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求出‘《诗》的文法’。”
上面抄录的日记中，写关于“的”字的文章，及与陈独秀（仲甫）的商榷，是胡适最早的语法研究成果。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初，《晨报副刊》的编辑，将一篇谈“的”字的文章送给胡适看了，作者的主张是“把的字专给术语去用，把底字来做助语用”。胡适觉得，这个办法虽然比现在《晨报》上一律用“底”的办法好一点，仍不够精细，还有改进的必要。他本想做一篇文章，来讨论这个“的”字，因为太忙了，只好把三四年前论“的”字的一篇札记《“的”字的文法》送上刊登。附信一封。编辑将信与文一并刊出，名为《“的”字的文法》。他的主张是“其实一个的字尽够用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分开用作“的、地、得”的，只须用一个“的”字就行了。这算是引言，他的那篇札记《“的”字的文法》才是正文。在分析了有关“的”字的种种语法现象，比如“天所杀”改变为“天杀的”之后，他说：“在文字史上，此种文法变迁，乃一种大事，其重要正如政治史上之朝代兴亡。”
此文在十一月十二日《晨报副刊》登载。上面的日记就是从这天开始记的，可见在此之前，已展开了关于“的”字的讨论。胡适说他的《“的”字的文法》是三四年前所写的一段札记，就算是三年吧，也就是说早在一九一六年，还在美国的时候，他就注意到这个在中国法语上，跟改朝换代一样重要的问题了。
胡适的文章发表后，止水先生和周建侯先生等人写了文章与他讨论，胡适又写了《再论“的”字》，这就是上面日记中二十三日的“作‘的’字书”，十一月二十五日《晨报副刊》登载。二十四日的“答仲甫论‘的’字”，二十六日刊出，名为《三论‘的’字》。在这两篇文章中，胡适的主张稍有改变，他认为，“底、的、地”三字的发音太相近了，说话时还是没有分别。“底”、“地”在纸上虽有分别，在嘴里等于无分别。状词的“的”字不容易发生混乱，不发生困难，尽可以不区别。遇有必要区别时，可用“之”字。其好处是，发音有别，笔画简易，比“底”字更通行。
可以说，抓住了“的”字，就是抓住了中国语法区别于欧印语系语法的一大特质。
对自己的语法研究，胡适有着绝大的自信。就在写《“的”字的文法》这天，他在日记中说：“我若有十天的工夫，一定可以写一部很好的文法出来。”他这里说的“文法”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语法。一九二○年一月二十八日给钱玄同的信上说：
国语文法竟还没有讲义，真对不住你讨“救兵”的希望。我狠想于这一二十天内发愤把前面已教的文法写成，未教的也写成。简单一点，就叫《语法大纲》。
这本书后来写成了，不叫《语法大纲》，叫《国语文法概论》，三万多字。第二年七八两个月在《新青年》上刊载，年底收入《胡适文存》第一集中。这是胡适的一部重要的语法著作，重在研究的方法，对语法的规律论述不是太多。规律性的东西，大都是他以前的研究成果。此书出版前，中国已有马建忠的《马氏文通》，他的同时代人有陈承泽的《国文法草创》和刘半农的《中国文法通论》。对《马氏文通》，他还是赞赏的，同时也指出其不足：
但是马建忠的文法只是中国古文的文法。他举的例，到韩愈为止；韩愈到现在，又隔开一千多年了。《马氏文通》是一千年前的古文文法，不是现在的国语的文法。马建忠的大缺点在于缺乏历史进化的观念。他把文法的条例错认作“一成之律，历千古而无或少变”（《前序》）。其实从《论语》到韩愈，中国文法已经过很多的变迁了；从《论语》到现在，中国文法也不知经过多少的大改革！那不曾大变的只有那用记诵模仿的方法勉强保存的古文文法。至于民间的语言，久已自由变化，自由改革，自由修正；到了现在，中国的文法——国语的文法与各地方言的文法——久已不是马建忠的“历千古而无或少变”的文法了。（北大版《胡适文集》第二册第334页）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先行者（2）
胡适认为，现在国语文法学最应该注重的，是研究的方法。原因有二，一是现在虽有一点古文的文法学，但国语的文法学还在草创时期，要想预备做国语的文法学研究，就应该从方法上着手。建立国语文法学，不是一件容易做的事。方法不精密，绝不能有成效。二是一种科学的精神全在它的方法。方法是活的，是普遍的。我们学一种科学，若单学得一些书本里的知识，不能拿到怎样求得这些知识的方法，是没有用的，是死的。若懂得方法，就把这些书本里的知识都忘记了，也还不要紧，我们不但求得出这些知识来，还可以创造发明，添上许多新知识。文法学也是如此。中国现在还没有一部很好的国语文法书，就是有了一部很好的文法书，若大家不研究文法学的方法，这书终究是死的。古人说：“鸳鸯绣取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这是很可鄙的态度。眼下我们提倡学术的人要做的，应该先把“金针”送给大家，然后让他们看我们绣的鸳鸯，然后教他们来绣一些更好更巧妙的鸳鸯。
研究国语文法的方法，在胡适看来，不外三种，一是归纳的研究法，二是比较的研究法，三是历史的研究法。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种即归纳的研究法。
此后还写过一些关于语法的文章，多是就一些具体的语法现象作分析，很少再写这样综论式的著作。有时一些很小的语法现象，也能引起他的关注。那种认真和执著的精神，实在令人敬佩。
一九二一年七月，胡适在济南作过一次演讲，题为《中学国文的教学》。那天上午开会时谈到开会规则，演讲中举例子时，就以开会规则为内容举了一个例子：“除非过半数会员出席，大会才开得成。”他说，这句话是不通的，应该改为：“除非过半数会员出席，大会是开不成的。”理由是：上半句用了“除非”，下半句就不能用肯定的语气。
演讲稿发表后，一位叫吴检斋的先生看了，给他写信，说原例不错，倒是胡先生改错了。吴先生还举了京剧戏曲的一句唱词为例：“要相见，除非是，梦里团圆。”说“非”是否定，“除”也是否定，“除非”犹言“非非”，“非非”即等于“是”。胡适不同意这个观点，说京剧里的这个唱词，是从《琵琶记》里套来的，原句是：“要相逢，不能够，除非是梦里暂时略聚首。”句中否定的“不能够”，被做京剧的人删掉了。他还是坚持应当说：“除非过半数会员出席，大会是开不成的”或是“必须有过半数会员出席，大会才开得成”。
他据此写成文章《“除非”的用法》，在《晨报副刊》（九月二十九日）发表，末后不无得意地问道：“读者以为是吗？”
这下子捅了马蜂窝，招来了许多人的“讨伐”。先是吴检斋在《益世报》上著文，说“除非”实在是一个肯定的连词，并不是否定的连词。《京报》先登出徐一士先生的文章，不久又登出徐凌霄先生的文章，来信商讨的有陈元恭先生，口头讨论的有陶行知、黎劭西等各位先生。他这才知道，这个词儿的用法，并不像他先前说的那样简单。几天来，他寻出十来个旧例，仔细比较研究，终于让他明白，大家所以反驳他，确是有理由的。他又将这一问题作了更为深入的研究，终于明白他自己和各位先生的说法，都不曾说出这个问题的困难所在。于是综合各位朋友的意见，加上自己独立的探究，写了一篇《除非》，在十月十五日出版的《努力周报》上刊出。一开头先作检讨，说他当初说“除非过半数会员出席，大会才开得成”应改为“除非过半数会员出席，大会是开不成的”，这句话实在说得太卤莽了，现在看来，是不对的。接下来一一分析各位的意见，又分组举了许多例子来说明自己研究后的结论。最后说：
以上是我个人研究这个问题的结论。我很悔第一次讨论时太粗心了，不曾细心研究这个问题的疑难究竟在那一处。我现在很高兴的认错，并且很虚心的把我近来改正的意见提出来请大家评断。我很诚恳的感谢加入讨论的各位先生们。（北大版《胡适文集》第四册第539页）
在《胡适著作年表》中，还可以看到许多这类的文章，直到一九四八年一月间，还在《申报·文史》上发表《论“于”“以”的两封信》。此后，忙于他事，就很少有关于语法研究的文章发表了。直到晚年，胡适仍很关心语法研究，一些小的地方，最能说明胡适对语法的敏感与精细。胡颂平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里记着这么一件小事：
先生又谈起艺文印书馆影印的《皇清经解》，说：严一萍应该找一部有标点的影印，销路一定多些。标点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尤其是书中的引号。子曰的“曰”字，云云的“云”字，大概都是当时的引号，“曰”字怎样变成当作“说”字解，我们到现在还不知道。我想“云”字也是如此。先有引号，到后来才有句读。（《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第48页）
同是这本书里，作者还记录了和胡适的一次谈话，时间是一九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其时胡适已六十九岁。这天胡适与胡颂平谈起诗，顺手从字纸篓里拣出一份他人油印寄来的诗稿，递给胡颂平。于是有了师徒二人如下的对话。
胡适说：“你看，这也叫做诗！他们不晓得自己的不通，所以印出来寄给人家看。这样的人很多，像纽约的华侨报纸上，菲律宾……各地的报纸上，常有这样不通的诗。还有些老辈做的诗，也往往有不通的。在这个时代，再用陈旧的诗的格调，再也做不出好的诗了。”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先行者（3）
胡适又说：“怎么叫做通？第一要懂文法，第二要把意思表达出来。作诗是如此，作文也是如此。”
胡颂平问：“先生过去写的旧诗，收在《四十自述》里及《留学日记》里的那些诗，不是很好的旧诗吗？”
胡适说：“那是我已读通了文法，所以没有不通的地方。如某君的‘天道循环之’的‘之’，绝对不通的，他自己不知道自己的不通，他还送我两本呢。”（《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第63页）
“所谓文法，就是后人从活的语言中分析出来的东西。”在上述谈话十天之前，即一九六○年三月二十一日这天，胡适对胡颂平说的这句话，可说是胡适关于汉语语法的不刊之论。
不光是提倡新文化运动，而且身体力行，写白话诗，写《白话文学史》，还这么认真地研究现代汉语语法，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员主将，可说是当之无愧了。这一点，是新文化运动中的其他人物难以比肩的。
鲁迅，新文化人物强有力的批判者
鲁迅的耳光扇给谁（1）
鲁迅对自己到底怎么看，大概我们永远不知道了，但有一点也许可以肯定，倘若鲁迅此刻从地下坐起来，第一个耳光自然要扇给那些吃鲁迅饭的人脸上，第二个耳光就要扇给那些“活鲁迅”、“二鲁迅”们。
这话是一位叫王朔的小说作家说的。文章叫《我看鲁迅》，载二○○○年《收获》第二期。同期发表的还有冯骥才的《鲁迅的功与“过”》。正是这两篇文章，引发了一次关于鲁迅的再评价。
王朔的文章中，还有一些精辟的话。比如：各界人士对鲁迅的颂扬，有时到了妨碍我们自由呼吸的地步。什么时候到了能随便批评鲁迅了，或者大家把鲁迅淡忘了，我们就进步了。若想精神自由，首先就要忘掉还有个“精神自由之神”。这些话，都是针对那些吃鲁迅饭的人说的。王朔不光小说写得好，文章也写得好，最重要的是，在中国作家中，他能够放言无忌，保持一种精神上的自由。
谈论鲁迅，必然要涉及鲁迅研究的状况。由王朔的话切入，可说一步即登堂奥。
在中国，确实有一大批“吃鲁迅饭的人”，靠研究鲁迅获得职位、职称、声望，获得安身立命、扬名显身的本钱。俗称鲁研界，就是鲁迅研究界的简称。这是中国一个特殊的学术领域，也可以说是一个特殊的学术团体。研究《红楼梦》的叫红学，也可说是红学界，研究钱钟书的叫钱学，也可说是钱学界，都是以研究对象命名的，独有研究鲁迅的不是这样，是以研究者自身命名的。也就是说，他们已经脱离研究对象而自成一体了。
从机构上说，北京有个鲁迅博物馆，出版《鲁迅研究月刊》。上海有个鲁迅纪念馆，出版《上海鲁迅研究》。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里，有个鲁迅研究室，没有刊物，主要职责是编辑鲁迅研究资料。此外，好些大学里，还有各地的社科院里，也聚集着一批专门研究鲁迅的人。
上面说的三个机构，分工似乎各有不同。上海的鲁迅纪念馆，做的考证比较多些。比如他们把鲁迅去世前拍的X光片，几十年后拿出来让医学专家论证，看鲁迅当年得的是什么病，病到什么程度，该不该那么早就死了。这是很有意义的。社科院的鲁研室，主要做资料整理的工作。在张梦阳的主持下，早在八十年代就出版了《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五大册及索引一册。可说是鲁迅研究资料的集大成，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全集》，成为鲁迅研究的必备之书。张梦阳近来又出版了三大册《中国鲁迅学通史》，从史的角度对鲁迅研究做了周密的梳理。这都是功德无量的好事。北京的鲁迅博物馆和它出版的《鲁迅研究月刊》，是鲁迅研究的大本营，是出思想的地方，是把关的地方。不光代表着鲁研界的水平，也代表着鲁研界的品质。
新时期以来，鲁迅研究不断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质疑。最有代表性的是茅盾的《答〈鲁迅研究年刊〉记者问》。文中说：“鲁迅研究中有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