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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让人赞叹的是，呼天成的种植是没有时间性的，那是一种长期的效应。只要他活一天，这个巨大的人生磁场就会不停地发挥效应。那么，如果有谁胆敢反对呼天成的话，哪怕呼天成不吐一个字，也会有人站出来说话的！
后来，当老秋成了京城元老之后，曾说过一句话。他说，我这一辈子，就服气一个人，就是人家老呼。他说，他比我强，四十年不倒啊！
呼家面
那年，临近年关时，呼天成确实发愁了。他不是愁过年的问题，他愁的是没什么可送。眼看时近年关了，给老秋他们“慰问”点什么呢？那些年，呼天成一直忙于“新村”的建设，等房子一座一座盖起来时，村里已经很空了。过去每逢年里节里，他都是要送一点什么的。今年该送什么好呢？
就在那个飘着雪花的早晨，呼天成在村子里转了一圈之后，心不在焉地走进了磨面房。那时，呼家堡已有了两台小钢磨。。。时近年关，磨面房很忙，机器轰轰隆隆地响着。这种小钢磨磨的面很粗，号称“一风吹”。呼天成围着钢磨转了一圈，不经意地看了两眼，微微地摇了摇头。当他扭身要走的时候，却又忍不住说了一句：“这面能不能磨得再白一点？”
当时，在磨面房帮助干活的是刚从部队回来的复员军人王炳灿。王炳灿是个能人，他虽然回来时间不长，但他的精明已是众人皆知了。王炳灿赶忙说：“咋不能？”他接着说，“呼伯，你要多白吧？”
呼天成站住了，说：“这不是‘一风吹’吗？”
王炳灿说：“是‘一风吹’，不过，我有办法。”
呼天成笑了，说：“你有啥办法？”
王炳灿说：“我试了。要想白，多垫两层细箩，多磨几遍，要多白有多白。”
呼天成笑了，说：“就这么简单？”
王炳灿说：“这就看是谁干了。我干，就这么简单。”
于是，呼天成说：“那你就给我磨吧，别可惜粮食，要最白的，你给我磨一百斤。”
王炳灿说：“我在书上看了，细面有三种：75％、65％、50％的。你要哪一种？”
呼天成用赞赏的目光看了看他，说：“那就要50％的吧。要白，要筋道，你给我五斤装一袋。”
王炳灿马上说：“我知道了，要小袋。”
呼天成往外走了两步，又折回身来说：“炳灿，好好干吧，以后，这一摊就交给你了。”
后来，就是用这种普通的小钢磨改造后磨出来的细白面，有一袋送到了当时的省委副书记老秋的家里，当然还有一些其他，都是小小不言的。那时全国还都在吃85％面，即使是省委书记，也还从没吃过这种像雪一样白的50％粉（虽然是“土法上马”）。就在那年春节，老秋家包饺子用了呼家堡的小袋白面，那面的确白，也筋道。老秋吃了大加赞赏。过罢年，刚好省里进了两套大型的磨面设备，那时还是计划经济时期，机械设备是由省里统一调拨的。在分配指标的时候，老秋想到了呼家堡。于是，老秋大笔一挥，就把其中的一套批给了呼家堡。在那个时期，设备批给你或批给他，是没有分别的，只要是集体就行。那套设备价值百万，可呼家堡却一分钱也没有花……
当那套设备运到呼家堡的时候，一开始，呼天成也并没多看重。就觉得磨面房大了一些而已，可以磨多遍面了。可是，到了第二年的冬天，村里的会计的一句话竟把他说愣了。
会计说：“我把数字打出来了。就今年，咱那个磨面房，钱挣了四十七万，还余了十五万斤麸子。”
呼天成怔住了，他怔怔地说：“多少？你是不是算错了？”
会计老德说：“没有错，四十七万。”
呼天成又问了一遍：“多少？”
老德说：“四十七万。”
那时候，四十七万是一个巨大的数目！连呼天成也没想到，一个磨面房会挣下这么大的数儿，那不就是“多遍面”吗？！然而，能磨“多遍面”的，在整个颍平县，他们却是独此一家。后来呼天成不再吭声了，他一句话也不说，就那么沉默了很久很久。后来他说：“这个数字，要保密。”
那年冬天，呼天成作了一个让人无法想象的决定，那是个大手笔！
就在快到年关的时候，呼天成让面粉厂赶制了一万包小袋（五斤装）精粉，再加上别的礼物，分别派出了七个小组，前去“慰问”那些与呼家堡有关联的“方方面面”。“方方面面”在这里成了一个个人的代名词，那是一个由呼天成开列的长长的名单。从县城到市里，从省城到北京，这是一次耗费巨资的“慰问”。呼天成把这次行动叫做“千里送鹅毛”。在整个呼家堡，除了老德之外，没有一个人知道，呼家堡收入的第一笔巨款——四十七万，有一大半“千里送鹅毛”了！
那一年，呼家堡人并没有分红。春节时，呼家堡人吃的仍然是85％面包成的饺子，连呼天成也不例外。
不过，就在“千里送鹅毛”之后，村里的会计老德光荣地退休了。从此“铁算盘”老德成了菜地里的一名菜农，干的是轻活。
应该说，呼天成是无心插柳。他看重的是“人场”，他要种植的是一个有放射性的声音。在那七年时间里，他几乎是年年如此的“慰问”。可他没有想到的是，在无意之间，他做了一个天大的“广告”！在一些有“身份”的家庭里，“呼家面”这个名称不胫而走！
“呼家面”这个品牌，是从人们的口头走向市场的。它先是悄悄地在一些“体面”的人家流行，而后才走向社会的。这种小袋装的面粉，在一个时期里，成了高贵和体面的象征。后来，当整个社会全面走向商品经济时，那种小袋食品的方便快捷，已成了所有食品行业争相模仿的一种包装。
三年后，当呼天成决定更换面粉厂的设备时，他所培植的“人场”发挥了极大的效用。那时候，买进口设备是需要上头一层一层来批的，那些“批文”需要过一道道关卡，盖无数个公章。在城市里，有很多单位为了跑“批文”整年住在北京，一两年也不一定能跑下来。可呼家堡要的这套进口的面粉设备，“批文”全部跑下来，却仅用了三十七天！
应该说，一个人的大气是由时光和阅历来熏染的；而一个人的豪气却是由物质来铺垫的。当呼家堡的年收益超过千万时，呼天成那些像树棍一样的字迹就成了无往而不胜的“金字招牌”，成了一道道万金难买的“手谕”。在这方面，呼天成是从不惜乎钱的。他说，钱算龟孙！
然而，呼天成最为高明的一点，是从来不搞“个人行为”。他是从不送礼的。在呼天成的字典里从没有“送礼”这两个字。在这一点上，呼天成可以说是独树一帜。在所有的场合，在所有的交往中，他嘴里从来都说：呼家堡不搞那一套！可呼天成又是最看重情义的。在呼天成字典里装满了“慰问”、“探望”、“支援”、“赞助”、“奖励”等字眼。这些字眼使他日见大度，也使他的行动蒙上了一层高尚的外壳，成了一种有组织的正当行为。
一九八一年，当“呼家面”正式进入省城的时候，呼天成也就打了一个电话。呼天成在电话里对省委组织部干部处处长邱建伟说：“建伟呀，咱家乡的面运到省里，你尝尝吧。”邱建伟心领神会，马上对着电话说：“呼伯，你放心吧。”而后，他先后打了一连串的电话，致使“呼家面”长驱直入，一路绿灯，优先进入了省城的市场。省报副总编冯云山听说后，免费给呼家堡策划了一个活广告：叫做“今年流行‘呼家面’！”省银行行长范炳臣更是不遗余力……连银行系统办的年货里都有一份是“呼家面”。
一九八二年，当“呼家面”初次进入北京市场时，虽然通过了一道道关卡，最后还是陷在了一个食品公司的经理手里。
北京太大了，纵是中央部委的领导，也无法去直接指挥一个食品公司的小经理。那一次，是王炳灿带车进京的，他一共拉去了五辆卡车的面粉，全陷在那儿了。就是那个姓吴的经理，死活不接受！那是呼天成在商品领域里打的第一个败仗。呼家堡生产的面粉长途跋涉运到了北京，原是姓黄的经理答应的，现在换了吴经理，人家一句话，就不要了！当时，前去接洽的面粉厂销售厂长王炳灿又先后跑了十几家食品公司，结果是没有一家愿意要的。五辆车呀！那会儿王炳灿简直愁坏了，当他路过天安门的时候，竟然突发奇想，跑到广场上大哭了一场！到了最后，他那有名的“铁嘴”都磨破了，还是没有把面粉推销出去。最后，他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就连夜给呼天成打了电话，呼天成一听，也坐不住了，他说：“我去一趟，见见这个吴经理。”
于是，呼天成连夜赶到了北京。第二天，当呼天成见到吴经理时，吴经理说：“我很忙，只能给你三分钟的时间。”
呼天成就马上说：“那好，吴经理，咱就长话短说。这样吧，这些面，我们不要了，白送给你们行不行？”
吴经理一听，愣了，说：“什么，什么，白送？”
呼天成说：“这么远的路，我们既然拉来了，也没法再往回运了。这些面粉，算我们白送，你们试试嘛，看看呼家堡的面粉到底咋样。”
吴经理愣了一会儿，冷冷地说：“这不是浪费吗？不合适吧？再说，我们也很忙啊……”
呼天成说：“我知道你忙……”
吴经理打断他说：“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嘛，这可是首都。你说你白送，我们就能要了？”
呼天成看着他，慢慢地吸了一口气，说：“是这样，我看公司里业务多，的确很忙，经理们连辆车都没有，每天骑车上下班，很辛苦啊。咱工农是一家，面我们不要了。另外，咱呼家堡再‘支援’你们一辆车。这几天，来来往往的，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算是补偿吧。”
吴经理不经意地看了呼天成一眼，那会儿是冬天，见呼天成脸黑黑的，上身穿着黑布棉袄，下身是黑棉裤，脚下是圆口布鞋，显得土里土气的，竟然说要“支援”他们一辆车？他觉得这牛皮吹得也太大了！当时，吴经理差一点儿笑出声来。于是，他就用打发人的语气说：“好，好，就这样，就这样吧。你们要是真不要了，就卸下来吧，我让他们试一下。”
不料，却见呼天成又说：“我现在就给你写张‘条子’，三天后，你派人去提车吧。”于是，呼天成当即就给吴经理写了一张便条，放在了办公桌上。而后，他站起就走。
吴经理迟疑了片刻，伸手把那张“条子”拿起来看了，只见那字写得歪歪斜斜、枝里八杈的，根本就像是一场玩笑。于是，吴经理笑着摇了摇头，顺手把那张“条子”团成蛋，扔进烟缸里去了。
三天后，当吴经理又捏起那个团成蛋的“条子”给人当笑话讲的时候，一辆崭新的“桑塔纳”轿车已开到公司的门口！
后来，“呼家面”就成了第一个打入北京市场的外省面粉。
那位坐上了桑塔纳轿车的吴经理，曾不止一次地对人说：“老呼只要写个字，那就是手谕呀！”
鱼和饵
“呼家面”后来能够成为系列化的产品，主要是得力于一个人。
这个人是呼天成专程从省里请来的。
此人姓董，名叫董学林，是省粮食学院的一个教授，研究生物的。人们都称他董教授。董教授是个瘦高个，细眯眼，长着一个红红的蒜头鼻子，戴着一副细腿儿的破眼镜。这位董教授是南方人，说话蛮声蛮气的，家里日子过得并不富裕，派头却很大。当呼天成第一次上门请他的时候，他一口就回绝了，说：“呼家堡是个什么地方？那是搞生物科学的地方吗？开玩笑！”第二次，是邱建伟陪着呼天成一块去的，还带上了省委领导的信，于是，董教授就显得客气多了。他连声说：“邱处长来了，还有什么可说的，我去！”但一谈到具体事的时候，他还是扭扭捏捏地说：“这个，这个嘛。按规定，院里是要收费的。”呼天成笑了，他说：“可以，可以。”接着，董教授又说：“我个人倒没什么。院里呢，是要按钟头收费的，就像上课一样。”邱建伟笑着说：“老董，你放心。院里我打招呼。”呼天成也说：“放心吧，呼家堡是不会亏你的。”
于是，这位董教授就到呼家堡来了。
刚来的时候，董教授非常固执，从来不允许有人反驳他的意见。他总是用手拢着头上那些不很多的头发，头摇摇的，这里也看不顺眼，那里也看不顺眼，到处发表见解，总是说，这个，这个嘛，你们应该这样，你们应该那样……他一说，人们就得照他的意见改，弄得村干部一时无所适从。
有人找了呼天成，呼天成说：“他说什么，你们就听什么。”
可就这位董教授，在他住下的第三天，就贸然夸下海口，说要把他的一种食品保鲜的技术引到呼家堡来，使呼家堡的收入翻三番！他说，这很简单嘛。可就是这个“很简单嘛”的问题，光建实验室就花掉了呼家堡一百万！
可是，呼天成还是一句话：照他说的办！
然而，时间一天天过去了，在他的一再坚持下，需要购买的机器设备也已经到位了（那可是一笔巨款哪），然而，董教授说的那个“很简单的问题”却仍然在“驴蛋上”悬着。就是他说的那个“很简单嘛”的问题，却一直没有解决。谁都知道，如果这个问题不能解决的话，呼家堡最先为试验室投入的一百万就算是白花了……
那是三个月之后的一天下午，这位总是昂着头的董教授，却突然把头低下去了。他先是去厕所里尿了一泡，嘴里嘟哝说：“小便一下，也要跑这么远，太不像话！”接着，他转过身去，猛地把那些用于生物培养试验的罐罐通通扫在了地上，屋子里顿时传出了一片噼里啪啦的碎声！他先是乱发了一顿脾气，接着，像疯了一样，在屋子里来来回回地走动着，最后，他突然一甩手，烦躁不安地说：“我搞不成，我搞不成了！我走，我走！”说着，站起就要走。
这时，陪着他的两个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