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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儿子，那么几十万前线指战员他们都应该是我的儿子。我牵挂他们中的每个人。”将军在前线的无名烈士墓前，高高地举起右手，向默默躺在那里的“儿子们”敬礼，心底在喃喃地念叨着一句话：我为你们自豪。
经过战火洗礼的儿子真的让将军自豪——余浩从硝烟弥漫的南疆回到祖国时，已是战功显赫的英雄。将军这时才有了笑容，而这时人们似乎猛然发现他的满头寸发也在一夜间全部银白了……
无情未必真豪杰。将军的情在心底，在细微处，在他挥手与斥骂中，在他沉默与大笑间。
女儿晓阳是父母最小的孩子，也是将军掌上明珠。晓阳说，我们小的时候，父亲正在大庆会战，后来又是文化大革命，记忆中的父亲很少与我们在一起。1979年我出国留学，之前没跟爸爸商量过，怕他不同意。爸爸是个很传统的老布尔什维克，他最痛恨跟“洋”字沾边的，尤其是自己家的孩子。听说我上瑞士，爸先是沉默不语，然后问学什么专业。我说是金融。爸竟然站立起身，爽朗地说了一声：那你把它好好学了！好像在指挥下级的一名油田开发者：你把那个油田拿下吧！爸就是这样的人。别看他是老红军出身，从小没上多少学，但他从不墨守成规，相反，接受新事物特别快。每次我从国外回来，爸显得特别高兴，常常还在外人面前把我炫耀一下：这是我小女儿，在国外读工商硕士呢！有一次晓阳把从国外带回的一个很大的巧克力蛋给了父亲，那会儿将军正随胡耀邦总书记在昆明视察工作。将军见女儿的礼物，好不喜欢。看着看着，突然说：这个给耀邦吧！于是带着女儿，抱了巧克力蛋，去见了总书记。女儿后来又随父亲上了大港油田。晓阳手头带了一份刚刚翻译好的外文资料。将军见后甚为惊喜，令秘书说：晓阳的翻译论文，你把它放在我睡觉的枕头旁。“当时我很感动，爸爸那时是副总理，日理万机，可他却对我的一篇极普通的翻译作品看得这么重。我知道那是他对我的一片父爱之情……”晓阳说到此处，有些哽咽：“父亲每回在我从外地回来时，总说：你怎么又瘦了？饭要吃好嘛！每回临走时，他又总说：好好学习，努力工作，外加注意身体。他基本上都是这几句话，可我感觉里面有千言万语。每回走出家门时，我总要回头看一眼，而每回准能看到白发苍苍的爸爸和妈妈一起站在院子门口，正远远地朝我挥手，那一瞬我总忍不住泪水满面……”
二女儿晓霞可能更遗传了父亲的性格，做事风风火火，干脆利索，甚至有些大大咧咧。可一谈到父亲，立即有种肃然起敬的神情。她的话也顿时变得如同喷射的火山：我爸像一座高山，巍峨挺立；像一片大海，可容纳整个世界。他对人爱，爱在你水深火热之时，爱在你危难险峻之刻，爱在你痛苦绝望之瞬。而他平时则用严、用骂、用罚你工作更高要求、用罚你不断清醒、保持谦虚谨慎和进步，来表达他的爱。
女儿的这段话总结得很到位。
王宏，一军某师副参谋长。年轻又帅，更因为他有一大串光芒照人的头衔：曾是“硬骨头六连”连长、一等功臣、国防大学首届集团军作战专业研究生班硕士毕业生。在春风荡漾的西子湖畔，我们面对面地坐着。这位“军中少帅”说过自己的成长经历，脸上微微一红，说：没有余主任（总政主任余秋里——笔者注）当年对我的关爱，我王宏不可能有今天……王宏的经历有些传奇，在“硬骨头六连”任职时，因为南疆一战建立显赫战功，成为全军战斗英雄。但年轻人从战场上回来后骄傲了，连军人的基本纪律都不放在眼里，为此吃了个处分，降职到另一个连队。将军巡视下属部队知道此事后，专门找他谈话，勉励他正确认识错误，重新奋起前进。受挫的年轻人不曾想到在自己绝望的痛苦时刻，军委总政首长会专门抽出时间亲自找他谈话。感激涕零之际，是振作奋起的动力。后来王宏又从跌倒的地方站起来，1998年他带领部队在九江抗洪前线荣立战功，受到军委江泽民主席签发的表彰。
现在，我的这部关于将军的报告文学作品将要收笔了——我知道不收笔准会写下百万字的长篇鸿著也断然不存在问题。但，那种欲满则反拙的事我不做。
我把收笔落在一个人身上。他叫李晔，曾经是将军的一位秘书。李晔现在也是我称他“伯伯”的老人了。
李晔伯伯太可爱了，他对中国石油的挚爱，对人生的赤诚，对痼疾的蔑视，都让我感到震撼与敬佩。
2004年“五一”前夕，我和将军的二女儿、三女儿专程从北京赶往河北任丘油田，因为事先得知李晔在那儿正与几位“老石油”在写一部“聊聊石油”的书。将军的女儿们说，你见了李晔叔叔，就能像见了我父亲一样。言下之意：李晔是个活脱脱的“小余秋里”。
之后的四天时间里，我全然沉浸在对“小余秋里”的感受和欣赏之中。
“高兴高兴！见了两个娃儿就高兴！”矮小而体弱的李晔一见晓霞、晓红，嘴里不停地喃喃着，那张布满纹丝的脸上绽放着父爱的笑意。
李晔1949年在我军南下时参军，后到西南军区。1954年到了将军身边。李晔生性刚阿不屈，开始让他到将军身边当秘书，他不愿。原因是听说将军脾气大，不顺心时会把钢笔摔在桌子上。李晔说自己虽是个“小萝卜头”，但受不了这种气。哪知在不得不“服从组织”之命到将军身边后，一干就是十五年——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他还不知要在将军身边干到什么时候。
1994年将军一病不知事后，李晔赴北京看到将军成为躺在床头没有语言、没有知觉的植物人的情形后，他一悲之下从此离开北京，将家搬到胜利油田所在地的那个东营小城，开始了半隐居式的孤独生活。
“不能跟首长说话了，我还留在北京干啥？这样留在北京比死还难受。”李晔对将军的那份情超越了秘书与首长的关系，超越了亲人和友人的关系，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属于将军的，将军的一切就是他的一切。
为这，李晔常常当众恸哭——一个六七十岁的老人、一个怎么着也是省部级身份的高级干部、一个经历了无数沧桑的顶天立地的汉子，他在我这样一位初次见面的晚辈面前，能毫无顾忌地说哭就哭，说怒就怒——我还是生来第一次见这样的人。
李晔哭什么？为何而哭？
后来我终于知道了：他为将军一生的大起大落而哭，为将军后半生最大的愿望——把胜利油田建成第二个大庆、在全国建十个大庆的夙愿未能实现而哭，为今天中国的石油资源需要越来越多地依靠进口而哭……
将军也有大起大落？将军也有宏伟的夙愿没实现？这是我初见李晔时内心存有的极大疑惑。
“当然有。”老人告诉我。他拿出一份几年前写给中央领导的信，让我读——
石油之兴衰，关乎国运。事之成败，关键在人。我们大半生拼搏在石油战线，对石油有深厚感情，我们恳请党中央、国务院更加关护石油、支持石油，任用对祖国石油充满信心的得力干部，制定发展方略，特别是制定鼓舞石油自我发展的政策，充分发挥第一线干部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以加快我国石油工业的发展步伐，则国人之幸，民族之福……
“这样的信，我写过几回。这信中的字字句句，都是我诉说中国石油建设的血和泪……”老人说到此处时，一声又一声扼腕长叹，拄着拐棍在房间里不断走动起来，无限悲愤的激动之情昭然可见。
“每每想起首长，想起他生前想把胜利油田建成第二个大庆和在全国建设十来个大庆的愿望得不到实现时，我经常在半夜被噩梦惊醒，然后号啕大哭一场……”老人开始拭泪，继而双手伏在膝盖上久跪不起，那双瘦削的肩膀竟然在不停抽颤。
其情其境，让人心酸不忍。
“六年了，我们几个老家伙行程4万公里，访遍了祖国陆上、海洋所有油气田（台湾除外）。收集各类资料近300多公斤，接触访问了700多位石油职工。其中，深入座谈研讨的石油界的局以上领导干部与资深专家学者就有100多人。为啥？就是为了想把这些年来中国石油事业上的成功与教训向世人作个我们认为正解的解释。新中国石油事业曾经有过辉煌的自给自足时代，现在我们每年则有近一半原油要进口，而且这种趋势越来越严重，这就是我们这些老石油人最忧虑的事。我们是过来人，了解中国的石油工业状况，所以更怀念余秋里、康世恩时代他们留下的中国石油开发思想。用一句比较简单的话说，如果当年余秋里和康世恩他们制定的石油战略思想得到很好的延续和执行的话，中国的今天会更加强大和繁荣。可眼下国家的现代化建设飞速发展，制约我们的经济建设和日常生活的能源问题却越来越突出。大家不都看到现在国家一年比一年用电紧张情况吗？而在能源中石油总是第一位重要的，可现在原油缺口之大令我们更加担忧……”一旁的郑耀舜先生对我解释道。
李晔、郑耀舜和毛华鹤、王福臻四位在石油战线工作了一辈子的老人，他们费尽心血要向国人“聊聊石油”，到底想聊清些什么事呢？
原来，他们耿耿于怀的还是当年将军和康世恩等老一代石油开拓者和领导者对中国石油的战略思想和后人因种种原因没能实现这种战略意图所带给现实中国石油大量进口的问题。核心问题是像胜利油田这样的好油田到底能不能建成“第二个大庆”和与之延伸出的在“全国建立十来个大庆”符合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争论上。
让我们来听听李晔他们是怎样“聊”以上那些好似石油问题其实是中国经济建设全局的方向问题的——
关于把胜利油田建成“第二个大庆”的战略思想，是1984年2月胡耀邦、余秋里明确提出，到1986年1月由康世恩主持正式编制出来，历时近两年。而酝酿与议论这个规划，时间则更久远，并有着更深刻的背景与渊源。
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按照国务院指示，余秋里、康世恩等人编制石油长远规划和“四五”计划纲要时，就将我国石油与美国石油相比较，提出了两国国土面积与沉积岩面积基本相近，石油储量与产量也应基本相当，即年产四五亿吨石油（十来个大庆）的设想。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1977年5月，中央在大庆油田召开的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上，余秋里与康世恩经反复研究，由康世恩在大会提出“在20世纪末石油工业要建设十来个大庆”的奋斗目标。这个目标当时既符合华国锋有关经济建设要“四个一点”的要求，也符合后来邓小平提出的“发展是硬道理”、“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精神。1977年5月，在大庆召开的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期间，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参观大庆油田地质科学展览馆（地宫）。在一幅很大的全国石油地质勘探远景图面前，感慨地说：“我们国家如能搞到十来个大庆该多好！”1977年7月胜利油田会战指挥部的《胜利油田1980年建成一个‘大庆’规划汇报提纲》。其中写道：“油田党委集中了广大职工积极响应华主席和党中央号召的心愿，反复研究，决定在1980年提前将胜利油田建成一个大庆式的油田。……1980年建成一个‘大庆’的总体规划是以老油田为基础，实现高产稳产，现有资源建成并稳产2000万吨；以济阳、临清两大凹陷为主战场，坚持古潜山、二级带、深层三个勘探方向，新增地质储量20亿吨，新建原油生产能力3000万吨。设想在三年内逐步形成东营、沾化、惠民、临清四大油区，实现5000万吨的目标。”1978年9月14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邓小平第三次到大庆视察。他一针见血地提出：“你们要加快找油，加快找气，找到更多的油气田，我们有5亿吨油就好了，搞十来个大庆油田还是很不容易的哩！”从1981年胜利油田打翻身仗以来，搞“一个大庆”的议论又开始热闹起来。其中余秋里起了倡导与鼓动作用。如前所述，他在这几年的讲话与活动中都提过胜利油田的奋斗目标：——1981年8月，在胜利，余秋里讲：“胜利现在账面上有储量11—12亿吨，如果再找到两三亿吨，加起来就是14—15亿吨，相当于大庆当年储量的一半。大庆现在每年产5000万吨，你们为什么不能在这几年搞到2500万吨？”（注：胜利油田1985年产油达到2705万吨）——1983年9月，在胜利，余秋里又讲：“从长远讲，胜利油田搞到40亿吨左右的储量，搞到6000万吨左右的规模，也就是搞个“大庆”或“尼日利亚”，应该是有条件的，是可能的。具体时间、具体范围不说死，作为奋斗方向，应当有这样的雄心壮志，应当提出这样的战略目标。”（注：经专门机构核定，到2000年胜利油田累计探明储量为40亿吨）
简单地割断历史论事容易片面，关于石油工业的发展更是如此。新中国的石油发展从来就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摸不到石头时要小心谨慎，石头摸准了就要快上。”这是将军的经济学思想之一。
1984年2月11日，心系石油事业的将军虽此时身为军委总政治部主任，却仍然时刻想着把胜利油田建成“第二个大庆”的宏愿。他随胡耀邦总书记（其实我猜测，应该是将军“鼓动”胡耀邦更准确些）在结束广西边境度过春节后，经南京直飞黄河入海口的胜利油田。同样满怀一腔“石油情”的胡耀邦同志对胜利油田和中国石油事业倍加关怀。他一到胜利油田就在石油工人中间搞调查研究，听他们讲自己的艰苦奋斗史，向他们打听油田的发展前景。当天晚间，胡耀邦欣然挥笔写下了“一部艰难创业史，百万覆地翻天人”的题词。
胡耀邦同志对胜利油田的了解和熟悉是从将军那儿获得的。还记得本文前面叙述过的，在五十六年代时，他这位住在将军后院的团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