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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朱术圳明确的表示愿意到安养院里过自己的轻松日子了，王书辉一点儿也不觉得这个已经五十多岁的老人（在这个时代来讲）有什么不上进的，反而觉得自己的老丈人很有几分睿智潇洒的现代老人的样子。
第498章因复杂的生产过剩
王书辉不会和人民群众讲理想。理想这个东西不应该是强加给人民群众的。
复兴党作为一个革命的组织，王书辉可以给复兴党设置理想。可是人民群众不是复兴党，王书辉当然不会把对复兴党的要求强加给人民群众。
人的主观能动性确实是很强大的。但是在物质决定意识这个前提存在下，主观能动性也必须依靠物质条件发挥。
所以，王书辉没有照搬照抄很多现成儿的办法，毕竟，没有经历过那个特殊时代的十七世纪的中国人，虽然很可能会被高大上的典型宣传所吸引，但是那些高大上的东西和人民群众的实际觉悟实在相差太远了。
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王书辉才会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对前来参加会议的全国各个地区的宣传部门主要干部说道：
“我们的宣传工作应该怎么做？我们复兴党的宣传工作，就是要用最简单的文字，最直白的语言，最直接的表达，最朴素的口语，通过报纸、通过广播，把我们复兴党的各种国家的和地方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解释给人民群众听。让人民群众知道这些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是什么意思，让人民群众知道这些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说的是什么内容。”
“这个要求听起来好像不难，可是呢，现实是，肃委会的同志们还是办了好几次的学习班，不少国家的和地方的宣传干部，报纸和广播电台的新闻工作者，还是因为主观上和客观上的原因，说胡话，说假话，说空话，说废话，然后被肃委会的同志给挖了出来，送到学习班里整理思想去了。”
“干不好工作不要紧，但是干不好工作的原因我们必须找出来。有一些同志，脑子里面产生了一些封建主义的反动思想，他们觉现在我们复兴党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不用群众反对他，打他石头，打他锄头，我们复兴党自己就要先把这些人揪出来！”
“觉得自己是封建主义的官老爷了，做事情只顾着自己的利益，只考虑自己的好处，所以他们就喜欢搞那一套‘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歪理邪说了。他们就觉得自己的地位高，自己是群众的‘父母’，所以自己干什么事情做什么决定，就都不需要和人民群众说清楚，商量明白了。”
“我在我们党内反复讲！天天讲！我们中国是个人实行人民民主制度的国家，我们复兴党不是中国这个买卖的主人！劳动人民，工人阶级才是这个国家的主人。我们复兴党就是帮着主人、东家们经营店铺的掌柜的而已。”
“难道作为掌柜的，店里面有了什么变化，制定了什么新的规章，要做什么新的变动改动，这些事情不应该向主人、东家们说清楚吗？”
“我们党内有一部分人，就是这种主观上有问题，觉得自己高高在上，不是服务员而是官老爷，不是掌柜的而是东家，觉得自己挺了不起的糊涂蛋，他们不是不知道这么做是错的，但是为了他们的利益，为了躲避人民群众的监督，他们就是要在报纸上、广播里说胡话、说废话、说蠢话、说假话，他们就是妄图蒙住人民群众的眼睛！”
“这种心里没有人民群众，心里把自己放到人民群众头上的人会在当地掌权，那就说明了一个问题，当地的人民民主制度肯定贯彻执行的不好。结果肃委会的同志一调查，果然一个地区的主要负责的领导干部都有问题。”
“我们党内还有一部分人，这部分人在主观上并没有想要蒙蔽群众想要愚弄群众的想法，但是呢，当地负责宣传工作的同志在客观上有问题。他们不是不想把工作干好，而是实实在在的缺乏那个能力。”
“但是是不是说，只要在主观上没问题就真的没问题了呢？”
“还是那个道理。一个店铺的东家雇个无能的伙计干什么？要是连话都说不清楚，人家店铺的东家凭什么雇用你？”
“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出现这种能力不足的人负责宣传工作的事情，我们不会追究宣传干部，而是要追究当地党委为什么任命了一个能力不足的干部。”
“但是这也不是说当事人就一点责任也没有了！这样的同志，必须要回炉重造！按照我们复兴党的老传统，送回干部学校重新训练自己的能力和本事。”
“同志们，你们不要觉得我们对负责宣传工作的同志太严苛了。要知道，你们这些同志负责的宣传工作，是我们复兴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桥梁！你们的工作非常的重要！”
“你们的工作干好了，我们党和政‘府制定的方针、政策，出台的法律法规，人民群众才能够搞清楚搞明白。可是如果你们的工作干不好，人民群众在报纸上、广播里，看到听到的都是胡说八道、乱七八糟，那么人民群众就会觉得我们党和政‘府是胡说八道、乱七八糟。”
“所以不是党和政‘府对你们的要求严格！而是人民群众，这些复兴党和中国政府的东家们对你们的工作要求严格！”
对人民群众，王书辉要求复兴党不唱那些没用的高调，不搞那些没用的胡说八道。这是因为从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出发，人民群众不听那些没用的高调，不信那些没用的胡说八道。
王书辉不和人民群众讲理想，所以王书辉只和人民群众讲利益。
事实就是的非常实在的事实。人民群众最关心的就是利益。所以和人民群众讲利益，人民群众听得懂，愿意听，容易接受。
王书辉并不怕和人民群众讲利益。对于中华帝国的所有利益的分配，王书辉只怕不能和人民群众讲明白，讲清楚。他最怕的是出现那种隐瞒利益分配，出现特权阶层和利益集团的情况。
所以人民民主制度下，全民所有制的经济体制下，国家拿走多少利益？人民群众拿走多少利益？国家用拿走的利益为人民群众办了多少事情？办了什么事情？
关于这些制度和政策的东西，王书辉不仅要求各级宣传部门在各种媒体上天天讲，反复讲，而且更是直接就把涉及这些东西的原理、原则和法律、条文等等，直接就放到了少年军的政治教科书里面。
王书辉领导的复兴党和人民群众讲利益，人民群众是很爱听很关心的。
可是从另一个方面讲，已经被彻底的撕掉了一切假面具，被复兴党领导人民群众的反封建革命扫进垃圾堆的封建道德崩塌之后，新中国的人民群众开始前所未有的关心自己的利益，追求自己的利益。这样一股热潮，也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
比如说，对于近两年出现的生产过剩问题，就有这方面的原因。
无论是王书辉本人，还是王书辉领导的复兴党，都没有从管理几十个人，几百个人，几千个上到几十万上百万人，都没有从管理几个、十几个、几十个上百个企业的情况，转速的转变心态，从根据地管理转化到国家管理这个层面上来。
1630年左右的时候，复兴党还只有湖北、鲁东和辽南这区区三块小地盘，几千万的人口。到了1634年复兴党一下子就开始管理起整个北中国和南方部分地区以及上亿的人口了。
1630年左右的时候，复兴党是只管生产，只管扩建，因为有整个中国作为市场，有整个东亚作为市场，只存在复兴党的工业企业生产的各种产品不足的问题，不存在复兴党生产的产品过剩的问题。
可是等到了1634年中华人民民主帝国建立之后，用了三四年的时间同时完成了人口迁移，农业工业化建设和地方工业建设之后，原本的消费者一下子变成了生产者，过去落后原始的农业社会生产力一下子变成了最差也是成熟产品的蒸汽动力的，一般都是电动力的先进生产力了。
如果是几千万人搞生产，一亿多人进行消费，这几千万人生产的产品还不存在什么过剩的问题。
可是当一两亿人搞生产的时候，在这些生产者的消费思想还没有实现转变的情况下，那些把工资都存进了银行，天天节衣缩食，卯足了劲头搞生产赚钞票的生产者生产出来的海量产品，就肯定会出现商品过剩现象。
造成这种情况，一方面肯定是复兴党的在国家层面的经济规划没有搞好。王书辉从现代社会拿回来的那套现代社会的智囊团搞出来的国家经济规划不符合中华帝国的实际情况。而复兴党自己，也还没有把组织全国两亿多人民群众搞生产的能力锻炼出来。
另一方面，调整国内经济，继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把一些高端消费品，如汽车（廉价的国民汽车），商品住宅，家电产品等等投放到市场上，也是下一阶段复兴党的一个主要工作之一。
更主要的是，中华帝国突然爆发出来的快速工业增长，超过了尚未进行开发的稚嫩世界市场的容纳能力。
不过到华夏4335年，也就是西元1639年年初，复兴党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时候，制定更合理的全国经济计划方案，进一步开展和完善全国各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对全国各个地区的地方企业进行调整，更加主动的积极的开发世界市场，肯定是复兴党第二个五年计划中的重点内容。
千百年来，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数量庞大的中国人民，在落后的农业文明生产力和落后的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下，一直过得是一种时刻处于生存危机中，站在悬崖边上的艰苦生活。
突然间，能吃饱饭了。突然间，能穿暖衣了。突然间，能住上有暖气有玻璃的房子了。这些祖祖辈辈艰难的生存着的中国人有不适应，对于利益过度的追求，对于生活支出过度的节约，这都是一种正常的现象。
人民群众永远都是追求美好的生活的。只不过在新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复兴党把国家建设的重点放在了重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方面了。所以在消费品市场方面，市场上的粮食、布匹、基础生活用品等等比较单一的产品虽然在价格上都非常的廉价，可是也都没具备那种让人民群众非买不可，一定想要的吸引力。
王书辉是从借钱买房子，分期付款买手机的时代过来的人。他对中国人民的消费热情和消费能力，以及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中国国内的庞大市场的消费能力是充满了信心的。
他相信，没有了养老负担，没有了养育子女的负担，没有了各种各样的负担，只有复兴党拿不出来的消费品，没有人民群众不想要的消费品。
就以王书辉在发现中华帝国生产过剩的第一时间里就想到了国民汽车来说吧。价值五万元人民币，相当于一个刚进厂的青工（初级工的工资一个月两千元左右）二十五个月工资的甲壳虫小汽车，在4334年，也就是西元1638年年末，六个汽车制造厂推出的一万两千辆试生产的产品，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被售卖一空了。
当然了，复兴党在消费品投放的上的努力从长远来说不仅不会降低人民群众对于利益的追求，只会进一步增加人民群众对于利益的追求。
当人民群众体会到了那些消费品的好处之后，他们肯定会想要更多的工资，更多的奖金，更多的分红，从而希望自己生产出来的更多的产品能够更好的卖到市场上去。
不过在那个时候到来的时候，复兴党的执政能力肯定也要随着实践的过程进一步的发展。
特别是随着中华帝国对世界市场的进一步开发，那个时刻的到来肯定是会被不断的延缓的。
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复兴党对国家经济的组织和领导能力会不断的提升，随着整个中国的工业化发展和产业升级，随着新一代的中国人的不断出生和成长，中华帝国的经济和政治也是在不断变化的。
只能说在现在这个时代里，中华帝国遭遇的这种必然而又突然的生产过剩，只是一个时代发展的小插曲而已。
第498章范·德佩尔生病了
十六世纪，麦哲伦进行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环球航行的时候，因为他的前辈达伽马已经开创的比较成熟的印度洋航线，所以麦哲伦的船队从菲律宾回到欧洲用了一年多的时间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英国殖民侵略者在使用蒸汽动力的情况下，他们的军舰从英国到达中国也需要六个月左右的时间。
在那个时代里，伟大的科学幻想作家凡尔纳，仍旧把八十天环游地球当成一种科学幻想。
到了现代社会，乘坐飞机从欧洲到中国，只需要十几个小时的时间了。
从历史的事实中我们可以推论出，如果没有实现生产力的代际飞跃，那么那种“距离的暴虐”就是实际存在的巨大交流障碍。
正因为这样的原因，马克思才提出了那种“用时间消灭空间”的观点。
这个观点告诉我们，只有实现了生产力的全面进步，“距离的暴虐”才能被真正的解决。
联省共和国对中华帝国全权谈判特使路德维希·范·德佩尔的船队是从西元1637年中期从欧洲出发的。
在这个时代，就像英国殖民者对满清王朝发起鸦片战争的时代一样，通过地中海联通大西洋和印度洋的苏伊士运河还没有开通。
所以，完全使用落后的风帆作为动力的联省共和国全权特使的船队在前往中华帝国的过程中，一路上看着率先完成和中华帝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签订了一系列自由贸易协议的葡萄牙人，在中华帝国设置在印度洋地区的藩属国里的贸易基地，进行着热火朝天的贸易。
最开始的时候，因为对葡萄牙人的航海技术和远洋贸易能力有着深刻的了解，并且并不怎么太在乎的联省共和国谈判使节们，还并不怎么太着急。
正处于上升时代的荷兰人实实在在的有这样岿然不动的底气。
要知道，在十七世纪里，被称为海上马车夫的联省共和国，拥有1。5万艘商船。商船吨位占当时欧洲总吨位的3/4，几乎垄断了海上贸易。在这个时期里，作为欧洲的国际贸易的中心阿姆斯特丹港，港内经常年有2000多艘商船停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