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好靠边了，这里没有你们的位置。”
这么一点破，大家突然明白了，不由有点目瞪口呆。王莉莉更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她又拉住张彩凤的手问：“真是这样吗？”
张彩凤这次没再把手推开，只是稍稍地点了点头：“真的，男人都在这里洗身子。”
“他们洗他们的，跟我们有什么关系？”王莉莉还是不太明白，便继续追问。
“他们都没穿裤子，脱得光光的，所以女的一到下午就不敢到这里。”张彩凤说这话时，脸上微微红了起来，好像自己做了一件见不得人的事似的。
吴莲英听了，如同被泼了一盆冷水。这么好的地方，却不能畅畅快快地游泳，原因只是男人在这光天化日下裸露身子，这不是太野蛮了吗？这与原始人，与非洲土著人有什么区别？难道社会的文明与进步在这里被阻隔？她可不信这份邪。她用一种无畏的口气说：“怎么不能来？我偏偏要来。我就不信，他们敢不穿裤子走回去？到时候我就是要来游泳，你们敢不敢？”
“敢。”白晓梅也跃跃欲试。
王莉莉见她俩态度如此坚决，况且，那水的诱惑是那样的迷人，便也鼓起了勇气说：“只要你们敢来，我也敢。”
“对，根本不用怕。要是真的那样，到时把他们的裤子都没收，看他们怎么回家。”李卫东轻蔑地说。他对此根本不屑一顾，好像这里的一切根深蒂固的劣习，只需要一梭子弹，就可以打得粉碎。
青石坑是个很小的镇子，只有一条街，确切地说，只能算半条街。一边以公社革委会、派出所、供销社为中点，再分别开了些理发店、缝纫店、杂修店、饮食店，最前边的也是全镇最高的建筑物是两层楼的公社卫生院。路的另一边是一所中学，操场与路几乎连成一片，只不过隔了条小小的水沟；学校的旁边是一座全街最古老的房子，小小的庙宇就是这里的汽车终点站；车站的旁边和后面，几棵大榕树的树冠上遮天，下盖地，严严实实地连在一起。
虽然只是短短的一段路，却也什么都有，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服务，卫生保健，应有尽有。真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大榕树下便形成了集市。每逢农历一、四、七，附近的山民们就纷纷来到这里，带来了自己种养的蔬菜鸡鸭、山上采来的香菇木耳、水中捕获的鱼鳖等，卖了出去，又买回所需的油盐布匹，农具，日用品等。一些平时难得一见的亲戚朋友，也往往用此机会，约会相逢，互道生涯，或者到饮食店里，痛痛快快地吃一盘炒面，喝一碗肉汤，高兴一回。而一些小商小贩，也趁此机会，带些平常这里少有的发夹香粉、丝线绸带，以及一些小玩意，到这里来卖；夏天有时甚至还可以买到难得一见的冰棒。因此，每逢集日，这里总是热热闹闹的。
然而，到了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各种“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受到了彻底的扫荡。集市这种自发自愿，以自己劳动所得的少量物品换取日常生活必需品的行为，被打上了剥削阶级投机取巧的黑印，成了滋生资本主义的温床，理所当然的被取缔了。
这样一来，原先的流通环节被打碎了。农民自己的一只鸡，一只鸭，甚至一个鸡蛋，都必须交给供销社收购；所需的一切，除了供销社外，再也没处买。那些小贩们更是不见踪影，没一个敢来。谁要是偷偷卖点什么，那“投机倒把”的大棒，肯定打得他抬不起头来。
幸好这种日子没多久。在“占领资本主义阵地，建立社会主义大集”的热潮中，集市又恢复了。但为了阻塞这里买、那边卖的“投机倒把”漏洞，将原来按农历每十天三次集日，各地集日时间交替，循环往复的排列方式，统一改为每逢阳历五、十为集日。尽管这样更改有些不合理，但比起没有可是好多了。集市又很快热闹起来。
从青龙潭到青石坑并不远，大约只有四公里。走在赶集的路上，年轻的知青们尽情地嬉闹着，顽耍着，那心情，如同是在紧张的学习期间一次舒心的远足。
来到集上，知青们这走走，那看看，尽管他们来的主要目的是买菜苗，但这里的一切，对刚从城里来的他们，都觉得挺新鲜，什么都想看个究竟。
“你们看，好大的鳖呀！”马聪明惊讶地说，几步走到一个正坐在地上卖鳖的人跟前，大家也跟了过去。
地上的一个木桶里，一只鳖伸长脖子，似乎想要爬出来，但它的后背边上被钻了一个孔，扎着一条麻绳，使它根本无法逃逸，只能徒劳地用爪子在桶沿抓几下。
木桶的旁边，一只被绑住双脚的鹧鸪静静地躺着，时不时眨了一下无奈的眼睛。
卖鳖的是一位四十来岁的人，他见大家围过来，忙站起来：“要吗？要不要？
还是要鹧鸪？“他见大家只看鳖却不回答，不由有点失望，但仍喃喃地说：”这是我早上刚抓的。你看，这鳖多大。“
“这鳖有几斤？”马聪明摸了一下鳖甲，好奇地问。
“两斤八两，我刚才称过的。”卖鳖人似乎又看到了希望，一下抓起穿在鳖身上的绳子，把鳖倒挂起来，“真的两斤八两，我刚才称过的。”
“一斤多少钱？”王莉莉看着那手舞足蹈的大鳖，不由的问。
“一元五角就好。”卖鳖人急忙说。
“哪有那么贵！走吧。”张彩凤拉住王莉莉的手说。
马聪明也站起来，因为他根本就没想买。虽然他口袋里的钱是足够买一只鳖的，可那是要派其它用场的。况且，一只鳖要四元多钱，这可不是个小数目。只是，好奇心促使他又把手指向那只鹧鸪，问：“鹧鸪多少钱？”
“两元，两元就好。”卖鳖人唯恐再失去机会，有点急切地说。
“走吧，要吃鳖回去自己抓，鹧鸪山上也很多。”张彩凤拉拄王莉莉就要走，“再说，鳖太大了人家都不要。走吧。”
眼看围着的人要走，卖鳖人不由有点沮丧。他本想赶快把鳖卖了，好用卖鳖的钱去买点其它东西，可张彩凤却把这里的人不喜欢大鳖的情况讲出来了。因为这里习惯于吃一斤左右的鳖，认为太大了就是老，况且，按重量算钱，那可要多出许多钱来，所以，他这大鳖少有人问津。
“便宜一点给你们。”卖鳖人的脸上现出急切与无奈。
“便宜多少？”李卫东站住脚。
“一元三好了。”卖鳖人回答说。
“连那只鹧鸪一起来要多少？”李卫东又问。
“鹧鸪一元八就好，这鳖……”卖鳖人张着嘴好一会儿，却怎么也算不出个数来，“多少钱你们算，我不会算。”
“三元六角肆分。”马聪明随口说出数来，“加上鹧鸪是五元肆角肆分。”
“收你五元肆角就行了。”卖鳖人眼巴巴地说。
“买了。”李卫东犹豫了一下说。尽管他也没有多少钱，但那么便宜的美味，以及大家看着想买却又有点无奈的眼神，促使他把钱掏出来。再说，那每月八元的生活补贴过几天就要发了呢，先开个荤再说。
提着鳖和鹧鸪，李卫东他们又买了些菜苗。马聪明更特意买了些鱼钩和鱼线，准备回去大抓一番。然后，一行人高高兴兴地回到了村里。
张瑞祥吹过出工的哨子，便与张彩凤带着知青们来到自留地。他告诉大家，要先把地整平，然后，拿起锄头示范起来。只见他用锄头背把翻起的土块轻轻一敲，把高的地方锄一下，将土带到低的地方，左右一拨拉，一小片土地立即平平整整地呈现在眼前。大家把鞋脱了，也学着他的样，拿起锄头就跟着干起来。
白晓梅握紧锄头，一下一下地锄着。以前在学校开展学农时，她也拿过锄头，可那时与现在，似乎不可同日而语。那时只觉得好玩，锄好锄坏根本不在乎，可现在却是在分给自己的自留地上种将来要吃的菜，弄得不好将来可没菜吃，所以，那股认真劲根本不必说。
可也怪，越想认真越是干不好。那翻起的土块被太阳晒了大半天，已经快干了，轻轻一碰就粉碎，不用费什么劲，也显得很容易。可要把那较高的土填到较低的坑，却是那么难，一锄头下去，使重了，高的是去掉了，可下面却被挖了个坑；使轻了，只削去一层土，高的还是那么高，低的还是那么低。而且，手中的锄头，开始时并不觉得重，可没锄多久，却变得越来越沉，难于使唤。白晓梅锄了一会儿，就感到手有点酸，腰也有点僵，汗珠也从额前沁了出来。
白晓梅擦了一下汗。她看张瑞祥和张彩凤两人都已经平整了一大片地，而自已似乎还老在一个地方打转，并且，整出来的地高低不平，根本没个样。再看游清池，不知是他个子太高了还是锄头太短了，竟弓着背，弯着腰，一下一下地锄着，并不时用手背擦着前额，显然他也不轻松。王莉莉显得更狼狈，也许她较胖，更容易出汗，那甩松的头发紧紧地贴在脸上，竟拄着锄头站在那里直喘气。倒是李卫东脚下的那片土地，同他们相比，平整多了，也大片的多，而且，他把外衣和绒内衣都脱了，只穿件棉毛衫，仍在不停地锄着。
看大家都有点累了，张瑞祥便招呼大家先歇歇。大家把锄头放下，来到田角边，在田埂上坐了下来。
“哎，我这把锄头太重了，没锄几下汗都流出来。”王莉莉一边擦着汗，一边抱怨似地说。
“那是你不会使。俗话说，不会撑船嫌溪窄。这才真叫作，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游清池一边擦着眼镜，一边字正腔圆地念起古诗来。
“你也好不到哪里去，你拿锄头的姿式根本不对。”王莉莉笑着说，“弯弯的像龙虾，又好像是在挖金子。”
“我是在挖金子呀，这里遍地都是金子！”游清池故作认真地说，“这里很多东西对我们来说都是金子。”
“怪不得你刚才弯得那么低，原来是眼镜模糊看不清。等会把眼镜擦亮仔细找，找到了明天再买几只鳖庆祝庆祝。”吴莲英的几句俏皮话，说得大家开心地笑起来。
大家嬉闹一阵后，又重新拿起锄头。张瑞祥又告诉了拿锄头的正确姿式，并又示范了一遍。大家经他这一指点，果然，锄头好像轻多了，整出来的地也较平整了。
地整平了，又挖了几条畦沟。尽管知青们挖出来的沟歪歪斜斜，但经张瑞祥与张彩凤一阵修修整整，又变得如同划线似的笔直。然后，用手在畦上挖了一个个小坑，种上菜苗，浇上水，到此，下乡插队后的第一次劳动体验，终于大功告成。
望着这一行行用汗水种下的菜苗，知青们的脸上都露出了笑容。同时，他们心里也升起了一股朦朦胧胧的希望，好像那绿色的菜苗，将来长成的不仅仅是盘中的菜，而是一种美好的未来。
爸爸：您好！
离开家已经五天了，不知家中怎么样，很是想念。
我与卫东及其它同学分在青龙潭大队第六生产队。这里的农民对我们很热情，我们的政治队长和生产队长对我们很好。住的地方虽然不算好，但还可以。目前我们还不用自己煮饭，队里安排我们在各家各户轮流吃，伙食还可以，特别是米挺白，也很好吃。饭也比以前吃得多。队里还分给我们自留地，前天我们已经种上了菜苗，今后就能吃到自己种的菜了。
昨天我们开始出工，砍甘蔗。这里的甘蔗很多，也很甜。今天也是砍甘蔗，以后的几天可能都一样。
我们几个同学相处得很好，请放心。虽然现在还不大习惯，但慢慢就会适应的。
这里的一切你都不用担心，我会自己照料的……
白晓梅写到这里，把笔停了下来。还写什么呢？她很想把这几天来的所见所闻都写下来，把自己的感受也写下来。她多么希望这时能在亲人面前，把所有的一切都倾泄出来。
然而，这又是不可能的。她只能通过笔尖，把大致的情况写一写，而不能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父亲。
这里的农民生活是那么贫困，他们一年辛辛苦苦干到头，所得的报酬仅够吃饭，而所有的零用钱都得靠几只鸡鸭屁股所生的蛋，一分一分地攒，花几角钱都得考虑再三。他们烧的菜都舍不得多放点油，只在烧熟了后才浇上那么一点点。他们的穿着是那么的破破烂烂，这里的孩子连一件像样的衣服也没有。
这里的农民思想又是那么近乎愚昧，他们几乎没有自己的意志，只听从上面的指示，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好像从不考虑自己应该干什么。大部分的人对山外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而最让他们津津乐道、谈得最多的竟是那些极其错综复杂的男男女女关系。在他们眼里，好像除了干活以外，只有吃饭、睡觉、生孩子。尽管白晓梅刚刚来到这里，但在劳动歇息的间隙，那些农民们竟当着她的面，毫不避讳地大谈特谈某男与某女的关系，某人的成绩如何，甚至砍下一截甘蔗头，绘声绘色地比喻起已下台的原大队党支部书记，说他那甘蔗头足足插了一亩地。听得她满脸腓红，然而他们却无所顾忌。
这里的女人也实在可怜，她们在生儿育女的同时，也默默地承受着其它男人的玩弄，既无力反抗也不以为耻。她们也太可悲了，无休止的劳累仅仅换来贫困与屈辱，甚至于夏天连到江边望一眼的勇气也没有，因为那里是男人们的天地……
白晓梅的笔还停在那里，她无法再写下去了，这一切现在怎么能告诉父亲呢？
他本来就对她担着一份心，而这些让他知道了，岂不是又平添他的一份忧虑了吗？
她决定不多写了，就此为止，便提笔在信纸下面添上了——
请代向李伯伯、伯母全家问好！
祝您安好！
女儿：晓梅
1969年1月22日晚
白晓梅把信重新看了一遍，放在一边，又拿起笔在纸上写了起来——
小松弟弟：你好！
姐姐离开你已五天了，不知你这几天过得怎么样？姐姐很想你，你也很想姐姐吗？
你已经长大了，姐姐不在家，有些事情你要自己做，也要帮爸爸做点事，如洗菜，洗地板，洗衣服等，不要只顾玩。
姐姐现在不能跟你在一起，等春节回来，看看你究竟学会了什么，好吗？
祝你快乐！
姐：晓梅
1969年1月22日
白晓梅写完信，把两张信纸小心地折好，装进已经写好地址的信封里。她见坐在对面的吴莲英还在写，就把煤油灯的捻子转了转，又用一根小竹片把灯芯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