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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大会选了“核时代的文学”这个总议题，选得很及时，它反映了当前时代的特点和人民的愿望。“我们为什么写作？”这一问问得好！多少年来我一直在寻求答案，并不是一问一答就能解决问题，我已经追求了一生。
每个作家从不同的道路接近文学。通过创作实践，追求真理，认识生活。为什么写作？每一本书、每一篇作品就是一次的答案。古往今来有数不清的作家，读不完的作品。尽管生活环境各异，思想信仰不同，对人对事的看法也不一样，但是所有真诚的作家都向读者交出自己的心。他们的作品在读者中一代一代地流传下去。每位作家都有自己的创作道路，但也有一个共同的情况。我们写作，只是因为我们有话要说，有感情要倾吐，我们用文字表达我们的喜怒哀乐。我还记得，一九六一年我在东京访问一位著名的日本作家，我们交谈了彼此的一些情况，他告诉我他原是一位外交官，患病求医，医生说他活着的日子不多。他不愿空手离开人世，还想做一件对人有益的事情，他决定把一生见到的美好的事物留给后人，便拿起笔写了小说。没有想到医生诊断错误，他作为作家一直活到今天。他一番恳切的谈话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上。
我也有我个人的经历。最初拿起笔写小说，我只是一个刚到巴黎的中国学生，我想念祖国，想念亲友，为了让心上的火喷出来，我求助于纸笔。我住在一家小旅馆五层楼上充满煤气味的房间里，听着巴黎圣母院的钟声，急急地动着笔。过去的爱和恨、悲哀和欢乐、痛苦和同情、希望和绝望一齐来到我的笔端。写完了小说，心里的火渐渐熄灭，我得到了短时期的安宁。小说发表后得到读者的承认，从此我走上了文学的道路。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除了“文革”的十年外，我始终不曾放下这枝笔。我写作只是为了一个目标：对我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有所贡献，对读者尽一个同胞的责任。我从未中断同读者的联系，一直把读者的期望看成对我的鞭策。我常说，如果我的作品能够给读者带来温暖，在他们步履艰难的时候能够做一根拐杖给他们用来加一点力，我就十分满意了。我还想起苏联卫国战争时期一个少女的故事。列宁格勒被纳粹长期包围，整个城市实行灯火管制，没有电，没有蜡烛，她在黑暗中回忆自己读过的小说，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帮助她度过了那些恐怖的黑夜。文学作品的确经常给读者以力量和支持。
我是从读者成为作家的。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就从文学作品中汲取大量的养料。文学作品用具体的形象打动了我的心，把我的思想引到较高的境界。艺术的魅力使我精神振奋，作者们的爱憎使我受到感染。一篇接一篇，一本接一本，我如饥似渴地读着能拿到手的一切书刊。平凡的人物，日常的生活，纯真的感情，高尚的情操，激发了我的爱和我的同情。不知不觉中我逐渐改变自己对人对事的看法。优秀的作品给了我生活的勇气，使我看到理想的光辉。前辈作家把热爱生活的火种传给我，我也把火传给别人。我这枝笔是从抨击黑暗开始的，看够了人间的苦难，我更加热爱生活，热爱光明。在创作实践中，我追求，我探索，我不断地磨炼自己，我从荆棘丛中走出了一条路。任何时候我都看见前面的亮光，前辈作家的“燃烧的心”在引导我们前进。即使遭遇大的困难，遭受大的挫折，我也不曾灰心、绝望，我们有一个多么丰富的文学宝库，那就是多少代作家留下来的杰作，它们支持我们，教育我们，鼓励我们，要我们勤奋写作，使自己变得更善良，更纯洁，对别人更有用，而且更勇敢。是的，面对着霸主们核战争的威胁，我们需要更大的勇气。我们的前辈高尔基在小说中描绘了高举“燃烧的心”，在暗夜中前进的勇士丹柯的形象，小说家自己仿佛就是这样的勇士，他不断地告诉读者：“文学的目的是要使人变得更好。”在许多前辈作家的杰作中，我看到一种为任何黑暗势力所摧毁不了的爱的力量，它永远鼓舞读者团结、奋斗，创造美好的生活。我牢记托尔斯泰的名言：“凡是使人类团结的东西都是善良的、美的，凡是使人类分离的东西都是恶的、丑的。”
附录：核时代的文学（2）
亲爱的朋友们，讨论核时代的文学，我们不会忘记当前的国际紧张局势，外国军队还在侵犯别国领土，屠杀别国人民，摧残别国文化。两个核大国之间，核裁军的谈判没有取得成果，愈演愈烈的核军备竞赛，就像悬在世界人民头上的达摩克利斯的利剑，倘使有一天核弹头落了下来，那么受害的决不是一个广岛，整个文明世界都面临大的灾难。然而核时代的文学决不是悲观主义的文学，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低估人民的力量，他们永远是我们作品中的主人公。发达的科学技术是应当用来造福人类的，原子能应当为人类的进步服务。只有和平建设才能够促进人类的昌盛繁荣，保卫世界和平正是作家们不可推卸的责任。核时代的文学本来应当是和平建设的文学——人类怎样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美好的生活，建设灿烂的文明。在作者的笔下可以产生许多感人的诗篇，人们在生活中创造的奇迹丰富了我们的作品，我们的作品又鼓舞读者。在东京的大会上我们用欢欣的语调畅谈未来的美景，这是多么自然的事情。但是，我们不能这样做，我们的头上还聚着乌云，我们耳边还响着战争的叫嚣，我不能不想到广岛的悲剧。一九八○年春天我访问了那个城市，在和平纪念资料馆的留言簿上我写下我的信念：“全世界人民决不容许再发生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的悲剧。”关于广岛，我读过不少“鲜血淋淋”的报道和一本当时身受其害的医院院长的日记。那次访问日本我特别要求去看看广岛。在那里迎接我的不是三十几年前的一片废墟，而是现代化城市美好繁荣的景象。美丽的和平公园就是在原子弹爆炸中心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我们陶醉在濑户内海的一片春光中：如茵的草地，盛开的樱花，觅食的鸽群，嬉笑的儿童，华丽的神社，高效率的工厂，繁华、清洁的街道……短短的两天中，我看了许多，也想了许多。我对广岛人说：“我看到了和平力量、建设力量的巨大胜利。”我又一次认识到无比强大的人民的力量，这是任何核武器所摧毁不了的！在广岛我上了这动人心魄的一课。不允许再发生广岛的悲剧，人民的力量是不能忽略的。
亲爱的朋友们，各国作家在东京集会讨论核时代的文学，我们最大的愿望就是不让任何一个国家遭受核武器的祸害。我们反对战争，更反对核战争。我们主张和平，更期望长期的和平。我们并不轻视自己，笔捏在我们手里就可能产生一种力量。通过潜移默化，文学塑造人们的灵魂。水滴石穿，作品的长期传播也会深入人心。用笔作武器，我们能够显示真理，揭露邪恶，打击黑暗势力，团结正义的力量。只要世界各国一切爱好和平、主持正义的人们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掌握着自己的命运，世界大战、核战争就一定能够避免。总有一天广岛和平公园中的“和平之灯”会熄灭，那就是世界上没有了核武器，也就是原子能完全用来为人类的幸福与安乐服务的时候。那么广岛人对和平的热烈愿望就完全实现了。
亲爱的朋友们，到东京参加大会，我感到特别亲切。在会场中我见到了不少熟悉的友人。中日两国人民之间有两千年交往的历史，有一千多年的文字之交。中国的古文化对日本有很深的影响，我们也向日本学到不少有益的东西。在这里，我仿佛又听见我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鲁迅和郭沫若的声音。他们都曾在日本学习、生活，结交了许多肝胆相照的朋友。他们都是从这里开始了以文学为武器的战斗旅程。我一九三五年也曾在日本住过一个时期。六十年代中的几次访问，我总是满载友情而归。在日本作家中我有不少知己朋友，文学的纽带把我们的心拴在一起。频繁往来，相互信任，大家的心融合在一起，燃着友谊的火，为子孙万代铸造幸福。
我出席笔会国际大会这是第二次。我参加过一九八一年的里昂——巴黎大会。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曾经同罗曼·罗兰、高尔基、萧伯纳、H？郾C？郾威尔斯这些伟大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世界性的作家组织，一向受到中国作家的尊重。长期以来，国际笔会为世界人民的进步事业（如在反法西斯时期），为国际文学交流，为各国作家之间的相互了解，做了不少工作，这是很好的事情。但是我认为我们这个组织还有不少可做的事，还可以发挥更大的潜力。我们应当团结更多的作家，让更多的人关心我们这个组织、参加这个组织，让我们的大会成为世界作家的讲坛，我们这里发出的声音得到更广泛的重视。我们的作品打动过亿万读者的心，为什么我们的声音不能成为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为什么我们的声音不能成为亿万人民的声音？一个作家、一枝笔可能起不了大的作用，但是一滴水流进海洋就有无比的力量。只要全世界的作家团结起来，亿万枝笔集在一起，就能够为后代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更美的未来。这才是我们作家的责任。这是理想，也是目标，我看前途是十分广阔的，我希望我们的组织在今后的工作中更多注意到东方和发展中国家的特点和重要性。在那些国家中，随着国家的独立、解放，出现了不少优秀的作家和作品。我相信在东京盛会后，我们的工作将会有新的更大的发展。
最后，感谢大会的组织者，尤其是井上靖先生，让我这个抱病的老人在庄严的大会上讲出我心里的话。同这么多的作家在一起讨论我们事业的前途，我感到很高兴。我坚信，人民的力量一定会冲垮一切的核武库！我们的愿望终将成为现实：在一个无核武器的美丽世界中，人们将和平利用原子能取得最大的成就。中国作家愿意和各国作家一道，为达到这个光辉目标而共同努力，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附录：核时代的文学（3）
祝东京大会取得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无题集》后记new
《随想录》第五集三十篇写成，我给这个集子起了一个名字：《无题》。三十篇“随想”篇篇有题目，收在一起我却称它们“无题”。其实我只是借用这个名字说明：绝非照题作文，我常常写好文章才加上题目，它们不过是文章的注解，所以最初三十篇《随想录》发表时，并没有小标题。那还是一九七八年年底的事，已经过了八年了。当初预定五年写成的书，到今天才勉强完成，更没有想到一九八二年起我又患了病。有人不相信我有病，他们认为我的生命力很强，经受十年的折磨后还可以精力充沛地做许多事。的确还有许多事留给我做，可是一旦生病，我就什么都完了。
我真的生了病，而且不止一种病，一九八二年是我生病最多、最痛苦的一年，接着一九八三年又是我治病、养病的一年。这些情况在前一个集子（《病中集》）里我已经讲过了。当时的困难比我在书中写的多，但想到“文革”十年的遭遇，我却又乐观起来（只要“文革”不再来，我什么都不怕！）。朋友们劝我少写或者不写，这是他们对我的关心。的确我写字十分吃力，连一枝圆珠笔也几乎移动（的确是移动）不了，但思想不肯停，一直等着笔动，我坐在书桌前干着急，慢慢将笔往前后移，有时纸上不出现字迹，便用力重写，这样终于写出一张一张的稿子，有时一天还写不上两百字，就感觉快到了心力衰竭的地步。
我写以上这些话无非说明我的“随想”真是一字一字地拼凑起来的。我不是为了病中消遣才写出它们；我发表它们也并不是在装饰自己。我写因为我有话要说，我发表因为我欠债要还。十年“浩劫”教会一些人习惯于沉默，但十年的血债又压得平时沉默的人发出连声的呼喊。我有一肚子的话，也有一肚子的火，还有在油锅里反复煎了十年的一身骨头。火不熄灭，话被烧成灰，在心头越积越多，我不把它们倾吐出来，清除干净，就无法不做噩梦，就不能平静地度过我晚年的最后日子，甚至可以说我永远闭不了眼睛。我在“随想”中常常提到欠债，因为我把这五本《随想录》当做我这一生的收支总账，翻看它们，我不会忘记我应当偿还的大小债务。能够主动还债，总比让别人上法庭控告、逼着偿还好。
账是赖不掉的。但是这些年我们社会上有一种“话说过就忘记”的风气。不仅是说话，写文章做事也都一样，一概不上账，不认账。今天发表文章骂你是“反革命”，过一年半载同你见面又握手言欢，好像什么话也不曾说。所以有些朋友听我说起偿还欠债，反而觉得这是多此一举。他们说又不是你犯了大错、应该算清总账的时候，何必管那些事情？有人看见我常常纠缠在一些功过是非上，为过去一些表态文章责备自己，就劝我不要太认真。他们说你看报刊评论员经常写文章叫人说真话，讲东论西，谈天说地，仿佛一贯正确，从未记账认账，好像我讲出来就是真话，你只要唯唯诺诺，万事大吉。这样说过就算，岂不十分干脆？我的回答是：过去即使我习惯于跟着别人走，但做一个作家既不是高人一等，也不能一辈子人云亦云，我总得讲几句自己的话，何况我就只有这么一点点时间，就只有这么一点点篇幅。大家高谈阔论有什么用，倘使不把自己的心掏出来？我劝过朋友，要把心交给读者；我责问自己：究竟讲过多少真话？！我应当爱惜手边的稿纸和圆珠笔，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浪费的了。读者也不想多听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