务为牵引，专项筹划，重点发展，突出建设的实战针对性。
当代恐怖主义，一般指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的恐怖活动。冷战结束之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生了新的变化。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的发展，在从无序问有序进展的过程中，国际社会各类政治主张纷呈：霸权与反霸权，单边与多边，独立发展与控制发展，民族独立与国家整合，宗教原教旨主张与世俗化倾向，等等，矛盾错综复杂。为实现政治主张，各派力量在手段的选择上日益趋向多样化。恐怖主义因其手段经济、隐蔽、简便易行且社会震撼力强，不仅成为弱小力量对抗强大力量的选择，而且，少数大国也暗中怂恿、支持及操纵恐怖主义组织发难。有学者指出，国家参与或支持的恐怖主义是国家恐怖主义，其危害远远超过一般的恐怖主义组织，也是恐怖主义难以禁绝的重要原因。因此，当代恐怖主义活动成因复杂、数量增多、危害加剧，给国际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我国的恐怖活动，在这个时期也有了新的发展，近年来有加剧的倾向。1999年，许多学者还认为我国尚无明确的恐怖组织出现。危害社会的还只是一般性犯罪动机的使用恐怖手段的犯罪活动，《刑法》规定的“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是预防性的措施。［1］对“东突”、“藏独”等分裂活动，还仅认为是一般的民族、宗教矛盾；而后，随着西部暴力活动的加剧，又发展为“三种势力”的说法，把民族分裂、宗教极端与恐怖主义活动并列对待。这样的认识，在理论上混淆了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对实践指导来说，也容易产生误导，似乎三种势力没有联系。从现实情况来看，所谓“民族独立”、“宗教独立”的实质是分裂国家；所谓“恐怖主义”，则是分裂势力活动手段的极端发展。一旦企图受阻，分裂势力就采取恐怖手段，对政府、社会施加压力，严重破坏公共安全。2002年1月21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题为《“东突”恐怖势力难脱罪责》文章，明确指出“东突”的本质就是恐怖主义，表明国家对这个问题已经有了新的理论认定和实践指导。因此，我国的反恐斗争实际上存在两条线：对一般动机的恐怖活动的打击，对以分裂国家为目的的恐怖主义组织的打击。
从反恐斗争的角度看，当代恐怖主义活动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行为目的趋向极端。以恐怖手段实现政治诉求，是恐怖主义的传统原则，也就是所谓“弱者对强者的战斗，贫穷者对富裕者的报复”。这一原则在当代恐怖主义有了新的发展，走向了极端化，其突出的表现就是肆意扩大打击对象，滥伤无辜。传统的恐怖主义奉行“冤有头、债有主”，主要打击特定的点——人或物，以期唤起社会的支持，对社会伤害较轻；当代恐怖主义。则往往选择具有象征意义的民用建筑、公共设施，或以平民为主体的人群为打击目标，由对点的攻击扩大到对面的攻击，从传统的“不要很多人死，但要很多人看”［2］发展为既要更多的人看，也要更多的人死，还要更多的人恐惧。因此，当代恐怖主义的实质，就是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行为，是国际社会的公害。
二是组织策划更趋于严密与隐秘，难以被察知。20世纪如年代以来，恐怖主义组织的发展呈现出“亚社会”化：或以公开的合法的身份办公司。企业，或接受外部资助，为其发展与行动构筑稳定的经济基础，同时，以严格的纪律约束成员，等级明确。分工清楚，并且有一套防范打击的措施，政府中的一些败类也为其通风报信、使其有能力反侦查或及时逃避打击，给侦查与打击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在行动的组织上，出现了由简单的战术策划向整体筹划发展的趋势，谋求多重打击效果；在行动的实施上，由事后宣布负责转向保持沉默。其行为一旦得逞，不仅给社会带来巨大的物质损失，而且匿名行事，容易使群众在恐惧中疑虑，从而引发众多无端的猜疑，重创社会心理，加剧灾难的后果。美国“9？11”事件就是典型的表现。尤其是打击之后，对手难寻，各种猜忌性的流亡在社会上蜂起，导致人心混乱，经济大用度滑坡。
三是手段残忍。从恐怖活动的历史来看，其手段的选择是无限制的，不存在道义、法律的制约，只要能达到目的，任何能用得上的手段都可以利用。当代恐怖主义对这个传统也有了新的发展。其手段既有现代高技术的，如已使用的生化手段以及威胁将使用的核武器，专家预测可能使用的互联网黑客攻击等，也有传统低技术的、如暴力。绑架。劫持、暗杀、投毒、决水等。“9？11”事件本身谈不上是高新技术打击手段，使用飞机进行自杀式的突袭，“二战”时期日军的“神风队”就有先例。值得注意的是能够隐秘生产并能安全地包装、邮寄炭疽菌，不仅有创意，而且也说明在技术手段上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我国已出现的恐怖活动，虽然还局限于传统低技术的态势，但是，随着社会信息化程度的提高、高科技手段的普及、国际恐怖组织的渗透，恐怖犯罪的手段可能也将朝着多样化、高技术化发展，对我反恐斗争必将提出新的挑战。
四是恐怖组织活动呈跨国发展的趋势。据报道。在阿富汗的本？拉登“基地”组织的训练营地中，世界各主要恐怖组织的许多成员都参加过训练。此次阿富汗反恐战争抓获的战俘，即有来自异国的参战人员，我国有部分“东突”分子也参加了行动。有学者认为，当代恐怖主义突破了地域的限制，开始出现泛化的倾向、“各种恐怖主义者正在加强相互间的合作和联合，很可能形成形形色色的、程度不同的、超国屏的恐怖主义统一截线。”＇3＇恐怖活动跨国发展的蔓延，不仅对国际合作打击恐怖主义，也给我国的反恐斗争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这些特点决定了提高武警部队反恐能力，必须把加强思想建设，认清恐怖主义本质与危害，与党中央决策保持高度一致摆在首位。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恐怖主义组织所提出的政治口号，具有一定的欺骗性，容易迷惑思想。“9？11”事件之后，有一种观点认为是对美国霸权主义的报复。其思想根源，就在于以行动的政治目的为判断标准。这种主观片面性的观点，对部队执行反恐任务有害无益。
从国际恐怖主义泛滥与国际反恐怖斗争合作的历史来看，正因为一些国家从维护或扩张自身的利益出发，把他国恐怖主义组织的政治目标作为评判的标准，才使得国际反恐怖斗争长期困于双重标准，难以有效合作；也才使得恐怖主义组织有机可趁、有恃无恐、泛滥为祸。近年来，我国的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主义在国外反华势力的极力扶持下，加紧了理论编造并加强了宣传，极力鼓吹其崇高的政治理想”，蛊惑人心。国际国内的敌对势力也加紧利用这些理论来推波助澜、如果我们也持这种以政治诉求为依据的双重标准，那么，不仅不利于形成打击“东突”、“藏独”等分裂势力的国际统一战线，而且也容易使官兵思想上产生模糊认识，影响部队的安全稳定，影响反恐任务的完成。
因此，应加强对恐怖主义本质及其危害性的教育，同时，对以恐怖主义为手段的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还应从法理、民族学理与宗教教义的角度进行分析，把握其理论与行为特征，这对孤立恐怖分子、团结广大群众具有重要的实战意义。通过教育，使全体官兵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境内的恐怖主义组织分裂国家、危害社会的犯罪本质，坚定为维护祖国的安全与统一而战、为维护国法尊严而战、为保卫人民生命与财产安全而战的信念，一旦出动，全力以赴，决不手软。
对打击恐怖主义，我国政府历来态度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支持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通过的有关决议，支持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活动。打击国内的恐怖活动，坚持预防为主、打防结合的方针。《刑法》第103条明文规定了“分裂国家罪”。“煽动分裂国家罪”，第120条规定了“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为预防性的打击提供了法律依据。同时，充分发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优势，严查严打，力争把各类恐怖活动消灭在萌芽状态。当代恐怖主义活动隐蔽性强、破坏性大的特点，决定了反恐怖斗争应坚持“严密防范，合力争除，及时善后”的战略指导，坚持防范、打击、救援并举。“9？11”事件表明，对恐怖主义活动，如果在事前不能扼杀，遭打击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因此，在斗争的准备上，当前应注意加强对善后救援的准备，不仅要进行方案、队伍、装备及训练等方面的准备，还应做好社会反恐怖心理作战的充分准备，做到一旦遭到打击，就能够在实施救援的同时，展开强有力的宣传与安抚工作，尽快消除群众的恐惧心理。
从以往所担负的任务并借鉴国外反恐斗争的实践来看，武警部队在反恐斗争中，主要作为武装打击力量使用：平时武装镇守，震慑治安；接警后立即出动，坚决打击恐怖组织，并参与遭打击后的现场清理，消除后果；在作战方面，主要担负反劫持、捕歼、清剿等任务。因此，筹划与指导武警部队反恐能力建设，应该依据国家反恐斗争全局的需求，以反恐作战能力建设为核心，统筹防范与救护能力建设，增强完成综合性任务的能力。努力把点状配置。便于就地就近用兵的优势，转化为具备多种能力、便于灵活使用、确保完成任务的胜势。武警部队的反应能力建设，涉及部队建设的许多方面，如装备建设的发展，战法的改进，与“联指”机构的协同，指挥效率的提高，分队训练的改革，等等。为适应当代反恐斗争的需求，从反恐能力总体构成的角度看，当前，应着重加强情报侦测。快速反应与抵达、综合作战等三项能力建设。
关于情报侦测能力建设。情报灵敏、准确与及时，是反恐能力建设的基础。武警部队的情报侦测能力建设，主要应在三个方面加强：
各级要加强与军队、地方情报部门的联系，拓展渠道。多方获取，既要对国际国内恐怖主义活动的状况有整体上的了解，掌握特点与发展趋势，以指导整体建设，又要对各驻防区域内的社会治安态势、可能发生的恐怖活动有一个切实的把握，加强战备建设的针对性。
在情报的处理与传输上，要实现由简单的描述向综合分析判断转变，及时为领导机关提供决策辅助；由按部就班的传送向实时传报转变，使部队及时掌握总体情况，了解总部的意图与决心，及时做好准备，使总部及时掌握各地情况与部队建设情况，及时对症指导。
要着眼实战的需要，加强侦测器材的建设。不仅要完善装备现有的潜听、夜视等器材，而且要进一步开发能对遮蔽、被封闭脱目标内的情况实施有效侦察的装备。打击恐怖主义的军事行动，除对恐怖组织基地等固定的目标实施一定规模的镇压摧毁外，有相当一部分是捕歼零星或小股匪徒，而且往往是在复杂的地形上作战，如城镇居民地、机舱。船舱、车厢以及岩洞内等等，尤其是反劫持战斗。民匪混杂，对遮蔽目标内的情况的掌握，就成为决定战斗胜利的关键。要减少行动的盲目性，确保人质安全，减轻伤亡，既要靠发挥指战员的主观能动性。群策群力，准确掌握情况，也应该向高科技要战斗力，开发实用高效的侦测装备，穿透视听障碍，使作战部队耳聪目明。
关于快速反应与抵达能力建设。快速反应与抵达是反恐怖战斗突然性的必然要求。要做到快速反应，必须严格落实战备制度，保证通情畅通，确保部队能随时按要求出动。从武警部队现行装备来看，输送装备的数量与质量还不能完全适应快速抵达的需求。解决快速抵达的问题，应该多管齐下：要管理好、发挥好现有装备的效能，保证开得动；要加强与空军、陆航部从以及地方民航部门、水运部门的联系、争取空运、水运的支持，确保能克服地形障碍，及时到位。同时，应该抓住有利时机，加强武警航空兵部队、水上突击部队建设，逐步提高立体输送的能力。
当前，为确保部队能够快速反应、快速增援，应充分发挥武警部队点状配置的优势，构建点面兼顾、快速反应、相互支援的用兵网络。应进一步加强内卫总队各级机动分队建设，提高反恐作战的能力，一旦近警，各点可风立即先行反应，尔后上级再行增援，确保随时上一线，及时控制事态；同时，在各机动师配置反恐突击连，作为各战区的预备队，担负相应地区的支援任务。为确保消灭防区结合部的“死角”，总部应组织各省总队驻省域边界的部队开展协作，指定负责部队，明确作战区域与任务、协同方法、保障协作方式，并进行协同反恐作战训练，使恐怖组织无法在“三不管”的地域寻隙生存。
关于综合作战能力建设。所谓“综合”，就是“防、打、救、抚”等多种能力的综合。由反恐斗争的综合性的特点所决定，担负任务的部队不仅要具备过硬的作战能力，完成好反劫持、捕歼、清剿等任务，同时，还应具备一定的防范与消除恐怖打击后果的能力，如对进入重要目标的人员与物品的安全检查，对遭袭击目标的抢救与清理，排爆各类常见的爆炸物品，及时侦测与消除生化污染。尤其是反生化打击能力的建设，需要重点加强。我国以往的防生化作战，重点是部队防护，对社会防护的准备欠缺。据对天津市的调查，全市近千万人口，军地双方都没有一支专职的反生化队伍，没有专项的应对预案，也缺乏必要的物资准备。一旦发生大规便的生化袭击，后果不堪设想。武警部队作为相对稳定驻守的武装力量，若组建反生化作战分队，不仅有利于平时反生化犯罪，战时也能发挥重要的作用。安抚工作，虽然以驻地党委政府为主体实施，作为救援现场的一线力量，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