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给“四人帮”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他要是能活到现在，而且精力充沛像六十七年前攻打赵家楼的大学生那样，那有多好！今天也还需要像他那样的人向封建文化的残余，向封建主义的流毒进攻。不把那些封建渣滓扫除干净，我们是建设不好四化的。
关于开明的朋友我还有许多话要讲，可是我怀疑空话讲多了有什么用。想说而未说的话，我总有一天会把它们写出来，否则我不能得到安宁。一九五三年开明并入中国青年出版社，朋友顾均正写信告诉我开明已经找到“光荣归宿”，书店愿意送给我一部分旧作的纸型，由我挑选，另找出路。我写了回信寄去。不久果然给我运来了一箱纸型，我把它们转赠给平明出版社，我的一些旧作才有机会重见读者。
开明结束，我和过去那些朋友很少见面，但是我每次上京，总要去探望顾均正夫妇。前两年我在医院中还写过怀念文章重温我和这一家人的淡如水的友情。我在知识分子中间生活了这几十年，谈到知识分子，我就想起这位不声不响、踏踏实实在书桌跟前埋头工作了一生的老友。这样的正直善良的知识分子正是我们国家不可少的支柱。不知为什么，在新社会里也还有人不信任他们。眼光远大的人愿意做识别千里马的伯乐，却没有想到国家属于全体公民，在需要的时候每个公民可以主动地为祖国献身。开明是知识分子成堆的书店，它不过做了一点它应当做的事情，因此在它结束以后三十几年还有人称赞它的传统，表扬它的作风。然而可惜的是只有在拜金主义的浪潮冲击我们的出版事业，不少人争先翻印通俗小说、推销赚钱小报的时候，才有人想起那个早已不存在的书店和它的好传统、好作风，是不是来迟了些呢？
当然迟来总比不来好①。
五月三日写完
我的责任编辑（1）
我和丁玲同志一样，我的第一本小说也是由叶圣陶老人介绍给读者的，不过晚几个月。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上旬我从法国回到上海，丁玲的短篇集《在黑暗中》在开明书店出版，受到人们的注意。我并不认识叶圣老，也不曾跟他通过信，我后来托索非把中篇小说《死去的太阳》转给《小说月报》时，他早已不代编《月报》了。我还在《月报》上发表过几个短篇。叶圣老在一九三一年也曾向索非要过我的稿子，是为了他主编的《妇女杂志》组稿（好像他担任这个职务并不久）。我写了《亚丽安娜》交给索非转过去。那是一个波兰革命姑娘的真实故事。小说很快就刊了出来。其实说快，也是在几个月之后，当时商务印书馆发行的几种杂志都脱期，而且总是落后几个月。但它们都是名牌刊物，独家经营，没有竞争对手，不愁卖不出去，因此脱期成了家常便饭。我只记得我拿到发表《亚丽安娜》的那期刊物时，叶圣老已经离开《妇女杂志》，或者甚至离开了商务印书馆。我以后也就不曾再给《妇女杂志》写稿，因为新的主编思想右倾。那个时候情形复杂，但又有趣，人们并不随便把别人划成“右派”，也不需要请人给自己戴上帽子。不过进步与落后的划分却是十分明显、非常自然。即使你有钱有势，读者也不会跟着你跑。商务印书馆那些杂志经常变换它们的主编，官方施加压力，刊物便朝右摆。过了一段时间刊物又逐渐恢复本来面目，因为它们不愿被读者抛弃。但是第二年初“一·二八”上海事变发生，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给日军炮火轰毁，这以后除了《东方杂志》不久复刊外，其他的刊物都自动停刊。《东方杂志》由胡愈之继续编了一个时期，我的中篇小说《新生》的初稿，一九三二年同《小说月报》编辑部一起烧成灰烬，我重写了它，一九三三年《东方杂志》连载了《新生》的第二稿，徐调孚兄为它花费了不少的心血。《小说月报》停刊后，调孚兄去开明书店工作，业余为《东方杂志》编辑文艺栏，每期发表两三篇作品。《东方杂志》月出两册，办得很精彩，思想进步，受读者欢迎。但是不说也想得到，从上面来了压力，南京讲话了。然后愈之离开，换上汪精卫派的李圣五，他把杂志抓在手里，一直到抗战爆发，杂志停刊，他跟着主子走上了绝路。
叶圣老离开商务后到开明书店编《中学生》月刊，我原是这杂志的撰稿人，也继续为它写稿。但我很少有机会见到叶圣老。我不和索非住在一起的那一段时期中，先在我舅父家住了将近一年，以后又去南北一些地方旅行，我不是为了游山玩水，只是去寻求友谊。我认识了不少的朋友，为这些朋友我写了更多的文章。直接向我组稿的人多起来了。我无法隐姓埋名，只好用文章应酬朋友，于是我成了所谓“多产”的作家，在各种各样的刊物上都出现了我的名字。我在一篇题作《灵魂的呼号》的序文中诉苦说：“拿文章来应酬，到后来就是拿名字来应酬，自己糟蹋文章，糟蹋名字，到后来就是文章和名字被人糟蹋……”不过我又说：“我的文章是写给多数人读的。我永远说自己想说的话。……”记得就是在这个时期叶圣老和调孚兄托索非带口信来，劝我慎重发表文章，我没有认真考虑他们的意见，可是我感谢他们的关心。特别是对叶圣老，我渐渐地领会到他把我送进文坛后，虽然很少跟我接触，很少同我交谈，却一直在暗中注视着我。
我常常这样想，也仿佛常常看见那张正直、善良的脸上的笑容，他不是在责备我，他是在鼓励我。即使失去了信心，我也会恢复勇气，在正路上继续前进。我指的不仅是写作的道路，还有做人的道路。这样的朋友我不止有一位，但叶圣老还是我的老师。这样的老师我也有不止一位，而叶圣老还是我的头一本小说的责任编辑。我还说过他是我的一生的责任编辑，我的意思是——写作和做人都包括在内。当然我的一切应当由我自己负责，但是我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我每向前走一步，总要想到我那些朋友，我那些老师，特别是我的“责任编辑”，那就是叶圣老，因为他们关心我，我不愿使他们失望，我不能辜负他们对我的信任，我今天还是这样想，还是这样做，还是这样地回忆那些忘不了的往事。
现在简单地讲三件事情。
第一件：一九四九年初北平解放，叶圣老他们从香港到了北方，当时那边有人传说我去了台湾，他很着急，写信向黄裳打听，黄裳让我看了他的来信。几个月后我去北平出席第一次全国文代会，我紧紧握着他的手，我们谈得很高兴。
第二件：“文革”期间叶圣老得到解放之后，到上海来要求见几个人，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他仍然为我的安全担心。据说徐景贤说我是“反革命”不给见，好像丰子恺先生也不能出来，他就只见到周予同教授，但已经双目失明，瘫痪在床，给折磨成那个样子！旁边还有人监视；即使是老朋友见面又能谈些什么呢？看到一位进步知识分子如此可悲的下场，看到一位老友含冤受屈的惨痛遭遇，而自己毫无办法，他的心情我很了解，他后来不曾对我讲过什么，他把一切都咽在肚里了。但是他在上海知道了一个事实：他要看望的人还活着。听说那次和他同来的人中还有胡愈之同志。
第三件：“四人帮”下台了。长期给关在活葬墓中的我终于看到了一线光明，一线希望。我叫起来，我想用我的声音撞破四周的岑寂。于是从朋友们那里来了鼓励，来了安慰；从四面八方伸过来援助的手。愈之寄信说：“今天从《文汇报》读到你的一封信，喜跃欲狂。尽管受到‘四人帮’十多年的迫害，从你的文字看来，你还是那样的清新刚健，你老友感到无比的快慰。先写这封信表示衷诚的祝贺。中国人民重新得到一次大解放。你也解放了！这不该祝贺吗？”叶圣老不但几次来信，而且还写了一首诗赠给我，他这样说：“诵君文，莫计篇，交不浅，五十年。平时未必常晤叙，十载契阔心怅然。今春《文汇》刊书翰，识与不识众口传。挥洒雄健犹往昔，蜂虿于君何有焉。杜云古稀今曰壮，伫看新作涌如泉。”
我的责任编辑（2）
我似乎又回到了五十年前了。这样的友情！这样的信任！我还有什么话好说呢？我应当高兴：我有这样的朋友，这样的老师，这样的责任编辑！愈之也是我的责任编辑，一九三一年他几次到闸北宝山路我的住处来约稿，除了中篇小说《雾》以外，他还要我在第二年的《东方杂志》上发表连载文章。我只写好一篇《杨嫂》，“一·二八”事变就使我改变了写作计划。愈之的确是我的老友，世界语运动把我们连在一起，一直到他的最后，一直到今天，因为他还活在我的心中。可惜我没有能把他寄到成都的信，六十几年前的那封信保存下来！这些年我和他接触不多，不过在我患病摔伤之前，我们常有机会见面。他对世界语的热情和对世界语运动在中国的发展所做的贡献，使我感到惭愧。作为一位九十高龄的老人他离开这个世界，不会有什么遗憾。我虽然失去一位长期关心我的老师和诤友，但是他的形象、他的声音永远在我的眼前，在我的耳边：不要名利，多做事情；不讲空话，要干实事。这是他给我照亮的路，这也是我生活的道路。不管是用纸笔，或者用行为，不管是写作或者生活，我走的是同样一条道路。路上有风有雨，有泥有石，黑夜来临，又得点灯照路。有时脚步乏力还要求人拉我一把。出书，我需要责任编辑；生活，我也同样需要责任编辑。有了他们，我可以放心前进，不怕失脚摔倒。
愈之走了。叶老还健在，我去年上北京，他正住院，我去医院探望，闲谈间他笑得那样高兴。今天我仿佛还听见他的笑声。分别十几个月，我写字困难，心想他写字也一定困难，就不曾去信问候他。但是我对他的思念并未中断，我祝愿他健康长寿，也相信他一定健康长寿。
五月十五日
样板戏（1）
好些年不听“样板戏”，我好像也忘了它们。可是春节期间意外地听见人清唱“样板戏”，不止是一段两段，我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我接连做了几天的噩梦，这种梦在某一个时期我非常熟悉，它同“样板戏”似乎有密切的关系。对我来说这两者是连在一起的。我怕噩梦，因此我也怕“样板戏”。现在我才知道“样板戏”在我的心上烙下的火印是抹不掉的。从烙印上产生了一个一个的噩梦。
我还记得过去学习“样板戏”的情景。请不要发笑，我不是说我学过唱“样板戏”，那不可能！我没有唱任何角色的嗓子。我是把“样板戏”当做正式的革命文件来学习的，而且不是我自己要学，是“造反派”指定、安排我们学习的。在那些日子里全国各省市报刊都在同一天用整版整版的篇幅刊登“样板戏”。他们这样全文发表一部“样板戏”，我们就得至少学习一次。“革命群众”怎样学习“样板戏”我不清楚，我只记得我们被称为“牛鬼”的人的学习，也无非是拿着当天报纸发言，先把“戏”大捧一通，又把大抓“样板戏”的“旗手”大捧一通，然后把自己大骂一通，还得表示下定决心改造自己，重新做人，最后是主持学习的革命左派把我痛骂一通。今天在我眼前，在我脑中仍然十分鲜明的便是一九六九年深秋的那一次学习。那次，下乡参加“三秋”劳动，本来说是任务完成回城市，谁知林彪就在那时发布了他的“一号命令”，我们只好留在农村。其实不仅我们，当时连“革命群众”也没有居住自由的“人权”，他们有的就是那几本“样板戏”，虽然经过“革命旗手”大抓特抓，调动一切艺术手段尽量拔高，到“四人帮”下台的时候也不过留下八本“三突出”创作方法的结晶。它们的确为“四人帮”登上宝座制造过舆论，而且是大造特造，很有成效，因此也不得不跟着“四人帮”一起下了台。那一次我们学习的戏是《智取威虎山》，由一位左派诗人主持学习，参加学习的“牛鬼”并不多，因为有一部分已经返家取衣物，他们明天回到乡下，我们第二批“休假”的就搭他们回来的卡车去上海。离家一个多月了，我没有长期留在农村的思想准备，很想念家，即使回去两三天，也感到莫大的幸福。就在动身的前一天还给逼着去骂自己，去歌颂“革命旗手”，去歌颂用“三突出”手法塑造出来的英雄人物。本来以为我只要编造几句便可以应付过去，谁知偏偏遇着那位青年诗人，他揪住我不放，一定要我承认自己坚决“反党、反社会主义”。过去有一段时间我被分配到他的班组学习，我受到他的辱骂，这不是第一次，看到他的表情，听见他的声音，我今天还感到恶心。他那天得意地对我狞笑，仿佛自己就是“盖世英雄”杨子荣。我埋着头不看他，心里想：什么英雄！明明是给“四人帮”鸣锣开道的大骗子，可是口头上照常吹捧“样板戏”和制造它的“革命旗手”。
我讲话向来有点结结巴巴，现在净讲些歌功颂德的违心之论，反而使我显得从容自然，好像人摆地摊倾销廉价货物一样，毫无顾忌地高声叫卖，我一点也不感觉惭愧，只想早点把货销光回房休息，但愿不要发生事故得罪诗人，我明天才可以顺利返家。虽然挨了诗人不少的训斥，我终于平安地过了这一天的学习关。只有回到我们的房间里，在一根长板凳上坐下来疲乏地吐了一口气之后，我才觉得心上隐隐发痛，痛得不太厉害，可是时时在痛，而且我还把痛带回上海，让它破坏了我同萧珊短暂相聚的幸福。“样板戏”的权威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在我的梦里那些“三突出”的英雄常常带着狞笑用两只大手掐我的咽喉，我拼命挣扎，大声叫喊，有一次在干校我从床上滚下来撞伤额角，有一次在家中我挥手打碎了床前的小台灯，我经常给吓得在梦中惨叫，造反派说我“心中有鬼”，这倒是真话。但是我不敢当面承认，鬼就是那些以杨子荣自命的造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