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不用害怕，不要看轻自己，你们决不是孤独的！昂起头来，风再大，浪再高，只要你们站得稳，顶得住，就不会给黄金潮冲倒。
这就是一个八十一岁老人的来迟了的回答。
六月二十五日
从心所欲（1）
一
我总算闯过了八十的大关。人生八十并不是容易的事。未到八十的时候我常常想，过了八十总可以“从心所欲”吧。照我的解释，“从心所欲”也不过是做一两件自己想做的事，或者退一步说不再做自己不想做的事，对一个老人来说，这样的愿望大概不会是过分的要求吧。
可是连这个愿望也实现不了。人不断地找上门来，有熟人，也有陌生的读者，他们为了接连出现的各种“红白喜事”拉我去充当吹鼓手；他们要我给各式各样的报纸、书刊题辞、题字，求我担任这样那样的名誉职务。我曾经多次解释：作家应当通过作品跟读者见面，不能脱离创作对读者指手画脚。我又说自己没有权利教训读者，也不敢命令别人照我的话办事。我从小不练书法，长大又不用功，我写字连自己也看不顺眼，说是“鬼画桃符”。要我题字，无非让我当众出丑，这是我不愿意做的事。有些人却偏偏逼着我做，我再三推辞，可是我的话不起作用。人家已经给我做了结论：我不过是一个只有名字的空壳，除了拿名字骗人或者吓唬人外，再无别的用处。找上门来求这求那的客人认定：“这个空壳”行将入土，你不利用，就白白丧失最后的机会，所以总要揪住我不放。我呢，只好向他们哀求：“还是让我老老实实再写两篇文章吧。”倘使只是为了名字而活下去，那真没有意思，我实在不想这样地过日子。可是哀求、推辞、躲避有时也没有用，我还是不得不让步，这里挂一个名，那里应付一下。有人笑我“不甘寂寞”，他却不知道我正因为太不寂寞感到苦恼。有人怪我“管事太多”，其实除了写《随想录》，我什么事都没有管，而且也不会管。
当然我也不甘心任人摆布。我虽然又老又病，缺乏战斗意志，但还能独立思考，为什么不利用失败的经验保护自己？付了学费嘛，总要学到一点东西。过了八十，为什么还要唯唯诺诺，讨好别人，看人脸色，委屈自己？既然不能“从心所欲”，不妨带着微笑闭户养神。这是我的“持久战”。我就是这样地争取到一点时间来写《随想录》的，我还想写一点别的东西，有时候真是想得如饥似渴。究竟为着什么？我自己分析，眼睛一闭一切都完了，我还有什么可以留恋的？有！那就是我的祖国，我的同胞，真想把心掏出来给他们。
我活了这么几十年，并不是白吃干饭，我写了那么一大堆书，不管好坏，究竟把我的见闻和感受写出多少，自己也说不清。既然别人给我做了“结论”，为什么我自己不也来一个总结？我大概再没有机会参加批斗会了，没有人逼着我写检查，我自己也不会再写它。本来一笔糊涂账嘛，扔掉、忘掉，就算完事，这最痛快。可是想到将来会出现的评论、批判、研究、考察以及种种流言蜚语，我再也不能沉默。说实话，我前两天还在做可怕的怪梦，几张凶神恶煞的面孔最近常常在我眼前“徘徊”。我知道当时有一些人变成猛兽，后来又还原为“人”，而且以革命者的姿态出现。这可能是好事。但在我的怪梦里那些还原为人的“人”在“不正之风”越刮越厉害的时候却又变成了猛兽。我们当然不能相信梦境。不过回忆过去，把一些经验写下去，即使做了一个不像样的总结，对后人也不会没有用处。我牢牢记住这样一句名言：“人啊，你们要警惕！”
我正是为了这个才活下去、写下去的。
二
我想起另一件事情。去年十月我在香港接受了中文大学授予的荣誉学位，典礼后几天在当地一家日报上我读到一篇“写真话”的文章。作者对中文大学对我的“赞词”有不同的意见，他引用我自己的话来批判我，挖苦我，证明我并不“坚强”，证明我没有“道德勇气”。这些话听起来并不悦耳，特别是在长篇赞词之后，它们好像当头一盆雪水使我感到很不舒服，但是一阵不舒服之后，我却觉得一度发热的头脑清醒多了。这文章里讲的正是我永远忘不了的一些“文革”中的事情。本来我就这样想：过去是抹煞不了的，未来却可以由我们塑造。不坚强可以变为“坚强”，没有“勇气”的人也会找到“勇气”。总之，事在人为。我欠了债并不想赖掉，有债就还，还清了债岂不很轻松！我提倡讲真话，争取讲真话，正是为了有错就认、认了就改，也是为了有病就治、治了就好。不错，世界上也有所谓“一贯正确”的人，他们生了疮还说是身上开花，要人家讲好话。我不会向他们学习。这些年我的惨痛的教训实在太多了。在牛棚里那些漫长的日子，总觉得有人把我的心放在油锅里反复熬煎。我想起小时候我父亲去世家中设灵堂请和尚诵经的情景。我仿佛又看见大厅上十殿阎罗的挂图。根据过去民间传说，人死后要给带去十座阎罗殿过堂、受审，甚至要走“奈何桥”、上刀山、下油锅接受种种残酷刑罚。
亡灵还要在这些地方重复自己一生的经历，不是为了“重温旧梦”，而是经受一次严格的审查，弄清是非、结束恩怨，然后喝“迷魂汤”忘记一切，从“转轮殿”出去，重新做人。我相信过这一套鬼话。不过，时间很短，阎罗图是和尚从庙里带来的，它们给收起以后我也就忘记了。不知道因为什么，过了五十年我又想起了它们。而且这一次和从前不同，我不得不把自己摆了进去，从我进“牛棚”开始，领导也好，“革命群众”也好，我自己也好，整天都把“重新做人”挂在嘴上，他们把我变成了“牛”，把所有和我类似的人都变成了“牛”，现在需要他们来执行阎王的职务，执行牛头马面的职务了。
从心所欲（2）
十年浩劫中的头几年特别可怕，我真像一个游魂给带去见十殿阎王，过去的经历一桩桩一件件全给揭发出来，让我在油锅里接受审查、脱胎换骨。十幅阎罗殿过堂受审的图画阴风惨惨、鲜血淋淋，我不知道自己是人是鬼，是兽是魂，是在阴司还是在地狱。当时萧珊尚在人世，每天我睁开眼睛听见她的声音，就唤她的名字，我说：“日子难过啊！”倘使要我讲出自己的真实思想，那就是：没有希望，没有前途。我忍受不了阎罗殿长时期的折磨。我不曾走上绝路，只是因为我不愿意同萧珊分别。除了我对萧珊的那份感情外，我的一切都让“个人崇拜”榨取光了，那些年中间我哪里还有信心和理想？哪里还有什么“道德勇气”？一纸“勒令”就使我甘心变牛，哪里有这样的“坚强战士”？说谎没有用，人无法改变自己的本来面目，我也一样，我不想在自己脸上搽粉，也用不着给它抹黑。“骂自己不脸红”，并非可耻的事，问题在于我是不是在讲真话。
然而那是非不分、人鬼难辨的十年终于过去了，在血和火的浩劫中我的每一根骨头都给扔在滚滚油锅里煎了千百遍，我的确没有“倒下去”，而且也不会倒下去了，这一点“信心”我倒是有的。我并不讳言我多次给“造反派”揪到台上表演过“坐喷气式飞机”、低头认罪的种种丑剧。还有一次我和一些老年作家跪在作协分会大厅里地板上接受进驻机关的所谓“狂妄分子”、“革命”学生的批判，朋友西彦的牙齿就在这个下午给打掉了两颗。当时的情景还是那么鲜明，好像就发生在昨天一样，我并不曾脸红，也不觉得可耻。我只想：这奇耻大辱大概就是对我那些年的“个人崇拜”的一种惩罚或者一种酬劳吧。我给剥夺了做“人”的权利，这是自作自受，我无话可说。但是从此我就在想一个问题：不能让这奇耻大辱再落到我的身上。今天我也还没有忘记这个问题。究竟我有没有“勇气”，是不是“坚强”，要看我有没有“不让‘文革’的悲剧再发生”的决心。我决不会再跪在地板上接受批判了。我想把那篇所谓《写真话》的文章当做镜子照照自己，可是我什么也看不清楚。作者把在“文革”中受尽屈辱、迫害的人，和在“个人迷信”大骗局中受骗的人作为攻击和批判的对象，像隔岸观火似的对自己国家、民族的大悲剧毫不关心，他即使没有进过“牛棚”、没有坐过“喷气式”，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他的文章不过是向下一代人勾画出自己的嘴脸罢了。
七月十四日
卖真货（1）
一
偶尔翻阅近几年出版的《随想录》，原来我写过五篇提倡讲真话的文章。可能有人认为我讲得太多了，为什么老是揪住真话不放呢？其实，谁都明白，我开的支票至今没有兑现。
我编印了一本《真话集》，只能说我扯起了真话的大旗，并不是我已经讲了真话，而且一直在讲真话。这几年我生病，讲话、写文章不多，要是给自己算一笔账，收获当然更少。经过这些年的实践，我懂得讲真话并不容易，而弄清楚真、假之分更加困难。
此外，我还忽略了讲话和听话的密切关系。人们习惯于听好听的话，也习惯于讲别人爱听的话。不少的人善于看别人的脸色讲话：你喜欢听什么，他就给你讲什么，包你满意。更多的人听到不“满意”的话马上板起面孔。对他们，话并无真假之分，只有“入耳”与“不入耳”之别。他们说话，总是出口成章，滔滔不绝，说过就忘记，别人要是提起，自己也不会承认。在他们，讲话不过是一种装饰，一种游戏，一种消遣，或者一种手段。总之不论讲话听话，都只是为了满足一时的需要，所以他们常常今天讲一套话，明天又讲另一套，变化无穷，简直叫人没法跟上。他们永远正确，而你却只好不断承认错误，有时认了错就算完事，有时你转不过弯，或者黑字留在白纸上，你不能不认账，就会叫你背一辈子的黑锅。即使你完全贩卖别人的话，并未走样，原来讲话的人也可以打你的棍子，给你戴帽子，因为他们的级别高，你的级别低，或者他们是官，你是民，同样的话由他们讲就正确，你讲出来会犯错误。有时需要一个靶子，你也会给抛出来，揪出来，即使你只讲了三言两语。
以上的话并不新鲜，现在说来，好像在替自己推卸责任，说明我开出的支票不兑现，情有可原。其实真有这个意思。前一个时候不是有人笑我没有“道德勇气”吗？几年前我开始叫嚷“讲真话”，接连发表《随想录》的时候，有人以为我放暗箭伤人，有人疑心我在骂他，总之，不大满意。我吞吞吐吐，讲得含糊不清，便于他们争取对号入座，因为我虽然写作多年，“驾驭文字的功夫”至今还“很低下”，无法使某些读者明白我作文的本意：我的箭垛首先是自己；我揪出来示众的也首先是自己。这里用了“首先”二字也有原因，自己解决之后才有可能想到别人，对自己要求应当比对别人更严格。但是我自己要过关就十分困难。前不久我写过一篇“再认识”托尔斯泰的文章，有人说我替托尔斯泰“辩护”。伟大的作家并不需要我这样的“辩护”。我只是从那些泼向老人的污泥浊水，看出《战争与和平》的作者后半生所走的那么艰难的道路。他给后人树立了一个榜样。他要讲真话，照自己说的做，却引起那么多的纠纷，招来那么大的痛苦，最后不得不离家出走，病死在路上，他始终没有能做到自己想做的事，但是他交出了生命，再也不怕谁把别人的意志强加给他了。写完“再认识”的文章，我才明白：讲真话需要多么高昂的代价，要有献身的精神，要有放弃一切的决心。这精神，这决心，试问我自己有没有？我讲不了真话，就不如索性闭口！
二
听别人讲真话也是好事。
好些年来我养成了一种习惯：沉默地观察人。我听人讲话，常常看他的动作，揣摩他的心思，回忆他以前讲过的话，再把它们同他现在讲的连起来，我便得出了结论：假话多于真话。老实说，从人们的嘴里，从电台的播音，从报刊的报道，从到处的广告，还有，还有……我一直在怀疑究竟有多少真话！不知是不是我的脑子有毛病，根据我的经验，越是好听的话，越是漂亮的话，越不可信，所以话讲得越漂亮，就越是需要有事实来作证，即使只是一些普通的事情。
于是我又回到了自己身上，观察了别人以后应当解剖自己。我这一生讲过太多的话，有些连自己也早已忘记，但可能别人还记在心上，图书馆里也还留存着印在书刊上面的字句。它们是真是假，固然别人可以判断，但自己总不能不做个交代吧。我经常想起它们，仿佛在查一笔一笔的旧账。这不是愉快的事。午夜梦回我在木板床上翻来覆去，往往为一件事情或几句假话弄得汗流浃背。我看所谓良心的责备的确是最痛苦的，即使别人忘记了你，不算旧账，你躲在一边隐姓埋名，隔岸观火，也无法得到安宁。首先你得不到自己的宽恕。
人不能用假话欺骗自己。即使脸皮再厚的人，假话说多了也要红脸。在十年“文革”期间我确实见过一些人大言不惭地颠倒是非、指鹿为马，后来他们又把那些话赖得干干净净，在人前也不脸红。但甚至这种人，他们背着人的时候，在没有灯光什么也看不见的时候，想起过去的事，知道自己说了谎骗了人，他们是不是也会受到良心的谴责？是不是也会红脸？我常常想这个问题，却始终想不出什么道理来。近二三十年中发生了数不清的“冤假错案”，那许多办案的人难道对蒙冤者就毫无歉意，一点也不感到良心的谴责？据说还有不少人斤斤计较地坚持要给受害人身上留一点尾巴。“怎么可能呢？”我常常向熟人发出这样的疑问。朋友们笑笑或者叹口气说：“这种事情太多了。”的确有这样一种人，他们不但说了假话，而且企图使所有那些假话都变成真理。我自己就花费过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