昊谝桓龃虺隽擞蜕埃笃詹榇蠖佑衷诩缚谇尘屑搅擞蜕埃渲凶钪氖悄�14孔，昆井位于吉林怀德境内的五家窝棚，从井深300米处开始见油砂，井深1000多米的变质岩裂缝中还可见稠油，全井共见含油砂岩20余层达60米之厚！”
何长工笑呵呵地对余秋里说：“我就是听说这个情况后才敢在中南海向‘老毛’报告说中国有‘巴库’的。”
余秋里佩服地朝老将军笑笑，又向中科院的物理专家顾功叙询问：“老顾，你说说，物探对松辽地下油层储量前景是什么看法？”此刻的余秋里已经知道：石油勘探是个庞大的系统工程。这一系统工程可以概括为：普查先行，物探定论，钻井出油。地质部已对松辽的普查工作做得非常好了，物探能够确定所普查的地质情况进行定论，那么他的石油勘探队伍就可以早日让松辽地底下的石油冒出来！
顾功叙说得非常干脆和肯定：“根据已经进行的物探工作，我又和黄汲清等专家研究认为，松辽盆地是个面积约26万平方公里的新生代沉积盆地。其盆地的最深部位在中西部，可深达5000多米以上，所划范围之内均有较好的生油层和储油层。而且根据地质部长春物探大队所进行的工作可以初步这样结论：松辽平原上有几个构造中藏着丰富的石油资源！现在的关键是要找到它，只是眼下我们定下的两口基准井形势有点不妙。这石油部你们是知道的。”
余秋里与康世恩交换了一下眼神，说：“老康，你说说两口基准井的情况吧。”
康世恩揉揉猩红的眼睛强打起精神。
何长工发现了，说：“康世恩你是不是昨晚又开夜车啦？”
余秋里解释：“他这过年三天，一天也没休息，天天跟几个技术人员在商量基准井的事。”
何长工忙向里屋叫道：“老伴，快把人家给的那盒蛋糕给端上来！”
老伴尹清平大姐一边应着一边举着一个大蛋糕进客厅。
何长工把第一块切好的蛋糕放到康世恩的手中：“快吃，不吃好睡好怎么能找出油呢！”
康世恩：“谢谢老将军的关心。”吃完蛋糕，康世恩顿觉精神了许多。他本想补充一下石油部在松辽一带做的先期地质工作，后来还是省去了，因为从分工而言，地质部对松辽的先期地质普查工作确实要比石油部多做不少，而且就技术力量相比，他们上有李四光、黄汲清、谢家荣这些大地质学家，下也有朱大绶、吕华、朱夏、关士聪、王懋基这些中坚力量，不用说像韩景行这样最先勇闯松辽平原，在荒蛮的北大荒上能找到油砂本身就是功勋卓著的表现。松辽有没有油，不仅仅是哪个部门的事，而是全中国包括毛泽东在内都关注的大事。过去美国人和日本人也都在松辽一带做过地质普查工作，但结论是“松辽无油”。是李四光、黄汲清、谢家荣和翁文波等首先指出了“松辽有油”的理论方向，特别是陆相地层生油理论的产生对松辽盆地找油产生的理论影响功不可没。
关于松辽油田——就是后来的大庆油田的发现问题上，曾经有过一场旷世的争议，这个争议到现在仍然没有结束。到底谁的功劳大，恐怕没人真正能说得清，但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那就是大庆油田发现，并非靠的力学构造理论，而是大地陆相生油理论。
康世恩是学地质出身的，他心里清楚，至少他清楚两件事：一是松辽即后来的大庆油田发现的理论依据是陆相生油理论，这个理论的最早提出者是潘钟祥教授和黄汲清先生。潘钟祥教授死得早，又没能参与大庆油田发现的具体工作，所以黄汲清和谢家荣及翁文波先生成为主要的陆相理论找油的实践者和论著者。特别是他们在1955年1月20日召开的全国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上，商定的《关于1955年石油天然气普查工作的方针与任务》中，就已经点明了松辽地区作为重点石油地质普查的对象，及一年后由黄汲清领导、翁文波等人参加的新中国第一份《中国含油气远景分区图》，更加清楚无误地划定了松辽地区是中国未来找油的主要方向，这张《中国含油气远景分区图》，现在只有一份保存在清华大学图书馆里。十年前在黄汲清临终几十天前我采访过他，他给我讲起此事，也明白无误地证实：“我国东部几个大油田普查工作是1955年初在当时地质部矿产普查委员会（简称‘普委会’）的直接主持下开始进行的。当时我作为‘普委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提出了把华北平原、松辽平原、鄂尔多斯盆地（即陕甘宁盆地）、四川盆地作为‘普委会’找油的四大重点地区。‘普委会’采纳了我的建议，并很快做了部署，开展了工作。我的建议是根据‘陆相生油’理论（这一理论是我国地质学家潘钟祥教授和我在40年代初期分别提出和发展起来的）和我的大地构造观点并结合我国多年来的地质工作实践而提出的。这一历史事实是‘普委会’广大干部、技术人员都知道的。在这之后，我又编制了《中国含油气远景分区图》，把上述四大地区用橙红色明确圈出……”（引自黄汲清于1978年1月11日写给邓小平的信）。其实关于黄汲清运用大地构造理论，最早肯定我国包括松辽等平原有石油的历史记载在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百年石油》一书的第162页有这么一段话：“从瑞士留学回来的黄汲清是我国最早涉及石油领域的地质学家之一，他在1935年就指出：‘据大地构造学理论，我认为中国的东北、华北、西北和西南地带都有可能储油。’”科学理论的先导作用的意义我们不用多说也会明白，因而历史和后来的实践都证明了松辽（即大庆）油田的发现，毫无疑问是与黄汲清、谢家荣和翁文波等老一批地质学家的陆相生油理论有着直接关系。在采访黄汲清的同年，我又有幸采访了石油部的翁文波先生，在提及发现大庆油田的理论贡献时，翁文波先生非常明确地告诉我：陆相生油理论确实决定和指导了大庆油田的发现工作。
黄汲清和翁文波是新中国五六十年代最重要的地质学家，他们俩人关系之好，除了共同的事业追求外，还有一层非常深的特殊关系：黄汲清的恩师之一是翁文波的堂兄翁文灏，而翁文波在1936年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时，在面临下一步学什么做什么时，得到过时任中央地质调查所代所长的黄汲清的建议，黄说你既然学了物理专业，就应该使自己具有世界水平的知识，到国外去学物探专业，中国地质事业前景很大，可物探的人才很少。翁文波后来真的考上了英国伦敦帝国学院的地球物理探矿专业，并且从此走上了报效祖国的物探事业。黄汲清和这位“老弟”在解放前的玉门油田发现中就并肩战斗过。新中国成立后，黄汲清最早身兼两个职务：既是地质部石油地质局的总工程师，又是康世恩领导的国家石油勘探管理局主要技术负责人。翁文波呢，是石油部勘探司的总工程师。黄汲清亲口告诉我：他说如果不是因为当时自己是右派倾向分子，政治命运捏在别人手里，又因中国地质科学院硬拉他去任职，他或许就是余秋里和康世恩手下的人了！
说到黄汲清和翁文波对松辽地质理论的贡献，我自然而然地想到了还有两个人必须着重提一下，因为他们对中国石油的贡献和最后的命运反差极大。第一个是石油部第一任总地质师陈贲，这位为发现和开发玉门油田作过特殊贡献、在新中国多处油田洒过热血的杰出地质学家，正当他雄心勃勃为松辽油田准备大干一番时，却被打成了右派，随后下放到青海石油管理局监督劳动，1966年“文革”风暴来临，再度受冲击的陈贲不堪耻辱，含怨于当年6月12日自尽于一间破落的小屋里。另一位大地质学家谢家荣几乎与陈贲的命运如出一辙，他是地质部的总工程师，也是1957年被打成大右派，也是在“文革”开始时便不堪折磨而以最古老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谢大师的妻子在丈夫离世不几天也以同样的方式告别了人世……那一幕令我们不堪回首。
康世恩另外还想讲清楚的一件事则是我以前并不清楚的，那就是在地质部普查工作的同时，他所领导的原石油总局和后来的石油部地质工作者也一直在松辽一带进行着卓有成效的工作。比如1953年，根据群众报告，康世恩派出石油总局的宗丕声、邱振馨等人到黑龙江尚志县进行过四次油苗调查。1954年，石油总局的张传淦、陈良鹤和唐祖奎等人多次到辽宁阜新、吉林安图和黑龙江依兰等广大地区进行过地质调查。这些调查同样证实了这些地方有油苗、沥青和油页岩存在，对松辽盆地东部边缘的地层和构造情况有了初步了解。从1956年开始，石油工业部的专家、领导以及部党组成员或写文章，或会议发言，或写正式报告，纷纷呼吁把松辽盆地作为石油勘探的重点地区。比如，1956年1月，在石油部召开的“第一届全国石油勘探会议”上，康世恩就指出：松辽盆地是全国含油地区之一，“应即着手进行地质调查工作”。康世恩还在这个月的20日，特别给石油部召开的第一届全国石油勘探大会专门写了一份长达1郾6万字、起名为《在中国如何寻找石油》的信。这是他奉李聚奎老部长之命到苏联考察和学习了整整三个月、走遍苏联各大油田之后又结合中国地质情况而用心完成的一份具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找油指南”。同年2月，石油部党组给中央的正式报告中明确提出：“松辽平原是可能含油地带”，并将它列入石油资源的后备地区之一。3月，石油部党组在给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副总理陈云的报告中提出了自己部门的具体战略：争取在二三年内，在华北地区（渤海湾盆地）和松辽盆地等地找到一两个大油田。比如，1957年，石油部总地质师陈贲在当年石油部勘探会议上，作了《七年来勘探工作的经验和今后的方向》的报告。其中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工作部署，就建议把松辽盆地作为五个重点地区之一，加强勘探力量。而就在这年初，石油部指示部属的西安地调处组建一个地质综合研究队，专门负责松辽盆地的石油地质调查研究工作。这个队被命名为116队，由队长邱仲健等7位地质人员组成。他们从1957年3月开始，冒着淫雨与严寒，踏遍了东北地区的山山水水、沼泽湖泊。在北京和长春等地，日以继夜地工作，广泛收集了有关资料。经过反复的对比分析，终于得出了松辽盆地是含油极有希望的地区的结论，于1957年底，编制出了松辽盆地含油远景图，并提出了在这个地区开展地球物理勘探的部署和钻探基准井井位的意见。
关于松辽前期发现的贡献，有许多不同说法的“版本”，但这些千差万别的“版本”中在一个问题上却惊人地相同，即石油部、地质部和中国科学院三方科学技术人员的功绩各有所长，谁也不能抹杀。而且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那会儿“三国”之间关系密切，不分你我，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为共和国建设尽快找出大油田，这才是他们真正想的事。“其他的事想都没想过，也没那个闲心想。”一位老石油人对我说。
2004年5月的一天，我在大庆文联李学恒先生的引领下，来到大庆石油管理局的一个职工宿舍，见到了坐在床头的杨继良老先生。杨是国家正式确定对“大庆油田发现”上作出杰出贡献的23位科学家中石油部方面名列第二的人。大庆油田发现初期，杨继良还是个刚刚结婚不久的小伙子。40多年后我见到他的时候，他连话都不能说了，一张嘴满口的口水从嘴里流出——他在半年前中风了。再看看这位为共和国作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的家时，我心里非常难过：老两口住着也就几十来平方米的旧房子，没有任何装修，瘦小的老伴——也是当年大庆找油的女地质队员，每天靠发气功给丈夫治病——看着老太太那么瘦小，我直怀疑她发功能不能起作用，但她很自信，说一定能给杨继良治好。想当年，这对小夫妻来到松辽时，孩子才8个月，为了早日找到油田，他们把孩子放在天津的亲戚家，俩人便来到会战第一线，而且一直分居了两年多，那时会战前线没有房子可供家属们住，这对会战夫妇只能各干各的，见一次面也只有在指挥部开会的时候偶尔有那么一点机会，同时又像干地下工作似的找个地方亲热片刻。艰苦的岁月里他们就是这样度过。而今几十年过去了，他们能够日夜厮守在一起，但老夫妻俩却过得如此清贫和艰难。
我感到意外和震惊的是，那天杨继良老先生一听说我请他谈大庆油田发现的事后，竟然一边流着口水，一边一字一顿地对我清楚地说道：“大、庆、油、田、发、现，是、大、家、的、功、劳……”
面对这样的功臣，面对这样的功臣说的话和他眼下身处的境况，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在今天的大庆，我们除了可以到处看到“铁人”王进喜的形象和“铁人纪念馆”、“铁人广场”、“铁人村”等有形物体外，我们真的极少看得到当年那些为共和国建设作出卓越贡献的人的任何痕迹。这意味着什么？意味极其深远。
我想起曾经有人说过这样一件事：在一次大庆的城市改建工程中，因为施工需要，得把当年余秋里在指挥会战时住的那个马厩拆了。可有人建议这是“文物”得保留下来。事情传到余秋里那儿，余秋里立即指示：不要留了，大庆有“铁人”做纪念就够了！
这就是共和国功臣们另一面的伟大和崇高之处。看看时下某些领导干部，事情还没做出个样儿，为自己树碑立传的“形象工程”倒是比比皆是。与老一辈革命家相比，我为今天的某些人汗颜。
我们还是把目光收回到何长工家的“国家会议”上吧。
余秋里看着康世恩狼吞虎咽地吃着尹大姐给的蛋糕，便把自己手中的那块也给了他，又风趣地对何长工说：“老将军啊，还是你这儿丰衣足食嘛！”
何长工笑：“现在你们石油部是饿了一点，不过等找到大油田了，你可别忘了给我们地质部一口饭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