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有人从办公室走出来了，大声地宣读起有关考场的规定。教室的门也打开了，参加考试的人纷纷涌了进去，寻找着自已的座位。操场在倾刻间平静下来了。
白晓梅终于也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端端正正地坐在那里。她的心在激烈地跳动着，她的思绪在那一霎间从那遥远的过去跨向更遥远的未来，在无垠的时空中来回穿梭着。然而，她的思绪很快又飞回来了，她的目光落在那刚刚分发下来的考卷上，她的心在一阵短暂的颤抖后很快平静下来了，她沉稳地拿出笔，在那考卷上庄重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白晓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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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章 弄假成真
在经过了一段并不太长的等待后，吴莲英与其它在高考中脱颖而出的佼佼者，于一九七八年的春天跨进了大学的校门。而此时，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论争正在中国大地上兴起。这场看似限于学术上的论争，实质上是一场意识形态上改革与守旧的斗争，是一场关于中国将究竟走向何处去的论战。尽管这场论战的胜负还不见分晓，但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观念正在逐步深入人心。并且，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政策，为曾经被错捉、错判的人平反昭雪这一牵涉到千家万户政活生命与实际利益的工作正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九月，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对错划右派分子平反、摘帽的决定。
天亮了，一夜未眠的白基兴依然躺在床上，那种从未体验过的轻松感觉像一汪春水，一直在他的心里荡漾着。可以堂堂正正地做人了，再也不用低三下四人不人鬼不鬼的仅仅为了活着而活着了。他觉得自己还很年轻，才五十多岁，还可以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很多的事；他觉得自己的经验也不算少，正的反的酸甜苦辣哪一样味道没尝过？有这些经历，他将来恢复工作时就足以胜任；他觉得自己对未来更充满信心——一个实事求是的党，一个蓬勃向上的国家，一个意气风发的民族，就是最可靠的保证。他的所有这些感慨，都是昨天晚上听到的关于对右派分子平反、摘帽消息以后突然萌发出来的。而在此之前，戴着右派帽子的他，是做梦都不敢想的。
门突然打开了，屋子里顿时亮堂起来。白小松走到床前，隔着蚊帐对白基兴说：“爸，起来吃饭吧。”说完，伸手把蚊帐门卷起，挂在帐钩上。
“你们先吃。我再躺一会。”白基兴张着微微发胀的眼睛说。尽管心里有说不出的舒畅，但一整夜的思前想后，还是使他感到有点疲倦了。
“那你今天就好好地睡个够，不会有人来吵你的。”白小松有点自负地说，他的脸上洋溢着青春的喜悦。父亲的“帽子”就要摘掉了，那他也就再也不是“黑五类”的狗崽子了。况且，父亲的平反将同时给他带来一个回城的机会。昨天晚上，一家人在高兴之余也把他的出路考虑进去了，等父亲正式平反，回到原来任教的学校复职后，再办个因病提前退休。这样他就可以顶替回城。尽管他不可能接替父亲教师的工作，他连小学都没毕业怎么能去教中学生呢？但学校有个校办工厂，在那里当个学徙工是完全可以的。
白小松走了出去，顺手把门也掩上了，屋里又回到原来的昏暗。外面偶尔有几声鸡鸣狗吠传来，但很快又消失了。在这夏天的早晨，能美美地睡一觉，实在是一件令人惬意的事。
白基兴慢慢地合上眼睛，尽情地享受着这难得的宁静。二十年了，二十年了！
他在心里默默地说。这二十年中，能像今天这样心安理得地睡个懒觉，可是从来没有过的呀！他稍稍扭了一下身子，尽量使自己躺得更舒适些，以便更快地入睡。他不再想什么了，在平和的呼吸中缓缓滑入梦乡。
一声尖锐的哨子声突然把白基兴从睡梦中惊醒。他一骨碌翻身下地，不暇思索便迅速地穿好衣服，跨前一步把门打开。他看见张瑞祥正在前面走着，马上就要拐进一条叉道，他的双脚不由下意识地急走起来，试图追上张瑞祥。
张瑞祥走上叉道，道口的那座房子挡住了白基兴的视线。白基兴不由自主地放慢脚步，同时，另一个潜意识告诉他，不必再去追了。他停住了脚步，盯着自己的脚，他的意识迅速地从那朦胧状态中醒悟过来了。他回过头，审视着那刚刚走过的几步，他突然感到，这短短的几步路，不正是他走过的漫长而曲折的人生旅程的缩影吗？
长期以来，在政治的高压下，白基兴的人格遭受了肆意的践踏，他的人身与灵魂自由几乎被剥夺贻尽，他的任何行为都始终处在他人的控制之下。刚才那诚惶诚恐的几步，就是那被扭曲了的灵魂的生动写照。幸好，这屈辱的路总算有个尽头，此刻，他已经可以无所顾忌地站立在这里，甚至在刚才不久，他还打算安安稳稳地睡个美觉，如果不是被那哨声吵醒，此时他真不知沉浸在何方呢？
白基兴重新望着叉道口，那里一个人影也没有，而从空中传来的哨子声已经越来越弱了。今天不出工了，回去好好地补上一觉。他那迅速恢复的自尊在对他自卑的灵魂下命令：转身，直腰，挺胸，大步走；目标——床，任务——睡觉。
一步，两步，三步……白基兴昂首挺胸，迈着自豪的步伐。尽管此刻没有一个看见他，但他却像接受检阅似的，认真地执行着刚刚下达的命令。他突然感到胸区一阵疼痛，身子不由自主地歪向一边——那是那根曾经折断过的肋骨在突然的拉伸与用力下所产生的反应。
白基兴不得不又停下来，同时，他不由为自己刚才的决定产生怀疑：一个刚从苦难中走过来的人，他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获得补偿吗？躺在床上真的就能把过去忘却吗？人生的真谛不也就存在于百折不挠且锐意进取吗？他感到脸上一阵发热，为自己刚才那渺小而自私的决定羞愧。他又转过身，忍着痛，继续昂首挺胸地向张瑞祥追去。
张瑞祥吹着出工的哨子，走到叉道最后一座房子后又折回头来，见白基兴急冲冲地走来，便停住问：“你走这么快去哪里？”
“我来问你今天我做什么。”白基兴有点气急，一边说一边走过去。
“你今天就不要出工吧。”张瑞祥善意地笑了笑，“刚才小松说，你一晚没睡，所以我就没到你那里。”
白基兴不由感动了：张瑞祥确是一番好意。可是，一种以崭新的面貌表现自我的欲望，使他迫切地需要尽早在人们的面前展现，而出工，正是他此时唯一的舞台。
他挺直腰，显得精神抖擞地说：“不要紧，少睡一点没事的。你说，今天我做什么？”
张瑞祥依然微笑着，白基兴能熬出头，他也觉得这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不安排白基兴出工，是他的权力，但也是以此作为祝贺的形式。他见白基兴那一副急切的样子，只当白基兴仍是从前的白基兴，是为争取表现又为多挣工分，便劝解地说：“你还是好好地歇一天吧。从今天起，你就再也不是‘黑五类’了。再说，也不差你那么一天。”“不。正因为我不再是‘黑五类’了，所有我才更应该多做点。”白基兴一本正经地说，“以前我是被监督着的，做什么不做什么跟我无关。现在我是为自己也是为大家做的，我怎么能反而不去出工呢？”
几句真诚的话语，说得张瑞祥心里也热乎起来。是的，一个人如果明确了自己的责任与追求，那又有什么值得计较的呢？又有什么不能舍弃的呢？
“好。你今天就与大家到甘蔗地里锄草。”张瑞祥果断地说。
像是获得奖励似的，白基兴的脸上露出欣喜的笑容。他从张瑞祥的脸上看到了一种质朴的体现人与人之间平等、信任、互勉互助的情感，他二话没说，转身大步向前走去，尽管他身上的那根肋骨还隐隐作痛。
三天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在这三天里，除了吃饭与睡觉，李卫东在家里根本就没多呆一会儿。因为是国庆节，有关单位都放假，想找个人都很不容易，但他还是想方设法，把需要找的人都找到了。并且，得到了明确的表示——白基兴的问题属于这次右派甄别平反、落实政策的范围，有关的模查工作已经开始。只是，这是项政策性很强的事情，需要做许多细致的核查。同时，他们要李卫东转告白基兴先写一份关于当年被划为右派及解职遣送的情况报告，以便尽早审定。
此刻，李卫东坐在开往县城的汽车上，看着窗外一闪而过的景物，想着这三天来的见闻，不由感慨万千。三天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里，实在是不值一提的，就是三年又怎样？自己不也是快要三十岁了吗？如果一个人是在较平稳的环境下，时间的流逝也许算不得什么，自己两年的学校生涯，不就是这么的一闪而过？而一个人如果是在逆境中挣扎，那别说三年，三天，哪怕是一分一秒也是非常难熬的，这种经历他也曾经有过，如此，白基兴这二十年，又该如何评说呢？
幸好，苦难总算成为过去。白基兴的平反只是时间问题，从林业学校毕业的李卫东安排在县林业局，也有了一份令人漾慕的工作。另外，李卫东与白晓梅多年的恋情，也已经接近瓜熟蒂落的时候了，只要再想想办法，把她调到林业系统，就是当一名临时工也行，那么……这一切，又在李卫东的眼前展现出一幅激动人心的画卷。
汽车很快到了县城，李卫东匆匆下了车，来到县林业局。他简要地向办公室主任述说了这几天的经过并请了假，然后，又急匆匆地赶到汽车站，蹬上了开往青石坑的汽车。到了青石坑，向人借了辆自行车，他又马不停蹄地直奔青龙潭而去。中午时分，他又来到了生产队。
“卫东，刚回来？”刚刚收工回来的张金发正要进屋，见李卫东骑着自行车过来，便停住脚打了个招呼。
“刚到。”李卫刹住车，用一只脚支着地。
“还没吃饭吧？到里面吃。”张金发热情地说。
自从李卫东到县林业局工作以后，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发生了转变。他已经不再是一个知青了，而是县里的干部，所以，大家对他显得客气起来。但是，李卫东自己并没有那种高人一等的感觉，他对这些相处多年的人们，依然保持着一种真挚纯朴的感情。也正因为如此，每次他回生产队，都被认为是自然不过的事。
“不用了，我还有点事。等会再来。”李卫东说着，摆正车把就要走。
“是不是基兴的问题？有什么新消息？”张金发看李卫东那急切的样子，估计是有关白基兴平反的事，便关切地问。
“是的。”李卫东点点头，“我回去跑几天，他们说过一段可能要派人来调查，所以我先赶回来，让他做好准备。”
“有什么好调查的？不就是他当时说的那几句话吗？那些话现在说一百遍都没事。他的档案我看过，也没什么大问题，当了这么多年的右派，确实太冤了。”张金发有点不平地说，“你先去吧，等会我再去看看。”
“那我先走了。”李卫东说着，奋力一蹬，自行车便向前急速驰去。
李卫东来到小庙前，支起自行车。他见厨房的门开着，便大步走了进去，与刚要出来的白晓梅几乎撞了个满怀。
“你？”白晓梅站住了，惊喜地望着李卫东。尽管李卫东国庆节前来信说，他将利用放假的时间去打听一下有关她父亲的事，一有消息就告诉她，只是没想到李卫东这么快就到来了。
“你爸呢？”李卫东一眼看到厨房里只有白小松一人在吃饭，忙问。
“他在江边。”白晓梅拿过一条毛巾，递给李卫东，“先擦擦，看你，满头是汗的。”
“那我去找他。”李卫东说着就要走。
“急什么！他马上就来。”白晓梅嗔怪地白了李卫东一眼，“到了这里还怕没得说？”
李卫东转头看了看去江边的路，略顿一下，才接过毛巾，擦了下脸，然后，走进厨房，在桌子边坐下来。
“我爸的事怎么样？”白小松放下筷子，看着李卫东问。
“已经有点眉目了。现在就等具体落实了。”李卫东有点兴奋地说，“我去找了教育局、派出所，还有他原来的学校，都认为像他这样的情况应该平反。”
这时，收工后到江边擦洗一阵的白基兴走了过来，拿着毛巾站在门边，听到李卫东的话，不由百感交集。
“爸，你要平反了。”白小松站起来，大声地说。
李卫东也站了起来：“教育局的同志说，像你这种情况的人很多，都属于当时错划的。但因为时间太久了，有些原始资料在‘文革’时丢失了。‘落实政策办公室’的同志也说，尽管档案里面一般都有记载当年的事，但毕竟不是很详细，所以，要你把当时的情况重新写成报告，尽快送去。”
“情况？”白基兴的脸顿时沉了下去，他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令他懊恨不已又苦不堪言的过去。突然，他的眉头一扬：“我这里有一份现成的，把它整理一下就行。”
说着，转身走出去。
李卫东见白基兴出去，不由有点纳闷，便问白晓梅：“他？什么时候写过？”
白晓梅也是一脸茫然，不知所以，摇了摇头说：“我也不知道。”
白基兴很快又回到厨房，手上拿着一叠已经发黄了的稿纸：“你们看，就是这些。”
李卫东接过一看，只见上面写着四个大字——我的检查。“这……？”他疑惑地看着白基兴。
白基兴喜形于色，指着上面的字说：“这就是我当年写的检查底稿，我的问题都在这里，这也是把我定罪的依据。这种东西本来我是不会留的，可那时没几天就要我写一次检查交代，翻来复去也是那些，干脆把底稿留下来，需要的时候抄一遍。
后来，每次运动一来，也是照抄，不知抄了多少遍了。没想到今天还有用，只是这次不是认罪交代，而是平反依据。“
听了白基兴的解释，李卫东不由松了一口气，白晓梅脸上也露出欣慰的笑容。
“那就赶快送去。”白小松急不可待地说。
“送当然要送，但也要重新整理补充一下。现在是平么摘帽，而这些是定罪戴帽，如果这样送去，那帽子怎么摘得下？”白基兴有点幽默地说。
“那就先吃饭吧，吃完赶快写出来，让卫东带去。”白晓梅在一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