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彬则另有回忆：在最困难的时候，青海石油局参加会战的一名负责人，因为工作忙，挖野菜的任务没完成，便只好吃“观音土”。那“观音土”样子挺清爽，但绝对不能多吃，弄不好会要了人的命。我知道后赶紧找这位干部，劝他千万别再吃了。另一个队的指导员反映，说他见一名青工上班时钻到了机台旁的野地半天才回来，问他干什么去了，那青工说是拉屎去了。指导员感到蹊跷，拉屎要那么长时间吗！便到野地里转了一圈，也找到了屎堆。可令他震惊的是，那青工拉的屎跟牛粪毫无区别——净是没有消化完的草料。
“那会儿，我们的粪便都是这个样。当地有的农民专捡我们石油人的粪便回去晒干后当柴火烧……”有位“老会战”对我说。
正如康世恩所言，无论吃野菜怎么结果，而当时大挖野菜是唯一能帮助几万会战将士们度过困难的最佳出路。有趣的是，在“大挖野菜”的群众性抗饥饿斗争中，还出了不少现在的人觉得很可笑的事，其中之一有则“野菜司令”的任命。
当时在会战前线的党委书记、副书记们都担起了抓生活的重任，什么“打猎队队长”、“打鱼队队长”，有名分有任免，正规得很。采油指挥部党委副书记李光明因为有一天从泰康镇返回萨尔图的路上，经银浪以西的草原时突然发现了一片黄花地，其面积之大，简直能用“一望无边”来形容。“好消息嘛！老李，我跟余、康部长招呼了，就任命你为‘野菜司令’，你带上三百个人，好好干它一仗！”正在为上哪儿“大挖野菜”犯愁的张文彬拍拍李光明的肩膀，一纸口头任命就落到了这位采油指挥部党委副书记身上。李光明接受任务后立即着手组建“野菜部队”，并且按每二三十个人为一个中队及一人一天一百斤的任务，自带粮食和行李，雄赳赳气昂昂地整队出发。驻扎在大草原上的“野菜部队”完全是军事化的正规行动，他们采取的也是非常专业的“阵地战”法则——几百人排成一线，目标是生长茂盛的野菜腹地。只是武器显得低劣和简单，或麻袋，或干脆是身上脱下的衣服，不过这对收拾野菜之类这样的敌人，此类武器足矣。“战况”煞是好看：长长的队伍，在辽阔而平展的草滩上不停地向前蠕动，如蚕食桑，所经之处，原为一片金黄色花地，转眼变青变绿……
五月里来好风光，
遍地黄花分外香；
摘来黄花保会战，
吃饱肚子打井忙……
歌声、笑声荡漾在大草原上，这是那个困难岁月少有的一景。李光明的“野菜司令”虽然仅当了一个星期，他的“野菜部队”也在完成那片十万斤的黄花采摘任务后解散了，但李光明的“野菜司令”被人叫了一辈子——这也是他一生中引以为自豪的唯一一次有过“司令”头衔的正式称谓。
野菜——特别是用黄花菜充饥，但天天吃野菜却也令人呕吐难咽。尤其是这些饿急了的人一到黄花菜地后，就拔得鲜菜，往水泡子里涮涮，便架起铁锅点起火，狼吞虎咽吃一餐煮鲜黄花。那黄花是不宜鲜吃的，结果吃得许多同志又拉又吐，几日不得舒服。虽然指挥部颁了有言在先的“吃野菜注意事项”，但无法制止饿极了的会战职工擅自行动。
黄花菜现今是一样稀贵的菜肴，可是我在大庆时上一些年龄的人一听“黄花菜”三个字，便都会食欲锐减。“当年我们吃怕了。”他们如此说。
“大挖野菜”度困难只是余秋里和他同事们的一招。
第二招是食堂伙食上搞名堂。
这是余秋里的拿手好戏。有一天他上一个职工食堂细查伙食情况，见有位师傅烙的玉米饼又脆又香，而且同样的分量饼比别人烙得大。
“好嘛，我要让全会战食堂推广你的手艺。”余秋里高兴地挽起右胳膊，跟着那“大厨”在炉前忙碌了半天。当他认为这种野菜玉米饼确实具有“增量增效增耐饥”的“三增”后，立即找来张文彬，让他推广到各个单位。
一时间，会战各单位掀起了一场“粮食增量大比赛”的活动。说来你不相信，但在当时的大庆确实发生过这样的事：
——机修厂（现大庆总机厂前身）的食堂发明了一种可以将1市斤大米做成4郾5斤饭、将1市斤小米做成5市斤饭和将1市斤杂粮面做6市斤发糕的传奇。怎么做的？其实简单，就是将粮食长时间地浸泡，尽量让膨胀的粮食再吸水，煮饭和蒸发时再使其吸水吸气。于是一点点粮食原料，煮熟和蒸出的东西就变得看上去又大又量多，饭像蓬蓬松松的棉花，发糕像软软绵绵的泡沫。这种饭和糕吃下去能填肚子，却不禁饱，过不了一二个小时便肚肠乱叫，可确实在当时能管些用。
——拾得农家用的做燃料的庄稼秸秆和玉米瓤子等粉碎后掺入玉米面或小米中，做成馍馍一类的糕饼，再每人配上一碗野菜汤。这样“一硬一软”，也能把肚子撑得胀胀的，好像多饱似的。
“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就是为了骗骗肚子嘛！”余秋里对此有过评说和愧疚，但他能做得到的也就是这些了。
“骗嘴”的招数自发动群众后，怪招层出不穷，令人眼花缭乱。余秋里选择了6月6日这一天，命令张文彬主持全战区开了一个别开生面的“吃饭大会”。地址就在前一年召开“誓师大会”的万人广场上。
嗨，这热闹哟！
参加“吃饭大会”的各路书记、指挥和食堂管理员、炊事员及后勤供应人员1100余人。并且各单位的炊事人员都带上了炊具、锅灶和花样百出的瓢盆，现场表现各自的包括菜馍和代食品。
“交流比赛开始——”张文彬一声令下。一时间，万人广场上锅碗瓢勺丁当乱响，炸煮烹炖，热气腾腾。
“好好，这又好看又好吃！你们一定得传传经嘛！”
“我看还是这炸糕好，你瞧，用料不多，也不像棉花那么蓬蓬松松，吃起来也管用。”
“不不，我看还是这野菜馍做得实惠，口感好，用粮少，也顶饱……”
余秋里和康世恩等会战领导看在眼里，听在耳里，喜在心里。
“冠军！这个冠军红旗不比打井的红旗差噢！”余秋里亲自将一面面奖状和锦旗颁发给那些炊事人员。而那些得奖的炊事员们，喜得热泪盈眶，他们不无自豪而激动地说：“以前一直看铁人他们得奖，心里痒痒的。这回也是余部长给我们颁奖，够露脸！”
第三招：到农民地里“拾遗补饱”。
有一天张文彬和宋振明汇报说，钻井3274队的叶永庭一家四口人，老婆孩子来队后没粮食吃，他们就自己想法子，上农民收割后的地里捡残留之粮，结果捡回了600多斤粮食。还有另一个井队的马德久一家，也是同样的办法，捡了400多斤。一家老小不靠集体，吃得饱饱的。“这个拾遗补饱办法好。既为农民扫除了浪费现象，又减轻了我们会战的负担，家属也有事干了。”余秋里听后大喜，立即命令张文彬他们宣传叶永庭、马德久家的精神，随后又加了一句：“千万不能触犯农民利益啊！”
宋振明证明，由于大力提倡了“拾遗补饱”的做法，至少使数以千计的来队家属以及他们的家庭解决了饿肚的问题。
余秋里为此很是高兴了一阵：他和康世恩不再没完没了地在办公室门口或出行的路头看到成群结队的工人带着家庭，在半道上拦着他们的车子喊穷叫饿的。因为那些过去喊穷叫饿的人，现在不用再费尽口舌去为他们解释什么。他们已经自觉自愿地在寻找自我的生存出路了。白天，工人的婆姨们带着自己的孩子在地里拾捡；下班后，她们的丈夫和老爹们也成群结队地奔向田地，有人还抡起锹镐专掘老鼠洞，这是聪明人的招数——田鼠洞里既有鼠，又有鼠留下的粮食……
面对队伍不安定的局面，余秋里的招不仅在“吃”字上做文章——当然他在“吃”的文章上还有些做法也解决了相当的问题，如因“谭政事件”受到降级处分而转业到大庆油田来的原沈阳军区工程兵部队政委的季铁中（后任石油部副部长），就是余秋里力排众议，亲自把他要过来的。危难之时，余秋里对季铁中说，这回该轮到你老季报恩石油部了。季铁中也不含糊，凭着自己的老关系，回军区要来了10万斤黄豆。“季政委是有功之臣，他要回的黄豆是救命之豆。我们会战的人每人都有一份，许多人都把分得的黄豆煮熟后，像稀罕之物似的藏在自己的床铺底下，晚上回来后躲在被窝里一粒一粒地数着吃，又生怕别人抢走了……”大庆人对此记忆犹新。据说有人把发的两斤黄豆吃了四五十天。正是粒豆如金。
余秋里太会搞“名堂”了。“逃兵”是他最大的心病，于是除了“忆苦思甜”，提高阶级觉悟外，他别出心裁地在全战区的职工中搞了个“评功摆好”的名堂。何谓“评功摆好”？最早余秋里提出要在会战队伍搞这名堂，并不只针对“逃兵”现象，是为了提高群众性的比学赶帮运动。大干年代，再高的觉悟，也还总有落后与差异，但余秋里带队伍才不要这种“左中右”三类人，他要的个个都是斗志昂扬、意气风发的先进者。靠啥办法？评功摆好呗！你说你落后？并且总有些人自愿甘当落后分子。余秋里偏不让你当落后分子。基层职工一个月来一次“评功摆好”，是群众自己相互间的评功摆好，有点像民主生活会。你说你多么落后，可大家在评功摆好会上七嘴八舌，你一言我一语，你哪落后嘛！有好几条先进嘛！有个叫高老大的工人，公开说自己是落后分子，浑身毛病，上下长刺，领导对我也是门缝里看人——早看扁了。评功摆好会上，群众说你高老大不落后，起码你也是自愿报名到大庆会战前线来的。这是一大成绩。有的说，你高老大腿有关节病，可你没为这事请过假，干活总是特卖力……这一摆，给高老大摆了十几条长处。摆到后来，高老大坐不住了，连连摆手，说你们饶了我吧！我落后，这我自己知道，但你们大伙儿对我点点滴滴的事都记着，我感动得很。以后我再不自己看不起自己了，我要向王铁人看齐。后来高老大还真被评上了五好工人。
“逃兵”中有不少人是被家人和老家的政府送回来的，这些人回来后觉得自己的脸面丢尽了，抬不起头，于是有人还想走。评功摆好会，大伙儿就说，你在最困难的时候离开队伍是不对的，但你回来了就得记你一大功劳。这个功劳比什么都大。余部长说了，走了的人能回来，说明他们还是觉得当石油工人光荣，心里还有为祖国早日扔掉贫油帽子的伟大理想，这样的同志就是好同志！那些本来顾虑重重的“逃兵们”一听这话，感动得有的痛哭流涕起来：说我对不起组织，对不起余部长，对不起大伙儿，今后一定再不当逃兵，一定好好为祖国建设找石油，就是死了也要让儿子孙子来接班。觉悟了，队上和指挥部就给这些人开庆功大会，给他们披红戴花。当了“逃兵”还得到如此待遇，这一传十、十传百，许多“逃兵”就是这样回来的。
自然，还有些人是永远没有回来的。没有回来的就是真正的逃兵了。两三年后，大庆的日子好过了，特别是毛泽东发出“工业学大庆”后，会战的石油工人一夜间成了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后，那些逃兵们这时想回来沾点光，或者有的为了解决“农转非”和升官发财，希望油田重新接纳，“帮帮忙”开个证明之类的东西。请求到了余秋里那儿，余秋里脸一板：没门！现在来求我们太晚了！
爱憎分明。余秋里就这么个人。
队伍不稳定，问题有多方面。比如当时来参加会战的来自四面八方，他们都是自带工资，人事关系都在原单位。而这种情况的结果是：同在大庆参加会战，干的一样活，工资待遇却千差万别。有的相差一半。比如新疆青海的同志，他们的工资是按十二类地区的补差发的，而像北京、四川等内地来的是六类地区的工资标准，差距大呀！同样六级工，新疆青海来的每月可以拿到一百五六十元，北京、四川来的只有六七十元。这不合理！
“统统改过来。凡是留在大庆工作的，执行国家同一个标准。”余秋里又是一锤定音。矛盾一下化解。不过大庆人的工资按其贡献，还是很低的，黑龙江那个地方的地区补差，像石油会战那么艰苦和繁重的工作，与在哈尔滨等城里和地区的人执行同一类工资标准，本身就不合理。可这是原有的国家工资制度上的欠缺。大庆人和石油人对此再没有怨言，有人亲口对我说，他对余秋里部长当年“一锤定音”下的工资改革很满意，虽然之后十一年没动工资，可他记着老部长敢于打破条条框框的做法。
康书丛，石油部老人事干部，石油师干部部干事出身。大庆会战时一直在前线做工资和人事改革方案的具体人。在玉门时也还当过王进喜队的指导员，与铁人一起扛过1205队这面红旗呢！“余部长真是个不拘一格用人才的领导。”现已退休的康书丛谈起当年事，满口感慨地说：“那次大庆工资改革的工作量不小啊！但做得彻底又公平。我们按照余部长的要求，不分过去谁的资格和工龄，就按你在大庆干什么工作，能力有多大，所有的干部和技术人员统统放在一张大表上，挂在墙上，张三现在干什么工种，李四水平在什么档次上，赵五新调工资在哪级，清清楚楚，公开透明，一目了然。最后我们请了余部长等领导来决定。那时说简单也简单，定下一个时间后，余部长他们就来到大表面前，一个个审定。像后来当了副部级领导的闵豫这样当时非常年轻的技术人员，就是余部长一手提挈重用的结果。开始我们觉得他闵豫相比之下资历浅，年纪轻，原来的级别也只有普通技术员。但余部长一眼看到闵豫的名字后，就说此人定低了。闵豫在地质上有一套，对大庆开发作出贡献很大，周总理到大庆视察时就是他介绍的地质情况，水平很高。后来我们根据余部长的建议，一下给闵豫同志长了五级工资。这样的事例还有许多，比如后来石油部提拔的部长、副部长，大庆及其他油田的局长、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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