春节过后厅里的局面就明朗了，孙副厅长跟马厅长摊了牌，万事不合作。我没想到孙之华做马厅长的副手十来年，竟会闹到这种地步。人们私下里传说孙副厅长跟马厅长摊牌的经过。孙之华说：“你五十八九了，你就是这几个月半年不到的事了，我五十才出头呢。”传说无法证实，但在厅办公会上，马厅长点了孙副厅长的名，指出他春节动用公车回家乡的事实，应该出一百一十七元油钱。孙之华马上反驳说：“我往家里跑一趟该出油钱是不错，但有人十多年来用公车往家里跑几千趟，那该出多少钱。也请同志们算一算。”空气一时紧张得能够点燃，有两个人装着上厕所出去，走到门边夸张地解着皮带示意着，躲开了。我想起钟处长“今天谁当家就听谁的”那句话，也顾不得孙之华当年是帮过我的，咬牙撕开脸皮说：“这倒不是一回事，平时用车是上下班。”袁震海马上说：“一样是公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