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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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本色- 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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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都羡慕,更别提男孩子了,是最牛逼的了,所以当时的流氓都流行抢军帽。

自从高梅和我哥搞对象后,人比以前漂亮多了。有人说,恋爱中的女人最美丽,这话不假,特别是高梅身上的雪花膏香气,让人闻了不能自已。我深深地被高梅身上的香味吸引了,总是找机会接近她,好闻她身上的香味。

星期天中午,我去找高光玩,其实,我是借找高光玩的机会,闻他姐身上的香味。我敲了半天门,没人应声。

我轻轻一推门,门开了,我悄悄走进高光家,家里很静,像是没人,没人为什么不锁门呢?

我蹑手蹑脚地往屋里走,掀开门帘,里屋床上高梅正在睡觉。她只穿着红背心和花裤衩,雪白而丰满的大腿蜷缩着,粉嫩的脚丫并在一起,朝着床里睡得正香。

我实在控制不住自己,悄悄地走向床边,一股好闻的香味淡淡地飘进我的鼻孔,快把我迷醉了。

我贪婪地把头低下去,从高梅的脚丫闻到头发,又从头发闻到她的脚丫,真是好闻极了!我甚至有自慰的冲动,但我毕竟还是个孩子,不敢久留,怕高光家人进来,又怕高梅突然醒了,便深深地闻了一下,恋恋不舍地蹑手蹑脚地走出高光家。

我刚从高光家走出来,就被于涛看见了,他没注意我是从高光家里出来的,他第一眼就发现了我戴着一顶崭新的军帽。

“二林子,啥时候弄的新军帽?让我戴戴。”于涛说着就伸手要抢。

“不行,不行,我哥刚给我的,我还没戴够呢。”我一边躲一边捂着军帽不让他抢。

“二林子,你不够意思,让我戴戴能咋的?”于涛抱怨地说。

“你才不够意思呢,你妈那本妇产科书你早就答应借给我看,结果你借给高光了,不借给我。”我埋怨地说。

“借高光不是因为跟高光打赌打输了吗?要不这样,我把我妈的妇产科书借给你看,你把军帽借给我戴。”于涛提出了交换的条件。

“行啊,不过,你得把书先拿出来,咱俩一手军帽一手书。”我心想,你休想蒙我。

“上次高光惹了祸,我妈把书藏了起来,明天我爸我妈上班后,我给你找。”于涛犹豫地说。

“不行,不见到那本书你就别想戴军帽。”我口气坚决地说。

“二林子,咱俩摔跤打赌,三跤两胜,你要是输了就把军帽借给我,我要是输了就把书借给你看。”于涛叫号地说。

“赌就赌,我就不信我摔不过你。”我上来了“小山东”的倔劲儿,不服气地说。

我这个人从小就不服输。我和于涛来到大沙坑,脱掉上衣,扔在地上,我把军帽轻轻地放在衣服上,拉开架势与于涛比划了起来。

本来我在山东老家时和二叔练过摔跤,二叔从小就练摔跤,可是我只练过几天,要是坚持练,于涛肯定不是个儿。

我回忆着二叔教过我的招式和于涛抱在一起,于涛这小子比我力气大,僵持了很长时间,他一晃我,我一不小心被他扔了出去。

我不服,又和他抱在了一起,他一连又摔了我几个跟头,我有点恼羞成怒,又和他抱在了一起。

“二林子,你已经输了,军帽应该归我戴。”于涛气喘吁吁地说。

“不算,不算,重来。”我耍赖地说。

我们就又摔了起来,于涛一连摔了我几个跟头,我一个跟头也没摔着他,眼泪都快气出来了,我没想到自己这么无能,一屁股坐在地上不再起来。

“还比不比?”于涛得意地问。

我气哼哼地看着他不说话。

“不比,军帽就归我戴了。”

我眼睁睁地看着于涛拿走了我的军帽,于涛兴奋地一溜烟地跑了。我累了一身臭汗,气得脱光衣服,一个猛子扎进了水里,想痛痛快快地洗个澡。

大沙坑的水很清,我在水中睁着眼睛往坑底潜去,潜着潜着,一个明晃晃的东西进入了我的眼帘。我心想,那一定是什么宝贝,便快速潜过去。

我从沙中取出来的宝贝,原来是一把锃亮的日本三八大盖枪上的枪刺,我兴奋不已,这是当时打群架最流行的武器。我做梦都想得到一把这样的枪刺,这可比我在铁轨上轧的小匕首强多了。

我拿着枪刺冲上了水面,简单洗了洗身子,穿上衣服,把枪刺倒插在后腰带里,把儿在下,刀冲上,紧贴在后背上,这是当时最流行的别枪刺的手法。

枪刺贴在我的背上,感觉好极了,好像自己突然练就了一身的武功,有点艺高人胆大的感觉,大摇大摆地往家走去。

我心想,这把枪刺一定有什么传奇经历,很可能是当年八路军打日本鬼子留下的,也可能是解放军打国民党留下的,听我们学校打更老头说,这一带在解放前打过好多大仗。

第三章

11

我离家还挺远,就听见悠扬的二胡声,我知道那是我哥在拉二胡。我走到我家楼下时,高梅、高光、于涛、周丽萍等一帮人围着我哥。

我哥正照着一本书拉着一首我从未听过的曲子,那曲子悠扬而动听,让人有一种想入非非的感觉。大家看见我就像根本没看见一样,都沉浸在优美的曲子里。

高梅甚至小声唱了起来:

…………

我的心上人坐在我身旁,

默默看着我不做声,

我想对你讲,但又难为情,

多少话儿留在心上。

…………

我们都听得如醉如痴,想入非非。

“这黄色歌曲就是好听。”我哥拉完曲子后,于涛美滋滋地说。

“傻瓜,谁说这是黄色歌曲,这是苏联爱情歌曲。”周丽萍嘲讽地说。

“大尿壶,怪不得你爸是国际流氓,还爱情歌曲,告诉你,这是苏联黄色歌曲。”高光口出不逊。

“高光,我爸招你惹你了,你干吗老拿我爸说事?”周丽萍很生气地说。

“革委会组织群众批判你爸时,你爸脖子上挂的牌子是不是国际流氓?”高光不依不饶地说。

“那都是你爸干的坏事,你爸就能害人,谁不知道?二林子,你爸就是被他爸害的。”周丽萍气得眼泪都快流出来了。

“操你妈,大尿壶,我说你爸是国际流氓就是国际流氓,怎么的?”高光一听周丽萍敢和自己顶嘴大骂道。

“高光,”周丽萍大喊道,“大伙都说你妈是个破鞋精,我看你还不知道是谁弄出来的呢!”

高光听了周丽萍的话,恼羞成怒,他抬手打了周丽萍一个嘴巴。周丽萍捂着脸呜呜哭着跑了。

“该打,小骚逼!”高梅恶狠狠地说。

“高梅,你们姐俩挺会欺负人呀。高光,不愿意听曲,滚一边去!”我哥气愤地说。

“大林哥,咋地了?”高光知道我哥的厉害,咪儿咪儿地说。

“高光,瞧你那熊样,欺负女孩,算啥本事?”我哥用瞧不起的语气说。

“大林,”高梅见我哥生气了,岔开话题说,“再拉一曲《喀秋莎》吧。”

我哥翻了一页,照着谱子又拉了起来。

“高光,谁的书?”我小声问。

“我从我妈的箱子里翻出来的。”高光得意地说。

“哥,别拉了,这曲子是大毒草,容易给家里惹祸。”我担心地说。

我哥一听“大毒草”三个字,马上不拉了。我感觉我哥心里一定想起了在草滩农场劳动改造的爸爸。其实,我也不明白什么是大毒草,只是听王德良批评高光时说过,是大毒草害了我爸,而且,这大毒草就是我爸写的书。我这么一说,我哥没了情绪,高梅缠着我哥上街。

“我也去。”我不懂事地说。

“那我也去。”高光也跟着起哄。

“你们都去呀,那我也去。”于涛也要凑热闹。

我哥没办法,只好同意大家都去。

12

我们来到车站,坐无轨电车直奔联营。那时候,联营是最大的商业广场,当时流行一句顺口溜:屯老二进城,先到饭馆儿,后到联营。屯老二就是指的贫下中农。

我们进了联营,我觉得眼花缭乱,因为我还是第一次进联营。于涛也直发蒙,可能也是第一次来,高光好像来过,但也不太熟。

高梅早就想甩掉我们,不一会儿,我哥和高梅就没影了。我们三个臭小子谁也没带钱,在里面瞎转悠了一阵儿,觉得没意思,就都出来了。

“真没意思,咱们去大沙坑洗澡吧。”高光扫兴地说。

“行!”于涛一提大沙坑,就来精神头儿。

我们仨一起上了无轨电车。在车上,高光掏出丰收牌香烟递给我和于涛一人一根,我们一边抽烟一边侃大山。车上的人都用异样的目光看着我们。

我知道,车上的人拿我们当小流氓了,我甚至有点自豪,颇有些豪踞街头、顾盼自雄的倜傥劲儿。其实,我们离流氓的标准远去了,撑死算问题少年或坏孩子。

高光甚至用口哨吹起了《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车上的人像躲瘟神似的躲着我们,我们在车上一边抽烟一边闲聊。

“高光,大尿壶,你动过没?”于涛斜着眼睛问。

“你想我会闲着吗?”高光龇着牙说。

“得了吧,净吹牛逼!”我嘲讽地说。

其实,我也弄不清周丽萍为什么愿意和高光在一起,也许是这小子长得太帅了。因为高光随他妈,他妈就长得忒漂亮了。我一想到高光他妈,就好像突然被电了一下,内心充满了冲动。

快到车站了,我心里有点儿发慌。

“哎,我兜里没带钱,你们呢?”我紧张地问。

“我也没带。”高光满不在乎地说。

“坏了,我也没带。”于涛也慌了神儿。

“那可怎么办?”我焦急地问。

“看我的!”高光诡谲地说。

我们仨正在议论着,售票员走了过来。

“你们仨买票没?”

“我买我买。”高光主动搭话说。

他假装在兜里摸钱,一边摸一边表现出惊慌失措的样子。

“坏了,大姐,我钱被偷了!”

“骗人,我看你们仨就像小偷。”售票员不客气地说。

“大姐,你怎么说话呢?”于涛有些急了。

“我这么说话怎么的?你们一上车,我就盯着你们呢,一看你们就不是好东西。”售票员阴风阳气地说。

这时,车到站了,高光噌地下了车。

“别跟她废话,快跑!”高光一边喊一边跑。

我和于涛也像猴子似的蹿下车去。

“别跑,抓小偷啊!”售票员气急败坏地喊。

我们仨下了车没命地跑,高光这小子贼鬼,往无轨电车相反的方向跑,因为无轨电车不能掉头追。我和于涛没注意,跟在高光后面拼命跑。

突然,有个人从于涛对面迎面骑车飞驰而来,说时迟那时快,他伸手一把把戴在于涛头上的军帽抢走了。

当时,在我们心中,军帽被抢,就相当于现在的奔驰车被盗一样。于涛本能地转身就去追,我也本能地跟着于涛去追。

“操你妈,把军帽还给我!”于涛一边追一边骂。

他边跑边拔出我们在铁轨上特制的小匕首,我见于涛拔出了匕首,便从腰间拽出枪刺递给他。

“于涛,拿这个扎他。”我气喘吁吁地说。

于涛想都没想,夺过枪刺,嗖地就向抢军帽的人扔去,结果枪刺刀把砸在抢军帽那个人的头上,枪刺掉在了地上。

那小子一看于涛下狠手,气急败坏地跳下自行车,从地上捡起枪刺向于涛追来,于涛见那人拿着枪刺追来了,站在原地愣住了。

我见大事不好,大喊:“于涛,快跑!”

于涛一下子反应过来,他转身刚要跑,那人已到于涛身后,他一刀刺下去,正好扎在于涛后腰上,于涛大叫一声,倒在血泊里。

那人扎完于涛,二话没说转身就跑,他骑上自行车,不一会儿就无影无踪了。于涛捂着后腰疼得嗷嗷直叫。

这时,高光也跑了过来。

“二林子,谁扎的?”他焦急地问。

“抢军帽的。”我扶着于涛说。

“人呢?”高光又问。

“跑了。”我不耐烦地说。

“快送于涛去医院吧!”高光喊道。

正好附近有一家区级医院,我背着于涛,高光扶着,我们跑进医院时身无分文,但那时的医院讲救死扶伤,不像现在的医院,没钱就得等死。

医生把于涛推进手术室,我和高光赶紧给于涛他爸他妈打电话。很快,于涛他爸他妈就赶来了,于涛有两个哥哥于峰和于洋都当兵了,于涛是老儿子,也是于涛他爸他妈最心疼的。

于涛他爸见自己的儿子被扎成了这个样子,咬牙切齿地发誓一定要把这个抢军帽扎伤自己儿子的人缉拿归案。

后来,我哥和高梅也赶来了,于涛被扎坏了一个肾,得住很长时间院。于涛他妈哭得跟泪人似的。大家忙了一个晚上,陆续散去。

临离开医院时,高光小声对我说:“二林子,咱们得为于涛报仇!”

我重重地点了点头,但具体怎么报仇心里并没有谱。

13

自从于涛住进医院后,我觉得特没意思。高光这小子狐朋狗友贼多,经常找不到人。我一个人常到大沙坑游泳。

有一天,我去大沙坑游泳,看见周丽萍一个人在水边沉思,我心里一阵激动。

“周丽萍,你怎么也逃学?”我走过去问。

“有烟吗?”她看了我一眼问。

我从口袋里掏出了丰收牌香烟,递给她,我自己也点了一支。我坐在她身边一边抽烟一边看着她,我从未这么仔细地看过她。她见了我异常主动,和我拧一把摸一下地开玩笑。

“你今天有点不对劲儿。”我神态自若地问。

“不是我不对劲儿,是这个年头不对劲儿。”她却神情沮丧地说。

我知道她心里有事,便问:“怎么了?”

她突然呜呜地哭了起来。

“我妈也被发配到农场去了,家里就剩我一个人了,刘宝林,我好害怕呀!”

说完,周丽萍把头靠在我的肩上,哭得更厉害了。我一下子觉得自己是个男人了,应该保护这个孤苦的女孩。

我想把她抱在怀里安慰安慰,我却不敢,只是说:“别怕,还有我呢!”周丽萍用感激的目光看着我。

“周丽萍,你爸是因为国际流氓的事被发配到草滩农场的,你妈是因为什么?”我不解地问。

“我爸和我妈都是画油画的,”周丽萍抹着眼泪说,“他们都在美术学院工作,前几天高光他爸请我妈去画毛主席像,我妈把毛主席的痦子画错了位置,高光他爸说,这是政治事件,公然反对毛主席,就把我妈给发配到农场去了。”

“我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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