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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大约正是本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叶，国共合作之际，街上，“要求光明，要求进步，要求国家强盛，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军阀割据”的口号声不绝于耳。正在街上走着，迎面就会过来一支游行队伍，锣鼓声、鞭炮声、口号声，震得满街筒子响，有多面彩旗招展，遮蔽了半边天空，一个剪着短发的小姑娘，像天女散花一样，将印着革命内容的传单，往人群中间撒。游行队伍走到人多的地方，往往就会停下来，队伍中走出一个青布长衫模样的人，站在那里，宣传共产主义主张，宣传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并且掰着指头，历数自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犯下的种种罪行，和中国人民所受的种种凌辱。
杨作新的老师杜先生，就是共产党方面这些活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而且，在街头集会上，杜先生有时也登台演讲。站在一旁的杨作新，看到平日温文尔雅的老师，现在那神采飞扬、口若悬河的样子，羡慕死了，崇拜死了。因此回到老师的住处后，他提出要跟老师走，他觉得共产党那些主张，是真正为穷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愿意追随在杜先生的鞍前马后，也闹腾一番事业。杜先生听了，很喜欢他的抱负，但是说，人要在社会立足，得先有个衣食饭碗才行，杨作新还小，是不是等省立肤施中学办起来后，他先来上学，再增长增长见识，革命是件长期的艰苦的工作，既有轰轰烈烈，也有扎扎实实，重要的在于唤醒民众，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悲惨处境和卑微地位，建立起自己的自立意识，变自在的阶级为自为的阶级。从这一点上说，他们现在要做的只是初步的启蒙工作，漫长的战斗还在后边，而且———杜先生谈到这里，停顿了一下，也许他这时候已经意识到，这种轰轰烈烈的举动后面，潜伏着危机，“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随”，国共之间，由于政治目标的不同，各自代表利益的不同，迟早要分手的，而一旦分手，随之而来的便会是一场大厮杀了。
杨作新当然不懂得这些。不过，对于杜先生提出的上学的事，他倒是十分乐意。杜先生见他同意了，就说，考试前，他会让人给杨作新捎话的，以杨作新的学习成绩，考上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最后，师生握手道别了，年关将临，杨作新需要赶回家去，他不能丢下家人，惹他们惦念。行前，杜先生从身上掏出两块大洋，要他给父亲打点酒，给妻子买点花布什么的。杨作新听到杜先生提到自己的妻子，脸红了。他摆摆手说，说不要先生破费，他只是想带先生的几本书，回去看看。杜先生听了，让他自个上书架前去挑。杨作新挑了半天，拿了一本《共产党宣言》和其他几本小册子，很仔细地装进书包，起身告辞。
从肤施城到吴儿堡，紧赶慢赶，需要三天的路程。杨作新思家心切，踏着风雪大道，只顾前行，想不到在老虎崾，遇到了强盗们处决黑大头这桩事儿。说起来也是缘分，黑大头命不该绝，如果杨作新早走上半个时辰或者迟走上半个时辰，也就不会在那里遇见他们。话又说回来，即便遇见，倘若杨作新是个怕事的人，也绝不去揽这个闲磁器。也是他少年气盛，初生牛犊不怕虎，才斗着胆子，鬼头刀下，救出黑大头一条性命。事后想来，杨作新也是一阵后怕。
至于黑大头，是否肯这样乖乖地就范，领着强盗们，去启出自家的财物，那就不关杨作新的事了。也许捆在树上的那一会儿，黑大头确实是实心实意，纵然落到倾家荡产的地步，保住自己的脑袋要紧，也许一踏进黑家堡，进了那个独门小院，一想到祖上传下来的家业，就要败在自己手里，黑大头又会翻心。究竟如何，后面再做交代。
需要提及一笔的是，这杨家与黑家，从此便结下了扯不断的缘分，一直到杨作新的儿子杨岸乡、黑大头的儿子黑寿山手里，缘分仍然不绝。
杨作新离了老虎崾，顶着寒风，快步前行，第二天天擦黑时，回到了吴儿堡。杨干大和杨干妈，见儿子回来了，一颗心放了下来。杨作新的媳妇灯草，听见正窑里有了响动，听见了男人的声音，也赶了过来，推开门后，胆怯地站在杨作新身边。灯草人生得老实，褐色皮肤，厚厚的嘴唇，笨嘴拙舌的不会说话，见男人回来了，心里欢喜，当着高堂父母的面，又不敢把喜色露在脸上，于是就在那里傻站着。最活跃的要数杨蛾子了，她一蹿趴上了哥哥的肩头，打问着城里的种种事情。算起来，杨蛾子已经十一岁，她出脱成了一个俊巧的小姑娘，白净面皮，瓜子脸儿，脸上一双忽闪忽闪的大眼睛，她的头上，也早沾了过年的喜气，头上一根独辫子，辫稍上扎着一束红头绳。
杨蛾子抱柴，灯草做饭。随着灶火里的柴火哔哔叭叭响起，随着锅里的热气弥漫了整个窑洞，经历了寒风浸染、旅途劳顿的杨作新，面颊上感到暖融融的。关起柴扉成一统，农家也有农家的欢乐。那灯草虽然人生得粗俗，木讷，干起活来，窑里窑外，却是一把好手。人能干又不招惹是非，这正是杨干大杨干妈心目中的标准媳妇。这一次给杨作新做的是杂面。只见灯草绾起袖子，用一个黑色的小坛子，三棰两梆子，和好面，然后将面揉成一个团儿，放在案上，摸起擀杖，呼呼地一声接一声地擀开了。灯草擀面，杨蛾子捞酸菜，做汤。面擀好了，灯草将薄得像纸一样的面叶，叠好，然后拿出一个两头有把的刀，细细地切了起来。一会儿工夫，一粗磁老碗热气腾腾的杂面，就端上来了。而杨蛾子的汤也已经做好。将那个和面的小坛子洗干净，汤就盛在坛子里边，汤里有一把勺子，杨蛾子将酸菜汤，浇在杂面上。另外，还有捞出来的一些酸菜，切成生的，里面伴了些切碎的干辣椒、红葱，盛在一个小碟里，也端了上来。杨作新让了让父母，算是礼节，然后端起大碗，吸溜吸溜地吃起来，直到将碗里的杂面，坛里的菜汤，碟里的小菜，全部打扫干净，才算住手。吃完饭，他的头上，热汗直冒，舌根辣得发麻，不停地咂着嘴巴，回味无穷。
一番风卷残云之后，灯草开始收拾碗筷。杨干妈说了句杨蛾子，帮嫂子洗涮。灯草说，小姑子就不用动手了。说完，将锅碗瓢勺收拾干净，酸菜缸的盖儿盖好，案子抹了一遍，地扫了一遍，然后站起身，向杨干大杨干妈道一声安宁，又瞅了杨作新一眼，回自家窑里去了。
杨作新却没有丝毫要走的意思，他脱了鞋子，一横身，坐在了炕上。接着，把脚塞进母亲和妹妹盖着的那个薄褥子里。炕真热，热得人不得不随时欠起屁股。母亲和妹妹跟前放一个笸箩，笸箩里放些玉米棒子，她俩正在搓着玉米，于是杨作新也凑上去，和她们一起搓。“你的肉皮嫩！”杨干妈说，“用这个戳子戳渠渠吧！”那戳子是个比捅火棍小些的铁条，一头是环，一头是个尖儿，用它在玉米棒子中间，戳开几行，然后这玉米棒子就好搓了。
父亲杨干大一个人盘腿坐在油灯跟前，脱下身上的老羊皮袄，正在逮虱子。这是他除了劳动以外，唯一的一件嗜好。他身上的虱子真多，一窝一窝的，有些虱子简直成了精，会长上翅膀飞，像小咬似的。杨干大的眼睛已经不行了，尽管就着油灯，尽管他的眼睛快要碰到皮袄了，可是眼睛只是象征性地看着，他不是用眼睛在瞅，而是用指头在摸。好在这皮袄就是一个生产虱子的宝库，所以两个指头一捏，总能手到擒来。抓住一个了，两个大拇指的指甲盖一挤，“啪”的一声，虱子的肚子破了，指甲盖上留下两滴鲜血。还有些虱子吃得过饱，挤时声音清脆，如果脸凑得太近，会有血星溅到脸上来的。杨干大挤虱子，挤到高兴的时候，会捉住一个，填到自己嘴里，“嘎嘣”一声，咬出响；他说这虱子是一味中药，大补，本来就是自己身上的血水子嘛。
小时候，杨作新就常常蹲在父亲身边，看他捉虱子。这时，又看到这一幕情景，他在心里可怜父亲。他本来留下来，是想和老人商量去肤施上学的事，可是看到父亲核桃一样布满皱纹的脸，和逐渐佝偻下来的身子，他不敢开口了。
杨蛾子又央哥哥讲城里的事情。于是，杨作新先丢开自己的心思，讲起了这次进肤施城的所见所闻。讲到肤施城的雄伟繁华，讲到共产党、国民党这些新名词，讲到杜先生站在肤施城头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情景，讲到他见到的那个短发的女宣传员天女散花一样的神气。当然，还谈到那些头发光光的男人和穿着旗袍的女人。末了，记起路上救黑大头的事情，便也细说了一遍。
杨蛾子一直是她的哥哥的崇拜者。哥哥讲那些事情，她一样也没听过，简直像天书里写的一样。以女孩子的心理，她尤其注意到了杨作新谈到的女性。她真羡慕那剪着短发的女孩子，可惜她没钱念书，要不，说不定也会像她们一样的。她当然不是怨父亲偏心眼，只让杨作新没完没了地念书，而不让她跨进学校一步，她是女孩子，从来就没有产生过和哥哥攀比的意思。琢磨完了女宣传员，她又琢磨那些抹着红嘴唇、穿着旗袍的女人了，这时她在哥哥的话中发现了破绽。她说，大冷天的，那些婆姨女子，真的敢精腿把子，在露天地走，她们不怕冷？杨作新回答说，这是真的，他亲眼目睹的。杨蛾子还是不信，说哥哥喧谎。
杨干大这时打断了杨蛾子的话，他说杨作新说的是实情，他年轻的时候，年年下南路，见的世面大着哩，肤施城里，大街小巷闭着眼睛都能摸到。他说城里的女人，都是妖精托生的，穿旗袍算什么，有时候用一块一尺长的白洋布，束在腰里，就在街上摇身子摆浪地走开了；往下一蹲，胯骨都露在了外面。杨蛾子听了，惊得伸了一下舌头，她说，那她们是没钱扯布吧。杨干大说不是，她们有的是钱，一坛子一坛子的，她们露出精腿把子，是给男人骚情呢！
说完“骚情”这两个字，杨干大觉得，不应该把这样的话，当着小女儿的面说，她已经懂事了。于是他不再言语，又低头逮虱子。场合不对，如果是和那一班子老弟兄们在一起，谁激他一下，说不定他会讲出在肤施城里，自己圪蹴在街道旁边，侧着头，看那些穿裙子飘飘忽忽过去的婆姨女子们的故事；他是看她们的裙子里边有些啥，有没有穿半裤。讲到热闹处，他还会讲起自己那次逛妓院的经过。那是他一生中唯一一件伟大的业绩，一次离经叛道的行动，一次拿钱去派不该去派的用场。他这人也真是不经摔打，仅仅那么一次，他便染上了疾病，腰下那件东西，又红又肿，硬邦邦的，怎么也下不去。后来回到家里，听了一个过路郎中的偏方，用一根大萝卜将中间掏空，放在火里烤熟，趁热统在那东西上，才算软了下来，把那病治了。杨干妈没有见过世面，不知道自家男人得了什么怪病，急得团团转，就是没有想到这上头去。
杨干大想着自己年轻时的荒唐事儿，嘴角里泛着笑容，美滋滋地逮着虱子。这时，他记起了刚才儿子谈的，老虎崾上救什么人的事，于是咳嗽了一声，拿出比杨作新多吃几斤盐、多过几座桥、多晒几年太阳的派头，对儿子说，该管的事情要管，不该管的事情不要管，为人莫要强出头，你小子还没有招上祸哩，不知道世事的深浅；你这条小命丢了，不要紧，我们这两个棺材瓤子，将来谁抬埋上山哩！
杨蛾子却不同意父亲的话，她说哥哥只身孤胆，敢去戳那个马蜂窝，是个大英雄，大路不平众人铲，行侠好义的故事，父亲不是成天说起么。
老猫不欺鼠了。杨干大见女儿竟敢跟自己提出异议，本想反驳几句，但是没了力气，便停止了声响。
关于共产党，关于国民党，关于杨作新以按捺不住的热情谈到的肤施城里的那些游行和集会，大家都没有发表什么感想。那毕竟是太遥远的事情，起码一时半刻，还不会影响到吴儿堡，进入他们单调、贫乏和自我感觉良好的生活。
但是雷声在远处轰隆轰隆地响着，历史在前进，时间的流程在继续。二十世纪对于人类历史进程，尤其对于闭塞的陕北高原来说，是个可资纪念的伟大世纪，时间进程中的经典时间。千里的雷声万里的闪，那雷声终将以持久的轰鸣，好像崖娃娃掀起的回声，响彻陕北高原的每处山谷，而在这波澜壮阔的改天换地中，每一个人的命运，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影响，都或多或少地将得到改变。
夜已经深了。一直没有说话的杨干妈，督促儿子回窑去睡觉。杨作新想到该说的事情还没有说，磁磁维维，不愿意走。母亲见了，将笸箩一推，说，今晚就搓到这里吧，该收拾摊场了。杨作新见母亲这样，只好起身。母亲对杨作新说，对灯草好一点，人家和杨作新一年结婚的，现在娃娃都满炕爬了。杨作新听了，“嗯”了一声，算是对这句话的回应。
杨作新十三岁上结的婚。在当时的陕北，这个年龄结婚，不算太大，也不算太小。那一年他初小刚刚毕业。十三岁的他，在村上已经算是个人物了。和他一起上学的几个孩子，都先后中途辍学，只有他一个上完了四年，因此他可以说是村里第一个读书人。过去村里，没有读书人，逢年过节，大家嫌门上不贴对联，不吉利，要贴，又没有人会写，于是只好在红纸上，用碗底蘸些墨汁，塌上一溜坨坨。自从有了杨作新，一个村子的对联，由他包了。遇到红白喜事，为“上山”的老人写一个“驾鹤西游”，为结婚的新人写一个“天作之合”；春节对联，“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人家庆有余”之类老掉牙的东西，还有为拴驴拴牛的槽头写的“槽头兴旺”，为石砌矮墙上写的“抬头见喜”，为灶王爷写的“上天言好事，下地呈吉祥”等等，这些，都是杜先生教诲有方，杨作新寒窗苦读的结果。每当杨作新，提笔龙飞凤舞时，站在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