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图书公司愿意照付“版税”，我说：“还是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吧。”我只提出一个要求：新版一律根据作者最近的修改本重排。我并没有改变自己的看法，我仍然主张著作的版权归作者所有，他有权改动自己的作品，也有权决定自己作品的重印或停版。我一直认为修改过的《家》比初版本少一些毛病，最初发表的连载小说是随写随印的。我当时的想法和后来的不一定相同，以后我改了很多，文字和情节两方面都有变动。随便举一个例子，一九五七年我编《文集》却让婉儿活了下去，接着又在《春》里补写了婉儿回到高家给太太拜寿的一章，我以为这样处理更接近真实，冯乐山讨一个年轻的小老婆，并不单是为了虐待她，也是为了玩弄她，他高兴时还可能把婉儿当成宝贝。在补写的《春》的第六章里婉儿对淑英们揭露了冯乐山“欺负孤儿寡妇”的“伪君子、假善人”的行为，她最后说：“我初到冯家的时候……挨骂又挨打。饭也吃不下……只怪自己命不好，情愿早死……我真想走鸣凤的路。现在我也变了。既然都是命，我何必怕他们！该死就死，不该死就活下去。他们欺负我，我也不在乎。我心想：我年轻，今年还不到二十岁，我总会死在你们后头。我会看到你们一个一个的结果。”今天重读改订后的《激流三部曲》，我仍然觉得这样写婉儿比较好。她的性格显著了，冯乐山的也更鲜明了。《三部曲》中像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我决不会删去补写的章节，让《三部曲》、让《家》恢复原来的面目。去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编印《新文学大系》（第二个十年），在《小说专集》中收入我的《家》，他们一定要根据一九三三年开明书店的初版本排印，花了不少功夫居然找到了印数很少的初版本。他们这样做，大概是为了保存作品的最初的面目。但是我的情况不同，作品最初的印数不多，我又不断地修改，读者们得到的大多是各种各样的改订本，初版本倒并不为读者所熟悉，而且我自己也不愿意再拿初版的《家》同读者见面，我很想坚持一下不让初版本入选，但是后来我还是让了步。我想：“不要给别人增加麻烦吧，它既然存在过，就让它留下去吧，用不着替自己遮丑，反正我是边写边学的，而且《新文学大系》又不是给一般读者阅读的普通读物。”作品给选进《新文学大系》，戴上“文学”的帽子，当然要受“体例”等等框框的限制。
但是现在由自己编辑出版单行本，丢开“文学”的头衔，我便感到自由自在了。我希望有一天新的改订本会淘汰掉那些盗印本和“租型本”。
在改订本中最先印出来的不用说就是《激流三部曲》。关于它，我还想讲几句话。也许有人认为我已经讲得够多了，但话总是讲不完的。有人批评我“反封建不彻底”，有人断定《家》早已“过时”，可是我今天还看见各式各样的高老太爷在我四周“徘徊”。在我还是一个“懂事的”小孩的时候，我就对当时存在的种种等级抱有反感。我父亲是四川广元县的县官，他下面有各种小官，他上面有各样大官，级别划分十分清楚，谁的官大，就由谁说了算。我“旁听”过父亲审讯案件，老百姓糊里糊涂地挨了板子还要向“青天大老爷”叩头谢恩。这真是记忆犹新啊！
我当初写《家》，矛头就针对父母包办婚姻、干涉子女自由等等封建流毒，绝没有想到《家》发表后五十三年，又轮到我来写批判“买卖婚姻”的随想。有一件事情我实在想不明白，近来常从新闻报道、广播宣传中听到关于“红娘”的消息，好像许多地方都有“红娘”在做好事。我们从小就熟悉《西厢》的故事：只知道“门当户对”的老夫人违背了自己的诺言，使有情人成不了眷属。小丫环红娘才挺身出来，传书带信，巧计安排，让这一对青年男女实现他们的心愿。红娘能够发挥她的作用，正因为她生活在“男女授受不亲”的时代，上面还有一位昏聩、专横的老夫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毒素又深入人心，她“穿针引线”，不顾这一切，她是“反封建”的“战士”，决不是一个媒人。倘使活到今天，她也不会听从老夫人的吩咐，给莺莺小姐介绍“门当户对”的对象。难道在我们这个社会里，男女青年间或者大年龄的男女青年间就没有正常的社交活动，就不能自由恋爱，不能依照婚姻法自由结合，必须求助于“父母”和“媒妁”吗？
为旧作新版写序（2）
不管相信不相信，今天还有不少的崔老夫人和高老太爷，“门当户对”至今还是他们决定子女婚姻的一个标准。听话的孩子总是好孩子。为了“婚姻自主”多少青年还在进行斗争。
十载“文革”期间，有人批评《激流》毒害青年，说我的小说是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多么大的罪名！今天我仍然要说我喜欢这个三部曲的主题：青春是无限的美丽。未来永远属于年轻人，青年是人类的希望，也是我们祖国的希望。这是我的牢固的信念，它决不会“过时”。我相信一切封建的流毒都会给年轻人彻底反掉！
其他，我不想讲下去了。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一日
人道主义
一位在晚报社工作的朋友最近给我寄来邓朴方在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全体工作人员会议上的讲话。这篇讲话发表在《三月风》杂志上，我看到的是《人民日报》转载的全文。朋友在第二节的小标题上打了两个圈，他在信里写道：“您大概不会把看做洪水猛兽吧。”原来这一节的小标题是《我们的事业是人道主义的事业》。讲话并不长，特别是第二节留给我深刻的印象：讲得好！
关于人道主义，我也有我的经验。一九七九年五月我访问巴黎回来，在北京作家协会朋友们的一次小型宴会上，闲谈间，我说：“讲一点人道主义也有好处，至少不虐待俘虏嘛！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些人无缘无故把人打死，只是为了‘打坏人’。现在知道打死了不少好人，可是已经晚了。”没有想到席上一位同志接口说：“资产阶级也不讲人道主义，他们虐待黑人。美国××影片上不是揭露了他们的那种暴行吗？”这虽然不是原话，但大意不会错。影片我没有看过，因此连名字也忘记了，只记得那个时候正在上演这部影片。
这位同志板起面孔这样一说，我不愿意得罪他，就不再谈人道主义了。但他的话并没有动摇我的看法。我已经听惯了这种“官腔”。我知道在“文革”时期什么事都得跟资产阶级“对着干”。资产阶级曾经用“人道主义”反对宗教、封建的统治，用“人权”反对神权和王权，那么是不是我们也要反其道而行之，用兽道主义来反对人道主义呢？不！当然不会！在十载“文革”中我看够了兽性的大发作，我不能不经常思考造反派怎样成为“吃人”的“虎狼”。我身受其害，有权控诉，也有权探索，因为“文革”留下的后遗症今天还在蚕蚀我的生命。我要看清人兽转化的道路，不过是怕见这种超级大马戏的重演，换句话说，我不愿意再进“牛棚”。我一定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即使口里不说，心里也不会不想，有时半夜从噩梦中惊醒，眼前也会出现人吃人的可怕场面，使我不得不苦苦思索。
我终于从那位同志的话中找到一线亮光：问题大概就在于人道主义吧。为什么有的人那样害怕人道主义？……
我又想起了一件事情。一九六六年我作为审查对象在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的厨房里劳动，一个从外面来的初中学生拿一根鞭子抽打我，要我把他带到我家里去。我知道要是我听他的话，全家就会大祸临头。他鞭打，我不能反抗（不准反抗！），只有拼命奔逃。他并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只听人说我是“坏人”，就不把我当人看待。他追我逃，进进出出，的确是一场绝望的挣扎！我当时非常狼狈，只是盼望那个孩子对我讲点人道主义。幸而在这紧急关头作协分会的造反派出现了。他们来拉我到大厅去，那里有不少外地串连来的学生等待“牛鬼们”去“自报罪行”。那位拿鞭子的中学生只好另找别的“坏人”去了。我还记得他恶狠狠地对造反派说：“对这些坏人就是不能讲人道！”
像这样的事我还遇见不少次，像这类的话我也听见不少次。因此在十年“浩劫”中我就保留着这样一个印象：只有拿鞭子的人才有权谈人道主义，对挨鞭子的人是“不能讲人道主义”的。我常常暗暗地问自己：那么对我们这些挨鞭子的人就只能讲兽道主义吗？我很想知道这兽道主义是从哪里来的。……
前些时候全国出现了一股“人道主义热”，我抱病跟着大家学习了一阵子，不过我是自学，而且怀着解决实际问题的目的去学。我的问题始终是：那些单纯的十四五岁的中学生和所谓的“革命左派”怎么一下子会变成嗜血的“虎狼”？那股热很快就过去了，可是答案还不知在什么地方。即使有人引经据典也涂抹不掉我耳闻目睹的事实。杨沫同志在日记里记录的“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①，明明发生在我们伟大的民族中间，我虽然年迈体弱，记忆力衰退，可是我至今没有忘记那些在“浩劫”中被残害致死的友人的音容笑貌。那些杰出作家的名字将永远活在读者的心中：老舍，赵树理，杨朔，叶以群，海默……和别的许许多多。他们本来还可以为我国人民继续创造精神财富，但是都给不明不白地赶上了死路。多么大的损失！这是因为什么？
究竟是因为什么？……
在邓朴方同志的讲话中我找到了回答：
我们一些同志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批判，往往不是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上，而是站在封建主义的立场上去批判的。即使口头不这样说，实际上也是受封建主义思想影响的。“文化大革命”搞的就是以“大民主”为先导的封建关系，是宗教狂热。大量的非人道的残酷行为就是在那时产生的……
他讲得非常明白，产生大量非人道的残酷行为的是什么？就是披着“左”的外衣的宗教狂热。那么人兽转化的道路也就是披上“革命”外衣的封建主义的道路了。所以时机一到，一声号令，一霎时满街都是“虎狼”，哪里还有人敢讲人道主义？哪里还肯让人讲人道主义？
人兽转化的道路必须堵死！十年“文革”的血腥的回忆也应该使我们的头脑清醒了。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紧箍咒（1）
老友林放读了《我的噩梦》① 以后，也写了一篇杂感《“文革”还在揪人》。文章发表在《新民晚报》上。老友是出色的杂文家，文章短，含意深，他不像我那样爱说空话。他常常对准目标，弹无虚发。听说他去年发表过杂文，提醒大家不要让“四人帮”余党漏网，居然有人打电话恐吓他，可见他的文笔的锋利。事后我遇见他，对他谈起这件事，他只是微微一笑。我在这里用了“遇见”二字，其实并不恰当，那天上午是他来看我，当时我们两人都住在华东医院，他住南楼我住北楼，病人来往比较方便，他上午到我的病房来，不会有人干涉他。
他现在不那么健谈了。前几年我同他一起在北京开会，他总是有说有笑、无话不谈。可能是他也老了，虽然他比我还小几岁。不过一谈到写杂文，我就看出他心里还有一股火。他即使讲话不多，但拿起笔来，仍未失去当年的勇气。对于不合理的现象，对于不应当发生的事情，他还是有自己的看法，虽然三年前他写信给我说：“今后谁能保证自己不再写这类文章？（指发“违心之论”）……我不敢开支票。”
我了解他，我知道他为了写杂文吃过不少苦头。他和我同样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四川省选出的代表，第一届一共开过五次大会，我们住在同一个旅馆的相邻的房间里。他平日爱喝点白酒，见到熟人总是谈笑风生。他参加第二届人大可能是在上海代表组，那么我们就不住在同一层楼了。这些事我已经记不清楚，我看即使记错了，也无大关系，我要在这里提说的只是一九五七年的那次大会。时间大概是六月，我们都住在前门饭店，我住在他的斜对面，都是两人住一个房间，和他同住的是一位教育界的“民主人士”，四川大学的教授或校长，都是“知识分子”。
在这一届的会上开始了对所谓“右派”的批判，不仅在我们的大会小会上，在会场以外，在各个单位，在整个社会中都掀起了“热火朝天”的“反右”运动。这情况是我们完全没有料想到的，前一段时期，到处都在举行座谈会，邀请大家“大鸣大放”，我们都分别出席了有关的会，发表了意见，各人都写了文章。我到了北京，就感觉到风向改变，严冬逼近，坐卧不安，不知怎样才好。没有想到，我刚在前门饭店住下，上海《文汇报》驻京办事处的一位女记者就来找我，要我写一篇“反击右派”的短文。我当然一口答应，我正需要用这种表态文章来保护自己。她催得急，说是要用电报把文稿发到上海去。反正文章不长，可以摘抄大报上的言论，我当天就写成了，记者拿去，第二天见报，我的心也安定了些。我还记得短文的题目是《中国人民一定要走社会主义的路》。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多年的心愿，但文章里的句子则全是别人常用的空话。我当时还不知道“反右”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只是我看见来势凶猛，熟人一个个落网，一个个给点名示众；更奇怪的是那位来找我写“反右”文章的女记者，不久就给揪出来，作为“右派”受到了批判。
在会议期间我的心情十分复杂。我一方面感谢“领导”终于没有把我列为右派，让我参加各种“反右”活动，另一方面又觉得左右的界限并不分明，有些人成为反右对象实在冤枉，特别是几个平日跟我往来较多的朋友，他们的见解并不比我更“右”，可是在批判会上我不敢出来替他们说一句公道话，而且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