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里听后笑笑,指指康世恩:“你问他。”
康世恩爽朗地点头说:“争取在六一。”
欧阳书记一听,高兴地站起端上酒杯:“来来,我代表省委先向你们表示祝贺!”
余秋里和周文龙等赶紧跟着起身,频频向黑龙江省委的领导们敬酒致谢:“没有欧阳书记和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和全省人民的全力支持,我们的几万会战大军真是寸步难行啊!来来,我们敬你们……”
高级干部们轮到有高兴的事聚在一起时,也弄得挺热闹的。那天酒桌上没有露底的事,后几天就在萨尔图那个小小的火车上爆了出来:装满21节大庆原油的第一列油车在喧天的锣鼓声中徐徐开出……消息传遍了东北大地,也传到了毛泽东的耳里。
毛泽东这些天在上海。他是专程为了会见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而从杭州来到黄浦江畔的。蒙哥马利是二战中的名将,指挥过北非战役,又参加过诺曼底登陆战役,名声显赫。毛泽东对这位二战名将的访华十分重视,并与将军进行了长时间的友好而无拘无束的谈话。处在苏美夹击中的毛泽东此时关注的一个中心意思是:希望英法苏中四国接近起来。他提出了“冷战共处”的构想。蒙哥马利对此很感兴趣,并表示愿意做能使这四国走到一起的工作。但将军向毛泽东提了另一个重要问题:
“五十年以后的中国命运怎么样呢?我的意思是,到那个时候,中国会不会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了?”
毛泽东“嗯”了一声后,马上敏感到对方想的是什么,便答:“你的看法是,那个时候我们会侵略,是不是?”毛泽东说完自己先笑了,然后坦诚道,“五十年以后,中国的命运还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如果我们占人家一寸土地,我们就是侵略者。实际上,我们是被侵略者,美国还占着我们的台湾。”
(见《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81、188、189页)
蒙哥马利将军后来回国后写了一篇文章,刊登在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上,他说:毛泽东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建设了一个统一的、人人献身和有目的感的国家。他的人民正在进行一场伟大的奋发图强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这其中,有些成就已经可以让全世界震惊。
“六一”的第一列原油驶出大庆油田这一事件,引起了全世界许多人的关注。虽然那时连大庆这个名字都是保密的,可再保密的事也不可能不透一点风声。更何况,苏联“老大哥”的专家组一直参与了松辽找油的工作,他们不知道中国发现了大油田那是天大的笑话,已经开始同中国翻脸的苏联人知道的事,美国人不会一点不知道,美国人知道的事,他的欧洲盟国小兄弟们也不会不知道。
很有意思的是“六一”第一列原油驶出萨尔图站时,有一位专管装油的会战英雄却竟然不知道他灌的油车在他呼呼大睡之时“隆隆”轰鸣着从他身边开走了。当他醒来时,听说油车已经过了哈尔滨时,气得直嚷嚷队友们“缺德”。
此人便是薛国邦。四十年后我在这位老英雄的家里听他讲述了一段趣闻:
上面已说过,薛国邦带领他的采油队到松辽后,接受了萨66井的采油任务。这是大庆油田试验区的第一口高产井。当会战指挥部决定要在“六一”前外运第一列原油时,自然而然装油的任务他薛国邦队又摊上了。那时外界的人还不知道,大庆的原油凝固度特高,从井里喷出后一到地面就凝固起来,尤其是天气一冷,其凝固度就更高了,无法成为流动的液体。薛国邦接受外运列车的装油任务时,只离“六一”一个星期,这一个星期里他们先要把21节油罐车的原油加温、熔化好。偏偏在临装车的前三天,气温低于原油的凝固度,土油池里的原油变得愈来愈稠,蒸汽盘管又进不了油池中间,那台土抽油机——水泥车的泵机不时发出“哼哧哼哧”的怪叫。“不行了!打不上油啦!”水泥车的司机从驾驶室里一次次探出头来,异常焦急地喊着,最后干脆关停了抽油机。
这可怎么办?满身油泥的薛国邦瞅着像凝结成冰块一样的油池,直抓头皮。队友们则眼睁睁地瞅着自己的队长,等待他决策。
“指挥部已经确定了第一列外运原油的火车出发时间,要是耽误在装油上,那还要我们干什么?”薛国邦奋然将衣服一脱,腾起双腿,一跃跳进了油池,然后张开双臂,左右划动起来……结成冰块似的原油开始蠢蠢欲动起来,又渐渐变成流动的液体,涌动着、奔流着。
水泥车的泵机重新隆隆响起。“行了行了!”负责抽油的司机欣喜万分地高呼起来。
乌黑的原油再次源源不断地流入油罐车内……
“队长,你的腿关节不好,快上来吧!”队友们一遍又一遍地喊着,可谁也没有喊动池子里的薛国邦。四天四夜,薛国邦就这样和他的战友激战在油池里,用身体熔化着原油,直到灌完前20节油罐车时,他才被几位党总支的领导硬拉出油池。
“几天几夜下来,太累了,我被大伙抬到宿舍,一躺下就没醒过来……”老英雄回想当年的壮烈一幕,仍然记忆犹新。“‘六一’中午时我才醒过来,走出门一看,怎么油罐车没了?就问队上的人,他们笑着告诉我说,现在火车都快到大连炼油厂了,你还想看什么呀?我生气地问他们为啥开车时不叫醒我?队友们说,我们不知叫了你多少次,叫醒一次你又倒下睡着了,连续叫了不下五六次,就是叫不醒!我听后自己也乐了,心想,反正油车已经走了,毛主席也知道我们大庆的石油要派上用场了,这不就是我的愿望吗?那会儿,人不知啥是累,睁开眼睛就是干活,眼睛闭了也想着工作……”薛国邦后来是大庆“五面红旗”之一,与铁人王进喜等名列在中国石油史篇上。退休前,他是大庆市人大主任。
中外历史上有许多战役可以用艰苦卓绝四个字形容。二万五千里的长征是这样,斯大林指挥的卫国战争是这样,诺曼底登陆战是这样。和平建设时期的不少战斗,能用上这四个字的也有不少,像美国人修建纵横南北的大铁路工程时,每一公里就要死掉十几个人,其中中国的华人在此次修建铁路中便有千数的尸骨埋在加利福尼亚州沿线。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大庆会战可以说是六十年建国史上一场最为壮烈的艰苦卓绝的战斗了。
五万余人的队伍从四面八方一下来到荒原后,他们几乎没有顾得上垒一个像样的窝、多备一件御寒的衣,便投入了紧张而激烈的施工。又可以说在脚跟尚未站稳之际,便遭受了一场连绵不断的暴风雨袭击。于是不管是先前在松辽进行普查的松辽勘探局的几千名职工,还是后来从四川、玉门、新疆和青海来的一万余名石油老职工和三万多部队转业官兵,他们都是遵照会战总指挥部的命令,以最快速度,轻装来到这儿的。大雨将他们仅有的随身物品泡了又泡、湿了又湿,结果让他们遭受了生命中最严峻的考验。
“我从四川来时就带了两身外衣,三身内衣,加上到松辽后发的一身工作服和一块棉毯,不到半个月就啥也没可换的了。不瞒你说,我当时下面的裤裆里烂得路都走不动。下裆发烂的不是我一个。那时钻井台上基本没有女同志,所以大伙上班时里面不穿短裤,这样舒服些。一回到住处,大家干脆脱得精光往炕上一躺,十几条汉子,赤条条地躺在上面,双腿叉得大大的,我们自嘲这叫烤小黑鱼——从井台上捡点原油,放在盆罐里点着后,将红肿溃烂的双腿根烤着取干取暖……”一位“老四川”对我说。
“我们几个女孩子都是地质学校刚毕业就到了会战前线。那时到会战前线、到会战前线最基层的单位是最光荣的事。所以我们几个姐妹抢着上野外普查分队。到野外分队后,整天一身水一身泥的,几乎每天都要趟水。男同志们把衣服一脱,往头顶一举,光着屁股就过去了。我们女的不行啊!内衣总得穿吧!所以趟一次水后,就得湿一次身子。时间一长,身体就发生了变化。我和队上的几个女孩,开始几个月的‘例假’都不对劲,两三个月不来是常有的事。队上有个女孩子见两个月没来经,吓得以为自己怀孕了,她有男朋友。后来到医院一检查不是。她为这高兴得请我们几个吃了一斤糖。可后来这位同志到了想生育的时候却再也没了能力。医生说她因长期患经病而丧失了怀孕功能。在参加会战的女同志中,像这样的人不止一两个。可我们至今没有一句怨言,因为我们一直是高唱着‘我为祖国献石油’过来的……”一位女地质师对我说。
在大庆、在石油战线,我听过无数这样的讲述。说起当年会战,他们每个人都可以给我讲三天三夜,每一个人都是一部不朽的史书。
但,我知道在五万多人的会战大军中,余秋里无疑是最精彩和最动人的篇章。因为他是这个队伍的最高指挥官,他有十倍百倍于普通会战干部和职工所经历的困苦与艰难需要面对。
现在他需要面对的是比雨季更为严重的一件事:荒原上的四五万大军,冬天来了怎么过?
松辽的冬天是什么样?
松辽的冬天有一百种说法:
一场雪能把一年长起来的草压死;
一日结冰能五个月不化;
一次寒流能灭掉秋夏两暖;
而有人说在冬天的北大荒上拉一回屎你累了可以坐在屎堆上保证不塌下去,你尿一泡尿转眼变成冰棒,这绝对不是玩笑话。滴水成冰,随处可见。
余秋里相信,因为在第一次上大同镇视察时他已经领教了北国冬的严酷。那时整个松辽平原上仅有几台钻机、几个野外地质调查队,无论如何石油部和地方政府都能用全力去保证这些队伍不出任何问题,即使如此,第一次他上松基三井等钻井队看到工人们穿着盔甲似的冰泥服,放岩芯的技术员,稍稍不慎手皮便被整块整块地撕拉出血淋淋的情景,这样的记忆无法抹去。
雨季无论多可怕,那是零上温度的春夏里;东北的冬季,从10月开始,将一直延续到第二年的三四月份。而这五个多月的时间里,一般气温都在零下一二十度,最低能过零下三四十度。零下三四十度是什么概念?那绝对不仅仅是拉一回屎可以当凳子坐和尿一泡尿成冰棒的事——你假如不小心迷失在露天几个小时就可能会冻成僵尸,你假如穿一身湿透的衣服在几十分钟内便会冻得失去知觉……在冬季,经常还有被当地人称之为“大烟炮”的暴风雪,那一刮起来,真可谓塔倒山移。至于这儿的雪一个冬天下多少场就更是谁也说不清了。在大同镇采访时,当地百姓告诉我,说他们经常遇上这类事:晚上好好的把马儿圈在马厩里,可第二天一开门,却见老马上了房顶。为啥,下雪呗!大雪降落,渐渐积起。马儿没处跑,只好跟着积雪往上走。一夜大雪掩过房墙,马儿也就上了房顶……
“秋里啊,咱东北可不比你老家江西,要是冬天没有很好的防寒设施,别说人过不了冬,就是铁疙瘩的机器设备也会成一堆废铜烂铁呀!”早在会战初期,“钢铁大王”王鹤寿等过去在东北开辟革命根据地的老同志就关切地告诫过余秋里,并说如果会战队伍过不了冬,就争取在10月份之前把人和设备拉到哈尔滨、长春或沈阳等城市,等来年开春后再把队伍和设备拉到大庆油田去。
“这样保险。”王鹤寿特别提醒跟他仍在较劲“一吨钢一吨油”的石油部部长、好友余秋里。
这是肯定的,把人和设备拉到有保暖设施的城里,会比天寒地冻的北大荒要保险得多。但余秋里却不甘心这么做:一年十二个月,过冬就要花去六个月,搬进搬出两次折腾,队伍的消耗不说,光会战的时间就至少拉长一倍!这油田开发将拖到什么时候呀?
“不行!这么干我们耗不起!队伍耗不起!国家要油的时间耗不起!既然一屁股坐定了北大荒,那就不该随便动来动去。还是我说的老话:这次会战,只许上,不许下;只许前进,不许后退!无论遇到多大困难,也要硬着头皮顶住!”余秋里在领导小组会议上,那只有力的右拳,一连挥动了十几下。“就这么定了,天塌下来,也要把它顶回去!”
然而决心是决心,办法何在?
盖房子?在荒原上一下盖起几十万平方米的房子和其他防寒设施,再让职工们住进去,让机器设备进暖库,吃的粮食蔬菜也能入窑,能做得到吗?肯定不能。一是既没有那么多钱,二也没那么多建筑材料和施工队伍,另外时间也来不及呀!北大荒的冬天不仅寒冷,还有风暴呢!房子不盖坚固,一阵风刮来伤亡不更严重吗?
挖地洞?到处水泡子、沼泽地,夏天雨季来了还像时下让职工们长年累月光着腚子、叉着双腿烤火盆?
不行不行!余秋里和会战指挥部领导成员为此苦思冥想,一时不得要领。康世恩更是急得眉头直皱:“目前油田开发的注水试验正在关键时刻,要是注水的工作一停下来,问题可就更严重了……”
“别急别急。活人不会被尿憋死的。”余秋里嘴里安慰自己的亲密战友,心里其实比谁都着急。
关键时刻,还是黑龙江老书记欧阳钦同志出了个好主意。余秋里因此生前深怀感激地这样回忆道:“有一天,欧阳钦同志对我说,有一种办法可行,就是东北老乡搞的那种‘干打垒’。这种房子一可以就地取材;二可以人人动手,来得快;三可以节省木材;四是冬暖夏凉。于是我们就立即派人到农村考察,了解当地居民的住房情况。又找民间泥瓦匠,调查当地居民住房的用材、设计和施工情况。经过调查,发现附近乡镇除主要公用建筑为砖木结构外,居民建筑主要是砖框土坯房和当地称之为‘干打垒’的房子,它除了门窗和房檩需要少量木材外,几乎全用土垒筑成。墙壁是就地取土,装入活动木夹板内,用木锤、铁钎分层夯实而成。房顶不用瓦,把当地的羊草和芦苇等捋成草把子做垫层,上覆碱土泥巴抹光而成。取暖则用火墙或火炕。这种‘干打垒’房子看起来很土气,但墙厚实,房顶密实,结构也严实,防寒性能比较好,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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