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乎，在宋齐愈的好朋友张浚的串联之下，李纲马上被大部分的同僚一起弹劾，再被高宗皇帝所罢免，调迁到湖北为官。
《宋史。李纲传》中记载道：“张浚为御史，劾纲以私意杀侍从，且论其买马招军之罪。诏罢纲为观文殿大学士提举洞霄宫”。
而在《宋史。高宗本纪》中是这样记载的：“乙亥，用张浚言，罢李纲左仆射。”
其次受影响的是李刚的坚定支持者们。
这些支持者当中有官员，比如祠部员外郎喻汝砺；有学生，比如太学生陈东；还有平民百姓，比如欧阳澈。
一时间，朝廷中主战派的力量受到了极其严重的打击。
《宋史。李纲传》中记载道：。自纲罢，张所以罪去，傅亮以母病辞归，招抚经制二司皆废。
《宋史。高宗本纪》有这样的记载：壬午，用黄潜善议，杀上书太学生陈东崇仁布衣欧阳澈。
当然，受事件影响最大的还是我们的皇帝………高宗赵构。
无论后世怎样的评价，此时此刻的高宗赵构，还只是一个刚满二十岁的小青年，用古时候的话来讲，就是“嘴上无毛，办事不牢”。
这可能也是高宗皇帝初期并没有得到应有尊重的原因。
客观地讲，赵构确实没有什么执政的经验。
早年在皇宫的时候，虽然赵构练得一身好武艺，但因为并非储君，所以从小所接受的教育，是以平和与被动为主，怎样去做一个出色的亲王，辅助皇帝。
如今突然登基为帝，角色的变换太过突然，身边又没有信得过的老师，如此一来，赵构就只能从身边大臣的身上来学习国家管理的技巧和方法，通过繁复而且零碎的君臣博弈来逐步形成自己的管理风格。
所谓政权的管理，说到底也只是一种人际关系的处理。虽然赵构身为皇帝，在人际关系处理中是处于强势的一方，但人际关系毕竟是个多边的关系，不是其中一方说了就算，还要得到其他各方的认同。
而这一次，李纲以其恶酷甚至几近阴毒的手法来诱杀宋齐愈，给了年轻的高宗皇帝一个极坏的示范：原来可以用这样的手段来消灭一些不同政见的人。
必须承认，高宗赵构是一个聪明绝顶的人，凡事一学即会。
在接见了陈东和欧阳澈这两位极力反对罢免李纲的人之后，高宗皇帝的做法是依葫芦画瓢，把这两人都杀掉。
高宗身为一国之君，做事当然要比李纲更绝。
高宗的绝妙之处在于，杀了陈东和欧阳澈这两人，连籍口和罪名都没有宣布。
当然，宋朝和后世的一些史学家们，又会把罪名赖在了汪伯彦黄潜善等等奸臣贼子的身上。
在古代的那种封建独裁体制下，“刑不上大夫”是有着某种积极的意义。
道理很简单，当那些官员的生命财产都得不到应有的保障时，还有谁站出来说真话，还有谁敢于对皇帝提出种种的劝谏在大宋历代朝廷中，有不少经常对皇帝提出发对意见的官员，著名的有寇准包拯等等；甚至是李纲本人，也是以敢言而著称。
但是，整个高宗的时代，在宋齐愈事件后，几乎没有对皇帝提出异议的人物，除了岳飞。而岳飞的下场，全中国人民都知道。
能否这样来假设：如果没有宋齐愈之死，就没有陈东和欧阳澈的被杀，甚至不会出现后来岳飞的风波亭事件？
如此一来，李纲岂不是始作俑者？
无论如何，太祖赵匡胤所创立的不准杀死士大夫及进言者的禁令，确实已经被李纲所打破了，给后人立了一个恶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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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三十三章：被删改的历史
完颜兀术和完颜粘罕这东西两路大军先后不战而退，极大的鼓舞了宋朝军民的士气。它起码能说明一个问题，只要用兵得当，金兵并非不可战胜。
虽然汴梁城内的形势一片大好，但是，有一个现实的问题，逼迫宗泽要马上做出决定。这个问题就是，谁来接替宗泽的位子，担当下一任汴梁城的留守。
宗泽已经七十多岁了，年纪老迈，再加上颠簸劳累的军旅生活，宗泽知道，自已已经油尽灯枯，命不久矣。
于是，宗泽便派自己的儿子宗颖与岳飞一道，出兵攻打盘踞在西京洛阳的金兵主帅完颜粘罕。
假如能够把西京洛阳收复，再加上之前已经收复了的北京大名府，宋朝原来的四大都城还在宋人的手里，这是老帅宗泽对赵宋皇室出的最后一点力气。
当然，宗泽也希望能够通过这次的机会，帮宗颖竖立威信，把自己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大好局面给维系下去。
战争进行的非常的顺利，宗颖和岳飞联手，很快就击退了金兵，再一次夺回了西京洛阳城。
完颜粘罕为了泄愤，临逃跑前，居然在洛阳大肆抢掠一番，然后放火焚城。
紧接着，宗颖和岳飞再次联手，经过几次的反复拉锯，把洛阳城附近的郑州滑州等州府一一收服。
《宋史宗泽传》有以下的记载：
金将黏罕据西京，与泽相持。泽遣部将李景良阎中立郭俊民领兵趋郑，遇敌大战。中立死之。俊民降。景良遁去。泽捕得景良，谓曰：“不胜，罪可恕；私自逃，是无主将也。”斩其首以徇。既而俊民与金将史姓者及燕人何仲祖等持书来招泽，泽数俊民曰：“汝失利死，尚为忠义鬼，今反为金人持书相诱，何面目见我乎。”斩之。谓史曰：“我受此土，有死而已。汝为人将，不能以死敌我，乃欲以儿女子语诱我乎。”亦斩之。谓仲祖胁从，贷之。刘衍还，金人复入滑，部将张捴请往救，泽选兵五千付之，戒毋轻战以需援。捴至滑迎战，敌骑十倍。诸将请少避其锋，捴曰：“避而偷生。何面目见宗公。”力战死之。泽闻捴急，遣王宣领骑五千救之。捴死二日，宣始至，与金人大战，破走之。泽迎捴丧归，恤其家，以宣权知滑州，金人自是不复犯东京。
非常遗憾，在以上这一段记载中，有着明显的删减和修改过的痕迹。
高宗皇帝的后期，为了掩盖岳飞的功劳，突出高宗皇帝的光辉形象，当时的执宰秦桧对历史记载进行了大规模的删减和改写，内容遍及宋史中的本纪列传等等，甚至连一些相关的地方志史也不放过。
结果是，当后来宋孝宗赵昚继位，要给岳飞平反的时侯，竟然难以找到有关岳飞抗金平寇的文献记载资料；无论是朝廷的各种传记还是各地方州府的志史，相关的资料一概欠奉。
但是，在那个时候，岳飞的丰功伟绩依然活生生地保存在人们的记忆里。
无奈之下，孝宗皇帝只好让岳飞的儿子岳珂撰写了一本《鄂王行实编年》，并以此为据，对岳飞进行表彰。
但是，区区一本《鄂王行实编年》，又如何能够完整地记录下岳武穆的丰功伟绩，只能是道听途说，挂一漏万而已。
为什么会认为《宋史宗泽传》中的这段文字曾经遭人删减和修改？
其一攻打西京这种主要戏份，完全没有提及，反倒是在滑州郑州等外围小地方落墨甚多，喧宾夺主。
其二在这里出现了一个不应该出现的名词：“部将”：宋朝的官职是文官体质，对各级官员的描述是非常精准的，比如某某尉某某郎某某大夫某某史等等，而部将只是民间的一个通俗说法，不应该出现在正史当中。
其三宋朝是个文官体质的社会，这种社会的特点就是阶级森严，办事情需要逐级进行，不能够越级。
此时此刻，岳飞已经被宗泽提拔为统制。统制的职位在战时仅次于主帅，比方说岳家军成军以后的二十四个统制。如果宗泽有任务，肯定会先下令给统制，而不会直接下命令给低级将领。
那这段文字中所提到几个部将………李景良阎中立郭俊民刘衍，张捴王宣，他们有没有可能是统制？
答案是否定的，原因在于直接隶属于宗泽的赵宋家禁军的数量太少了，士兵的数量不足，何来那么多的统制？
那统制是一个什么级别的官职呢？
《挥尘录余话》卷二：明清壬子岁仕宁国，得王俊所首岳侯状子其家云：左武大夫果州防御使差充京东东路兵马钤辖御前前军副统制王俊
由此可见，副统制起码相当于左武大夫是正六品或以上的职衔，而统制官肯定是五品或以上的职衔。
更何况，在其后杜充所引发的汴梁城内讧中，又或是在以后的历史中，这些人物都没有再出现。
宗泽终于还是去世了。
在多次劝谕高宗皇帝把首都搬迁回汴梁城，组织民间力量攻打金国无效之后，这位古稀老人忧愤成疾，背生毒疮而死。
而在他临死之前，还高呼着要“过河”攻打金国，迎回二帝。
《宋史。宗泽传》中记载道：泽前后请上还京二十余奏，每为潜善等所抑，忧愤成疾，疽发于背。诸将入问疾，泽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尘，积愤至此。汝等能歼敌，则我死无恨。”众皆流涕曰：“敢不尽力！”诸将出，泽叹曰：“‘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翌日，风雨昼晦。泽无一语及家事，但连呼“过河”者三而薨。都人号恸。遗表犹赞上还京。赠观文殿学士通议大夫，谥忠简。
宗泽死后，朝廷的封赠是“观文殿学士通议大夫，谥忠简。”
这个封赠一出，朝廷内外为之哇然：这个封赠也太低了吧！
不得不说，相对于宗泽对朝廷做出的贡献，这种待遇明显是有些凉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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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三十四章：同人不同命
顶级的大将，特别是象老帅宗泽这种胜率极高的大将，宋朝并不多见。所以，当这种级别的大将死后，往往都会得到朝廷丰厚的封赠和恩恤。
参照一下朝廷对之前几位主战派顶级武将死后的赠谥：首先是种师道，朝廷对他先后做出了两次的赠谥，一次是钦宗皇帝所赠，另一次是高宗皇帝所赠。
《宋史。种师道传》中记载道：钦宗亲临祭奠，悲痛哭泣，赠开府仪同三司……建炎年中，加赠师道少保，谥号叫“忠宪”。
这是一个正一品的封号，可谓是位极人臣，无以复加。
其次是张叔夜，《宋史。张叔夜传》中记载道：讣闻，赠开府仪同三司，谥曰“忠文”。
仪同三司意为非三公官而得亨受三公的竺遇，三公者，司徒司寇司空也。
开府仪同三司在宋朝是个从一品的官位，也就是说，张叔夜死后的封赠仅仅次于德高望重的种师道。
可是，老帅宗泽死后的赠谥仅仅是观文殿学士通议大夫，谥忠简。
在宋朝，观文殿学士只是一个正三品的头衔；而通议大夫，更只是一个区区正四品下的职位。
令人难堪的是，在老帅宗泽生前，已经是天下兵马大元帅府的副元帅，身居武将之首，位同一品太尉。
一般而言，官员死后，朝廷都会做出升迁的封赠，让官员死得风光体面。
但是，宗泽死后。不但得不到朝廷的升迁。还降了好几级。这种待遇。可以说是对老帅宗泽的一种变相的侮辱。
这种做法，可谓前所未有，闻所未闻。假如老元帅在天之灵得知，情何以堪！
中国人都习惯于盖棺定论，也就是说，对于官员死后所做出的封赠，代表着朝廷对这个官员的态度，以及对这个官员生前所作所为的评价。
朝廷如此对待宗泽。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皇帝对宗泽是多么的厌烦，才会在他死后，做出此等下作的报复行为。
单从职位功劳资历等方面比较，宗泽绝对不输于种师道和张叔夜两人，但为何最后朝廷的评价相差这么远？
又或者可以这样问，宗泽到底做了什么，让高宗皇帝感到如此的厌烦。
宗泽与种师道和张叔夜这两人相比较，到底有什么不同之处？
在《宋史》卷三百三十五列传第九十四中有这样一段对话：既入见，上曰：今日之事。卿意如何？
师道曰：女真不知兵，岂有孤军深入人境。而能善其归乎？
上曰：业已讲好矣。
对曰：臣以军旅之事事陛下，余非所敢知也这段对话的背景是在金兵第一次包围汴梁城的时候。
当时种师道勤王救驾，皇帝问种师道：“你对金兵的看法如何？”种师道的回答是：“金兵孤军深入，犯了兵家大忌，难道要放他们走吗？”钦宗皇帝提醒种师道说：“我已经和他们讲和了。”而种师道对此的回应是：“我只是帮你打仗的，其余的事情我不想问，也不敢知道。”
好一句余非所敢知也，这就是种师道和张叔夜这两人共同拥有的态度。
这种态度，详细来说，就是当皇帝提出询问的时候，适当地发表自己的看法，一旦皇帝立定了主意，就无条件执行圣意。
对于这样的干部，哪家皇帝不喜欢？所以朝廷对他们的高度评价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那宗泽又是怎样的一种干部呢？从《宋史。宗泽传》中记载的三件事情，就可以看出宗泽的品性和所作所为。
第一件事情：登元祐六年进士第。廷对极陈时弊，考官恶直，置末甲。
宗泽在进士考试的时候，对时弊直言不讳，引起考官的厌恶，把他排在榜末。
第二件事：时康王开大元帅府，檄兵会大名。泽履冰渡河见王，谓京城受围日久，入援不可缓。会签书枢密院事曹辅赍蜡封钦宗手诏，至自京师，言和议可成。泽曰：“金人狡谲，是欲款我师尔。君父之望入援，何啻饥渴，宜急引军直趋澶渊，次第进垒，以解京城之围。万一敌有异谋，则吾兵已在城下。”汪伯彦等难之，劝王遣泽先行，自是泽不得预府中谋议矣。
靖康之变的后期，康王赵构不愿出兵到汴梁城勤王救驾，而宗泽一再坚持，最后赵构不得不让宗泽起兵先走，而自己就逃到镇江去。
第三件事情：时金遣人以使伪楚为名，至开封府，泽曰：“此名为使，而实觇我也。”拘其人，乞斩之。有诏所拘金使延置别馆，泽曰：“国家承平二百年，不识兵革，以敌国诞谩为可凭信，恬不置疑。不惟不严攻讨之计，其有实欲贾勇思敌所忾之人，士大夫不以为狂，则以为妄，致有前日之祸。张邦昌耿南仲辈所为，陛下所亲见也。今金人假使伪楚，来觇虚实，臣愚乞斩之，以破其奸。而陛下惑于人言，令迁置别馆，优加待遇，臣愚不敢奉诏，以彰国弱。”上乃亲札谕泽，竟纵遣之。言者附潜善意，皆以泽拘留金使为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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