哗啦！连我这个关心文学事业的人都受不了，何况那几位当事人？！
三十年代我只能靠个人奋斗和朋友关心活下去的日子里，一位有才华、有成就的电影女明星因为“人言可畏”自杀了。但是在个人奋斗受到普遍批判的今天，怎么还有那么多的“人言”？而“人言”又是那么“可畏”？
文明社会应当爱惜它的人才，应当爱护它的作家。如果没有丰富的文化积累，如果拿不出优秀的现代文艺作品，单靠大量的出土文物，也不能说明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必须跟一切带封建性的东西划清界限。那么对那些无头无根的“人言”，即使它们来势很猛，也可以采取蔑视的态度，置之不理吧。五六十年来我就是这样应付过去的。甚至在“四人帮”垮台以后，我还成为“人言”的箭靶，起先说我结婚大宴宾客，宣传了将近两年；最近又说我“病危”，害得一位老友到了上海还要先打听我家里有无“异状”。我总是要“病危”的，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我手边还有未完的工作。
我感到遗憾的是我不能说服那位女作家，使她接受我的劝告。她带着沉重的精神负担去南方疗养，听说又在那里病倒了。我不熟悉她的情况，我还错怪她不够坚强。最近读了她的小说《方舟》，我对她的处境才有了较深的理解。有人说：“我们的社会竟然是这样的吗？”可是我所生活于其中的复杂的社会里的确有很多封建性的东西，我可以举出许多事实来说明小说结尾的一句话：“做一个女人，真难！”
但是这种情况决不会长期存在下去。《方舟》作者所期待的真正的男女平等一定会成为现实。我祝愿她早日恢复健康，拿出更大的勇气，为读者写出更好的作品。
五月十六日
上海文艺出版社三十年（1）
不久前一位在上海文艺出版社主持工作的朋友来看我。他知道我有病，坐下就说明来意：希望我为出版社成立三十年讲几句话。我道歉说，我行动不便，少出门，不能到会祝贺。他便说你写三五百字鼓励鼓励吧。交谈起来我才想起文艺出版社最初还是由几家小出版社合并起来组成的，那些小出版社中有两家同我有关系，那就是文化生活出版社和平明出版社，有一个时期我还是这两家出版社的总编辑（我为平明出版社工作的时间短，还不到两年），虽然没有拿过工资、印过“名片”，但实际上我却做了十几年编辑和校对的工作，所以朋友一提到这件事，我就明白他的意思：这里面也有你十几年的甘苦和心血，你总得讲两句。
他的话像头一样打中了我的要害，我本来决定不写什么，但是想到了自己过去的工作就有点坐立不安，不能沉默下去了。那么想到什么就写点什么吧。
我想先从自己谈起。现在再没有人“勒令”我写“思想汇报”和“检查交代”了。可是每次回忆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我总想写一点“检讨”之类的东西。倘使拿我要求别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我每样工作都做得很不够。我当初搞出版工作，也是如此。我没有计划，更没有所谓雄心壮志。朋友们试办出版社，约我参加工作，我认为自己可以做点事情，就答应下来。那时文艺书销路差，翻译小说更少人看，一本书的印数很少，不过一两千册，花不了多少成本。朋友们积了一笔钱，虽然不多，但几本书的印刷费总够支付，其余的则靠个人的义务劳动，出版社就这样地办了起来。从几本书到几十本书，几百本书，出版社遭遇了大大小小的灾难，一位有才华的散文家甚至为它遭到日本宪兵队的毒手，献出了生命。我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了十四年，写稿、看稿、编辑、校对，甚至补书，不是为了报酬，是因为人活着需要多做工作，需要发散、消耗自己的精力。我一生始终保持着这样一个信念：生命的意义在于付出、在于给与，而不是在于接受，也不是在于争取。所以做补书的工作我也感到乐趣，能够拿几本新出的书送给朋友，献给读者，我认为是莫大的快乐。
但是这样的解释并不能掩盖我工作的缺点。我当时年轻胆大，把任何工作都看得十分简单，对编辑、出版的事也是这样看待。不用设想，不用考虑，拿到什么稿子就出什么书。不管会与不会，只要有工作就做。当时做事情劲头大，印一本书好像并不费事。我还记得为了改正《草原故事》（高尔基原著）中的错字，我到华文印刷所去找排字工人求他当场改好。那个年轻工人因为下班后同女朋友有约会，显得很不耐烦，但是我缠住他不放，又讲了不少好话，终于达到了目的。
我这一生发排过不少的书稿，我自己的译著大部分都是我批了格式后发排的。我做这个工作从来粗心草率。抗战初期我看见茅盾同志批改过的稿件，才感到做一个责任编辑应当付出更多的精力和心血。近几年偶尔见到别人发排的书稿，我不禁大吃一惊，那样整齐，那样清楚，那样干净！我见过一些西方作家的手稿，有人甚至把校样也改得一塌糊涂，我自己也有过这样的事情。我惭愧地想：倘使我晚生几十年，不但搞不了编辑的工作，恐怕连作家也当不成。我见过不少鲁迅、茅盾的手稿，它们都是优美的艺术品。而我的手稿，甚至今天寄出去的手稿，还是歪歪斜斜，字字出格，连小学生的课卷也比不上。我承认作为十全十美的作家我太不够资格，不仅拿出手稿展览我感到脸红，遇到有人找上门来要求题字，我更感到痛悔，悔恨当初不曾练就一笔好字，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会变成“社会名流”。
话题扯得太远了，还是简单化好些。工作做得仔细，稿子抄得工整，有什么不好？！不过从著作人的立场看来，出版一本书花费的时间似乎长了一些。一本不到十万字的书稿，我送到一家大出版社快一年半了，还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可以跟读者见面。这些年同某些出版社打交道，我有一种不应有的感觉：对方好像是衙门。在这方面我有敏感，总觉得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出现了出版官。前些时候一个在出版社工作的亲戚告诉我，有人夸奖他们是“出版家，不是出版商”。他似乎欣赏这种说法，我就半开玩笑地说：“你不要做出版官啊！”我念念不忘“出版官”，这说明我和某些出版社的关系中，有什么使我感到不平等的因素。
我过去搞出版工作，编丛书，就依靠两种人：作者和读者。得罪了作家我拿不到稿子；读者不买我编的书，我就无法编下去。我并不怕失业，因为这是义务劳动。不过能不能把一项工作做好，有关一个人的信用。我生活在“个人奋斗”的时代，不能不无休止地奋斗，而搞好和作家和读者的关系也就是我的奋斗的项目之一，因此我常常开玩笑说：“作家和读者都是我的衣食父母。”我口里这么说，心里也这么想，工作的时候我一直记住这两种人。尽管我所服务的那个出版社并不能提供优厚的条件，可是我仍然得到各方面的支持，不少有成就的作家送来他们的手稿，新出现的青年作家也让我编选他们的作品。我从未感到缺稿的恐慌。
那个时候出版社少有人关心。即使是成名的作家，也找不到按月领工资的机会。尽管在学识上，在能力上我都有缺点，但是我有一种不错的想法：编者和作者站在平等的地位；编辑同作家应当成为密切合作的朋友。我不能说我已经办到了。但是我经常意识到我和作家们走向同一个目标。我们工作，只是为了替我们国家、我们民族作一点文化积累的事情。这不是自我吹嘘，十几年中间经过我的手送到印刷局去的几百种书稿中，至少有一部分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我国人民的生活。它们作为一个时代的记录，作为一个民族发展文化、追求理想的奋斗的文献，是要存在下去的，是谁也抹煞不了的。这说明即使像我这样不够格的编辑，只要去掉私心，也可以做出好事。那么即使终生默默无闻，坚守着编辑的岗位认真地工作，有一天也会看到个人生命的开花结果。我并不因为自己在这方面花费了不少时间感到后悔，我觉得惭愧的倒是我不曾把工作做好，我负责编辑、看过校样的书稿印出来后错字不少，越是后期出的书，错字越多。对作者和对读者我都感到歉意。
上海文艺出版社三十年（2）
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回过头去，倘使能够从头再走一遍几十年的生活道路，我也愿意，而且一定要认真地、踏实地举步向前。几十年的经验使我懂得多想到别人，少想到自己，便可以少犯错误。我本来可以做一个较好的编辑，但是现在已经迟了。
然而我对文艺编辑出版的工作还是有感情的。我羡慕今天还在这个岗位上勤奋工作的同志，他们生活在新的时代，他们有很好的工作条件，他们有机会接近作者和读者，他们编辑出版的书受到广泛的欢迎，一版就是几万、几十万册。寒风吹得木屋颤摇、在一盏煤油灯下看校样的日子永远不会再来了！丢掉全部书物仓皇逃命的日子永远不会再来了！他们不可能懂得我过去的甘苦，也不需要懂得我过去的甘苦。我那个时代早已结束了。
现在是高速度的时代。三十年不过一瞬间。一家出版社度过三十年并不难，只是在一切都在飞奔的时代中再要顺利地度过三十年就不太容易了。现在不是多听好话的时候。“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振兴中华”的两面大旗在我们头上迎风飘扬。但是真正鼓舞人们奋勇前进的并不是标语口号，而是充实的、具体的内容。没有过去的文化积累，没有新的文化积累，没有出色的学术著作，没有优秀的文艺作品，所谓精神文明只是一句空话。要提供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相适应的充实的内容，出版工作者也有一部分的责任。我相信他们今后会满足人民群众更大的希望和更高的要求。
庆祝三十岁生日，总结三十年的工作经验，不用说是为了增加信心，做好工作。我写不出贺词，只好借用去年七月中说过的话表示自己的心情：
对编辑同志，对那些默默无闻、辛勤工作的人，除了表示极大的敬意外，我没有别的话可说了。
五月二十七日写完
三访巴黎（1）
一九八一年九月十六日上午我到了巴黎戴高乐机场，民航班机提前半个小时着陆，我也提前离开机场，因此没有能见到专程来迎接我们的法中友协的一位负责人贝热隆先生。贝热隆先生是我的老朋友，两年前我们到法国访问就受到他热情的接待，他为我们安排整个日程，陪着我们从巴黎到尼斯、去马赛、访里昂。我还记得有天下午我在巴黎凤凰书店同读者见面，为他们在我的作品上面签名，书是新近在巴黎发行的，也有一些来自北京，还有一些从香港运来。我见到不少年轻的面孔，似亲近，又像陌生。年轻人都讲着我熟悉的语言，虽然他们来自世界各地，有着不同的遭遇。我一下子就想起了二十年代的自己，我的心和他们的心贴近了，我轻快地写着自己的名字，仿佛他们是我的亲友。贝热隆先生是这家出售中国图书的书店店主，他了解我的心情，他为我的忙碌高兴，他还在旁边插话介绍我在法国访问的日程。这些年轻人大都是常来的顾客，他们一下子就把桌上一大堆新出的法译本《家》搬光了。这一个小时过得多么快！朋友们催我走，我的心却愿意留在读者们的中间。分别的时候那个在北京学过汉语的女店员紧紧握着我的手，激动地说：“请再来！”我笑着回答：“我一定来。”凤凰书店的名字从此印在我的心上。我万万想不到一年以后我会在法国报纸上看到凤凰书店被人破坏的消息：店面焚毁，店员受伤，剪报是尼斯的法国朋友寄来的。我立刻想到贝热隆先生，这对他该是多大的打击。我托人发去了慰问的电报。又过了一年多，一直到这次动身的前夕，我才知道书店已经恢复，由贝热隆先生继续负责。我多么想同贝热隆先生见面，并且在复兴的凤凰书店畅谈。这是我三访巴黎的一个心愿。愿望终于成了现实。尽管那个上午意外地下起了雨，但是小小的书店里仍然有不少的读者。贝热隆先生发出爽朗的笑声在店门口迎接我们。看到他的笑脸，我抑制不住奔放的感情，很自然地扑了过去。我们紧紧地抱在一起。他无恙，我也活着，书店比两年前更兴旺，书也似乎多了些。我又听见贝热隆先生的响亮的声音，他不休止地谈论中法人民的友情。我在一本又一本的新书上写下自己的名字。我写字吃力，却并不感到疲劳，我又看见那些讲着我熟悉的语言的年轻人，也可以说我又见到了五十多年前的自己。我在书店里又待了一个小时，告别前我还和店员们在门前照了相。我感到遗憾的是那位在一年前受了伤的女店员到北京访问去了，我没有能同她握手表示慰问。但是在书店里我意外地见到车夫人，两年前在尼斯殷勤接待我们的女主人，她刚刚访问了中国回来就赶到书店来同我们相见，她还带了一本新出的我的短篇集《复仇》，薄薄的一本书，上面似乎还留着二十年代一个中国青年的面影，我好像做了一场大梦，我不再是那个在卢骚（梭）像前徘徊的孤寂的年轻学生了，我有了这么多的朋友，我感激地为她签了名，题了字。
第二天我和一位朋友去拜访马纪樵夫人，她是法中友协的另一位负责人，一九七九年我第二次访问巴黎曾受到她的亲切接待。她经常开着小车到旅馆来接我出去进行参观活动。这一次我没有看见她，问起来才知道她伤了脚在家休养，又听说她在写一本关于中国农村的书，她曾在我国北方农村做过几次调查。马夫人住在郊外的一所整洁的公寓里，他们夫妇在家中等待我们。夫人的伤已经好多了，她的情绪很高，宾主坐下互相问好之后我们又开始坦率交谈。我很想知道法国知识界的情况，主人谈了她的一些看法。正直，善良，真诚，坦率，喜欢独立思考……二十年代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