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山去哪？”石兰又问。
“他到公社去，看招工的人来了没有。”石红说。
“那我们也去看看，到大队看有没有什么消息。”石兰从竹床上下来，就要往外走。刚才几步，又停下来：“锅里还剩点饭，你把它吃了。”
石红想了想，这样也好，便到厨房把剩饭吃了，与石兰一同向大队部方向走去。
两人来到大队部，见门都关着——显然干部们都回家吃午饭了，便向柳咏章的住处走去。还未到门口，就听见里面嘈嘈杂杂的，似乎挺热闹，便走了进去。
“你们都在这儿。”石兰见屋里六七个正谈天说地的，都是与她一样在等“补员招工”的知青，不由一阵兴奋。
“你们也来这里凑热闹。这个位置给你们。”一队的刘美珍往床边挪了挪，让出一段空位。
“老柳呢？”石兰坐下后，问。
“去吃饭还没回来。”刘美珍回答说，“你们吃了吗？”
“早上吃过了，中午还没吃。”石兰笑着说。
“那先到我那里弄点什么填填？”刘美珍信以为真。
“应该是早上没有吃，中午刚吃过。”石红在一旁纠正说，“睡了一上午，刚刚吃过就来了。”
“原来你们也跟我们一样，一夜没睡呀。”刘美珍恍然大悟，呵呵地笑了。
“是啊，这种时候怎么睡得着呢？”石兰脸上洋溢着喜悦，“嗯，有什么消息没有？”
“刚才老柳说，公社有打来电话，招工的人还在县里，可能明天才会来。”刘美珍略表遗憾地说。
“其实他们今天就应该来。早一天来我就早一天解放了。”二队的陈志勇不由有点忿忿起来，“手续都办好了，还这么拖拉。”
“也许是什么事情担搁了吧？”石兰虽然也觉得，这种事情要办应该是很快的，她也恨不得马上就能回城，因为她的心早就飞回去了。但是，她并没有想得太多太复杂，更不会往坏处想，只要能回去就行了。就是迟一天迟两天的，很快就会过去的。
“这种事情有什么担搁的呢？”陈志勇依然不满地说，但却显得有点无奈了。
他见柳咏章正走进来，不由又来了劲：“其实这是一种官僚主义，不负责任。要是他们的子女也在这里，我看早就来了。老柳你说是不是？”
柳咏章并没有马上回答。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包烟，撕开个口子，抽出香烟，一一递给几个男知青，最后自己也点燃一支，然后，在椅子上坐下来：“你刚才说什么？”他侧身问陈志勇。
“那些干部太官僚。”陈志勇抽着烟说，“在县里一住就是几天，是不是那里吃和住的都很舒服，把我们忘了。”
“你急有什么用？要耐心等待。”石兰劝解似地说。
“等待？我不是一直在等吗？八——年了。”陈志勇模仿京剧《智取威虎山》里老常的腔调，把那“八”字拉得长长的，说完之后，他自己不由得笑了。其实，等待对他来讲，虽是难耐的，但也是幸福的，只不过是胸中有口闷气非吐不可罢。
大家一听，不由哈哈笑了起来。细细一算，真真的已在这里呆了八年了，而且京剧《智取威虎山》里老常的那句“八年了，别提他。”的台词，不也正是映衬着他们此刻的心情吗？
“我们是抗战八年，总算得胜利了。”石兰在一片笑声中兴奋地说。
“是的，八年了，对你们来讲，实在是不容易的；对整个国家来讲，也是不容易的。”柳咏章被知青们的这种从内心里爆发也来的情感深深地感染了，“你们还是幸运的，因为还有许多人没有你们的机会。你们也不用着急，事情总会办好的。
因为手续要一关一关的过，单单核对就需要花很长时间，这么多人一起回去，快也快不了，所以，还是耐心等待吧。面包会有的。“
柳咏章最后一句幽默的话，又把大家逗笑了，整个的气氛也轻松活跃起来。过了一会儿，黄唯山也从公社回来了。尽管他并没有给大家带来什么好消息，但大家已经无所谓了，坦坦然然地在说笑杂耍中耐心地等待着。因为，他们都相信，无须再等很久了。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本台今天下午4点钟有重要广播，请注意收听。”架在大榕树上的高音喇叭突然响了起来。
听到这广播预告，正海阔天高谈天说地的一屋子人不由停止了说笑，静静地听着，心里同时也猜测着，不知道又有什么重要新闻。因为按惯例，提前预告的决无小事，而在下午4点播出，更是不一般。
广播预告一遍又一遍地播着，这更增加了悬念，大家在猜测议论的同时，谁也说不出究竟，只能等待，等待那非常时刻的到来。
“嘟、嘟、嘟、嘟、嘟、滴——刚才最后一响，是北京时间十六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全文广播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播音员用极其悲痛的声音一字一字地念着。
听着这不同凡响的声音，大家不由呆住了。大家不约而同地站起来，走出门口，眼望着高音喇叭，生怕听错了。因为，大家己从播音员那悲痛的声音里听出了不祥的先兆。
石兰只觉得浑身一阵紧张，胸腔里的心脏在“砰砰”直跳，一种不祥的预感闪电般地掠过脑海。尽管播音员的停顿时间是有限的，但她却仿佛觉得整个时空都停止了，凝固了，因为她看到，其它的人也像她一样，静静地，一动不动地保持着原来的那种姿势。她的心脏跳动得更加骤烈，似乎就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
“难道是……？”石兰几乎是无意识地张开了嘴，但马上被自己的声音惊住。
她看到大家都用一种奇怪的目光盯着她。她惊恐地闭上嘴，唯恐那几乎滑到舌头的字句再变成声音蹦出来。
播音员的声音悲痛而缓慢：“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极其悲痛地向全国各族人民宣告：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毛泽东同志，在患病后经过多方精心治疗，终因病情恶化，医治无效，于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零时十分在北京逝世……”
尽管只能听到声音，但大家还是感觉到了，播音员是以极大的努力抑制住内心的巨大悲痛，一字一泪地念着的。大家轻轻地移动脚步，聚集在喇叭底下。
“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永垂不朽！”播音员终于念完了《告全党全军各族人民书》，哀乐声令人心颤地响了起来。
“完了？”黄唯山张着嘴，像是刚从梦中醒来，疑惑的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榕树上的喇叭。他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希望从喇叭里看到毛主席的形象。然而，他所看到的依然是那冷若冰霜的喇叭，听到的依然是那哀伤的旋律。“完了。”他终于相信了，这是真的，毛主席已经逝世了。
石兰的眼里噙满了泪水。她看到许多人的眼里也是满含热泪。这不幸的噩耗，像晴空劈雳，直震得她浑身发抖。从她懂事起，不，从她一出生，她就生长在毛泽东时代里。在她的心目中，毛主席就代表着中国，代表着革命，代表着一切。尽管毛主席发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指示使她饱受了磨难，但她不也是在毛泽东的旗帜下正在从农村走向城市、走向的未来吗？不是说毛主席是永远不落的红太阳，怎么也会陨落呢？她只感到眼前一片茫茫然，竟然忘记了自己身处何方。“毛主席，毛主席——”她终于失声地痛哭起来。
柳咏章慢慢走到石兰身旁，一只手轻轻地按在她的肩头。此刻，他的心里有如波涛汹涌。毛主席的逝世，无疑是中国人民的巨大损失。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革命正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从弱到强，并建立了人民共和国。中国革命的成功，是不能没有毛主席的。尽管这几年自己的命运屡遭坎坷，并且有更多的人比自己的遭遇更加悲惨，而整个国家更是处于激烈的动荡中，但是他和许许多多的人一样，相信这一切都是暂时的，而制造这些灾难的是一些人背着毛主席干的。虽然这些人现在已经掌握着巨大的权力，但只要毛主席还建在，这些人妄想改变国家本色的阴谋就难以得逞，总有一天，毛主席会识破这些人的真面目，而中国必然也会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走新的胜利。如今，毛主席永远离开我们了，那鲜艳的五星红旗还会在共和国的天空飘扬吗？他感到一种严峻，一种不同寻常的严峻，正在考验着他，考验着亿万人民，考验着整个共和国。他感到一只无形的铁爪正紧紧地攥住他的心，鲜血正在从那伤口不断地涌出来。
“我们怎么办？还能回去吗？”黄唯山突然转过身，面对着大家。他那忧悒的目光扫过每一个人的身上，令人感到不寒而栗。
黄唯山的声音并不大，但却像一声炸雷，把正在浑浑浊浊、悲悲戚戚的天空中飘浮的灵魂一下子击落地上。大家猛然感到，毛主席的逝世，对于他们来讲，更是不幸中的不幸，眼看着就要回城了，万一情况发生变化，那岂不是空欢喜一场？而且这种情况的发生，可能性是极大的，决非杞人忧天。大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向柳咏章。
柳咏章默默地巡视着，他的眉头紧皱着。仅仅在刚才，这些神情严肃的面孔还有说有笑，然而，命运竟然如此轻率地同他们开了个玩笑，只那么轻轻地一拨，就把他们驱到一个危险的边缘。而且他们现在的神经已经像一条绷紧了的弦，如果在这个关系到他们切身利益的问题上稍稍加点力，那弦就会立即绷断。尽管在这时候，他自己也无法把握未来，可越是在这种情况下，越应该比平时更为冷静。他感到自己肩负的担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沉重。他看着大家：“这个问题，以我的看法，可能会缓一缓……”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石兰迫不及待地打断了柳咏章的话。
“我想，毛主席逝世，这是当前国家最大的事。你们的事肯定会推迟，形势对你们来讲，是非常不利的。这种心情我是可以理解的。”柳咏章沉着地说，“情况也许会转变，也许会出现许多预料不到的事情，但我相信——我以一个共产党员的信念相信——不管出现什么波折，只要党还在，只要人民还在，是没有什么过不了的难关的。只要是符合人民利益的就一定会坚持下去。所以，我也认为，迟早有一天，你们都会回去的。”
柳咏章这一段铮铮有力的话语，像一副镇静剂，很快把大家那波动不安的情绪稳定下来了。是的，国家正处在危难之际，他们的命运与共和国的命运紧密地联系着，但是，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人民大众也必将再创造出一个崭新的世界。
风，一阵紧似一阵，吹得大榕树枝摇叶摆；云，一层压着一层，把大地笼罩得黯然失色，一场暴雨很快就要来临了。
黄唯山把瓶子里剩下的最后一点点酒都倒进嘴里，仍然感到意犹未尽。他把空瓶子攥在手中，怔怔地看了一会儿，才无可奈何地把它放在桌子上。他的眼睛盯着摊开的纸上最后的一粒糖衣花生，犹豫着是否也把它吃进嘴里，因为这是最后一粒了，吃了可就没有了。
喉咙口火辣辣，低劣的烧酒灼得满嘴苦涩，黄唯山不再犹豫了，伸手拈起那粒糖衣花生放进嘴里，慢慢地咀嚼着。糖衣在嘴里溶化了，甜甜的味道掩盖了那苦涩，流进了肚子里。
一抹夕阳的余辉从窗口射进来，照在黄唯山的脸上，使那因喝酒而发红的脸显得更红了。他的眼光顺着光线望过去，只见那血红的太阳正在从山谷中渐渐地坠下去。他感到自己的心也正在往下沉——回城的事情果然搁浅了。离毛主席逝世的日子到如今已经一月有余了，在这期间，黄唯山同许多已办“补员招工”的知青一样，在希冀与幻灭的交替中苦苦地煎熬着。他原指望等毛主席追悼会开过后，暂停了的各种事情就会重新接下去，可没想到过后依然按兵不动，好像根本就没有这回事。他等不得了，跑回城里去找劳动局，去找知青办，去找父亲的单位，尽一切可能去获取有关的消息，然而答案只有一个——等待上级的通知。他为此而失望。报纸电台不是整天说要照毛主席临终遗嘱“按既定方针办”吗？“补员招工”不也是毛主席生前就在办了的，难道这不是“既定方针”中的一项？他为此而疑惑。他的这次“补员招工”，可是花了大本钱的，父亲的工资一下子变成了少得可怜的退休金，如果他回不了城，那今后家里的生活将大受影响，自己的日子将更不好过。他更为此而忿恨。然而，失望也罢，疑惑也罢，忿恨也罢，留在他眼前的只有等待一条路，尽管等待是那么的难熬，可又有什么办法呢？他垂下了头。
一个身影从窗前掠过。黄唯山抬头定睛一看，石兰已经走了进来。“收工了？”
他眨了眨眼，似乎对时间产生了怀疑。
“还没有。我是先回来煮饭。”石兰望着黄唯山的脸，又看了看桌上的空酒瓶，“半瓶都喝完了？”她有点惊讶地问。因为她清楚地记得，昨晚他买一瓶酒回来，喝剩的还有大半瓶。
“可惜没有了，不然，再来半瓶没问题。”黄唯山尽管感到头晕晕的难受，可还硬撑着，以满不在乎的口气说。
“你还是少喝一点吧。”石兰劝慰地说。她知道，黄唯山这段日子心情一直很低沉，常常一个人喝闷酒，借酒浇愁。可这也不是办法呀。她自己的心里虽然也是不好受，姐妹俩双双回城“卡了壳”，她的心情怎么也好不起来，可也不能就这么把自己关在愁城里，因为还要吃饭呀，而不出工哪来的饭吃？要知道，父母已经尽了力，以后再也无力支持她了。所以，她在经过了一段痛苦的等待以后，重新拿起那已经在心里向它告别了的锄头，又下地出工了。但黄唯山有他的看法，她唯有劝劝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