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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三
我和思文都感觉到，再这样拖下去已经没有意义，于是心平气和地讨论分手的问题。
不知是谁先说出“离婚”这两个字。两个人绕过来绕过去暗示着，还是绕不过这两个字，终于被谁先说了出来。以前在气头上很多次说到离婚，事后两人又回避着，现在竟心平气和说出来了。我们都知道这种冷静的讨论一旦开始，事情就再也无法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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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文也不愿这样拖下去，她对我绝望了。她非常现实，既然分手无可避免，就要趁早，时间对她更加宝贵。我呢，这一年多来，离婚的念头萌发之后，就象一只怪兽，顺着不同的黑暗路径，在湿润的空气中寻着嗅着，沉重地喘息着，最终都回到那唯一的窝巢中来。现在我们所要做的，只是去办理这件事。没有孩子也没有财产，事情也格外简单。在那个初夏的周末，我们坐在窗前从中午讲到傍晚，她的面孔在暮色中渐渐模糊，象隔了许多岁月的朦胧印象。我们象老朋友一样说了许多伤心动感情的话，说到认识的那一天，说到一起到黄山去玩，记忆中的细节都活生生描绘了出来。她提到结婚那天我被客人灌醉了摇摇晃晃，她还发了朋友的脾气。我提到那年考研究生她说两人都考起了她就要飞到屋顶上去。说着说着好几次似乎都要改变了话题。有一瞬间我几乎要动摇了，她再多说几句我就会哭出声来把她抱住。但两人都很清醒地及时刹车转向，把话题拉了回来。事到如今已经没有必要再试一试，已经试过很久也没有意义，感情用事的确很危险，对这一点思文比我看得更加清楚。我们说好不要互相怨恨，她说：“我心里也不恨你，你是个好人。”我心里非常沉重，为她的前途担心，怕误了她这一生，那样我就永远不得安宁。这种想法我不敢说出来，这个好强的人是听不得这样的话的。她那种沉着自信的神态给了我一点安慰。
我们说好了星期一到领事馆去办手续，办了手续她就搬到多大的单身宿舍去，那里正好空出来一间房子，机会难得。这里我再住一个月也得搬走，别人已经来催要房子了。她要我借两千块钱给她，我同意了。没有更多的话可说，我开了灯说：“思文，我现在来跟你做个实验，你把两只手交错这么叉起来。”她按照我比划的把手指交叉起来，问：“什么意思？”我说：“你看你哪只手的拇指在上面？”她说：“右手拇指。”我说：“你交换一下，叉起来把左手拇指放到上面。”她照我说的做了，说：“挺别扭的。”说着就松开了。我说：“别动，别动，这是做试验呢。”她又把手指交叉了说：“快点，不舒服呢。”我说：“打比一只手就是一个人，你明白我的意思没有？”她说：“有点明白了。”我说：“你说。”她说：“你说。”我说：“不舒服吧？也不是左手有问题，也不是右手有问题。”我说着把左手和右手摊一下，“两只手要配合得好才好，不然那两只手都难受。手还是这两只手，配合不好就只好分开，也不要怪左手，也不要怪右手。”她这时把两只手分开，甩几下似乎想甩掉难受的感觉，指了我说：“也不要怪左手，”又指了自己说，“也不要怪右手。”我说：“是的。”她说：“我们的事其实不是这么回事，事情到这一步怪你也怪我，只是怪来怪去怪谁也没用了。”我说：“你要怪我，怪也怪得不怪，不怪才怪呢。不过既然怪我怪谁也没用了，还是别怪的好。”她说：“你倒会为自己开脱！说到底你到底要多负一点责任。但是我还是接受了你的这种说法算了，求个心安理得，将来也不后悔，两人配合不好，劈开过有什么后悔呢？哪怕就自己过一辈子我也不后悔。”她说着带了哭声，我心中凄切，连忙岔开了说：“做饭吃去，你还不饿吗？”
星期天我一觉醒来，已经是十点钟了。思文还睡着动也不动。我想起要去唐人街买米买菜，轻手轻脚爬起来，怕惊醒她。到厨房烧水冲了一包方便面，端到门外，轻轻带上门，坐在楼道的地板上吃。那只花猫又从斜对面门缝中伸出头来，冲着我叫一声。我用筷子敲敲碗，把碗伸过去，那猫马上缩回去了。我笑一笑，吃完面把碗放在门口，下楼去了。
快到中午我提了米和菜回来，思文正伏在桌子上写作业。她见我回来了，马上放下作业过来接了菜问：“碗是你放在外面的吧？”我说：“是呀，我还以为谁拿走了呢。”她很激动说：“你站在外面吃的？”我说：“我坐在那里吃的呢。”她望了我的眼说：“也难得你这样一个好人，离婚的事再商量商量，你愿意不愿意。”我没想到这一件小事还会使她激动，说：“商量商量是可以，要真正有决心改变这种局面，你要想好了别冲动，一时的冲动也没有什么用。”她讪讪地笑笑说：“那就算了，我跟你说着好玩的呢。”
按原来的约定，星期一思文下了课就到领事馆去，我在那里等她。我骑车去了，等了一会，她穿着那件小碎花连衣裙从马路那边斜插过来。她走到跟前，我从草坪上站起来，朝里面走。她轻轻拖一下我的衣服说：“急什么呢，我是懂道理的人，会让你为难吗？”我跟她站在铁栏杆外面，她沉默着。我说：“想法又改变了？”她说：“没有。”我说：“没有你想说什么就说。”她沉吟说：“我说一句，你听就听，不听就算了。我们是不是一定要这样，高力伟你最后最后想一想！”我说：“到这个时候说这些话已经晚了点。”其实她如果作出明显的表示，我也并不是不能改变主意，我的抗拒并不那么坚定，但我需要她作出明白表示。我正想着她真表示了我该怎么办，她说：“现在进去吧，我也是信口开河问一句。”两人都在离婚申请书上签了字，又签了委托书，委托她的一个朋友在国内办手续。出来时我冷眼观察她，似乎也很平静。我推了单车和她一起走，她说：“就这么完了，做梦样的好难想象，可心里又知道这梦是真的，真的是真的。”我陪着叹一口气，不做声。她说：“你倒没有事，你回国去一群姑娘都包围上来了，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就不知道有什么样的命运等着我，可能我这一辈子就这样了也不知道。”我说：“别说那么悲观。讲句二意话放在这里，你先找着试试，实在找不到合适的了再来找我，我这一年半年又不会回国去。”她说：“把这句话先放在这里。你如果回国去了，找谁也可以，我还希望你找个好的呢，就是不要找那个舒明明，我心里恨她。”我说：“那不是主要原因，你又不信，我跟她都快一年没联系了，我想她已经有人了。”她说：“那我心里还是恨她。”我沉默不语，她自言自语似的说：“我心里恨她。”我说：“回去吃饭吧，你在后面坐了。”我骑了车，她跳到后面坐了说：“最后一次搭你的车了。想起那年你第一次搭了我到你家去，被警察抓了还罚了五角钱，我们说自己是大学生，不敢说是大学老师。”说起过去的事我鼻子一酸一酸的，不敢接口，于是说：“我们也没有就成了仇人是不是？只是个熟人呢，他的车也搭得。”她说：“我想很多人如果能重新选择，都不会选原来那个人，看透了。”我说：“又选了别人无非是重新看透一次。”她说：“那我们今天这样做了毫无意义，只有不想那么好才有意义。”我说：“天下总还有几个例外，说不定就被谁幸运撞上了。”到了家她说：“明天你帮我搬家好不？”我说：“那当然。”她说：“下午我就把东西清好。”我说：“要什么你都拿去，反正我饭在餐馆吃。你东西也不多，叫部出租车也装下了。”她说：“我已经跟赵文斌说好了，他开车来。”我说：“才几块钱的事呢，麻烦别人干什么。”她说：“已经叫了就算了。”我说：“想不到赵文斌还买了部车，几个月不见，他派头就不同了。”她一笑说：“像你这样抠死了钱不松手的，那也没几个。到北美来一趟车也没开过，也可惜了来这一趟。”我说：“再过一年，我就回去了，车也不学了。留在这里我怕看别人的脸色。老板脸色不好看，你要赚他的钱也只好看了。白人心里也有点那个，他笑眯眯的他心里对你有点那个。在这地方我算个什么东西呢？”怎么想自己也不能算个东西。她说：“绿卡呢，绿卡也不等了？一张绿卡抵得五万块钱呢。”我说：“绿卡说起来真是个好东西，可惜我又没福气消受。”
晚上我下班回家，她还没有睡。我说：“今天你早点睡呀！”她说：“睡晚的睡惯了，每天你都回得晚。反正这是最后一晚了，最后一晚。”我脱了衣服钻到毯子里，她也躺下来。黑暗中两人似乎有什么话说，又似乎再没有什么可说。沉默着却等着对方先开口。我想等她先说点什么，又怕她说什么，过了一会她还不说话，我似乎又放了心，似乎又有点遗憾。我想说点什么又找不到话头，犹豫着终于下决心不再开口，倒了身子去睡。过一会她“嗯”了一声，我不做声。她悄声问：“你睡着了？”我说：“睡着了。”她的手在自己的毯子里似有意又似无意地轻轻触我一下，说：“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我说：“知道。”她说：“今天是最后一晚了。”我忽然有点明白了她的意思，又怕领会错了，说：“真的不好意思，不过──”不好意思。她马上说：“你别胡思乱想。你想着我是什么人吧。”
第二天上午她很平静地搬走了。往赵文斌车上搬东西的时候她还有说有笑的。她的情绪倒使我觉得自己心里那种隐隐的沉重是没有必要的。搬了过去，她上楼去开门的时候赵文斌说：“你们怎么就会离婚呢，象你们这样离婚的满世界也只有几对。下个月要搬到一起再打电话给我。”我说：“你要问我怎么回事我自己也说不清怎么，反正就这么了。”把东西搬到楼上去，赵文斌说还有事，匆匆告辞走了，在门口对我丢个眼色。我心里想：“真有什么话说还会要等到现在来找机会说？”思文说：“你也去吧。我自己清理。”她一边清理一边哼着小调。我帮她接好电视机录象机说：“那我这就去了。”她头也不抬说：“谢谢你了，有空来玩。我的电话明天接通，通了打电话告诉你。”我下楼去，把楼下贴的各种小招贴广告看了看，出门看见还有一只提桶放在门角没拿上去。我提了桶上楼，推门进去，瞥见思文侧了身子倚在枕头上，见了我马上支了身子站起来。我似乎看见她眼中有泪在闪。还没看真切呢，她转过身对着窗子，伸手去拉窗帘，顺势用衣袖在脸上一擦。我放下桶说：“忘在楼下了。”说完也不敢再望她一眼，逃跑似的走了。
五十四
突然的我又闲得发慌。每天上午懒在床上，十点多钟起来，在房里到处磨蹭一下，无聊地把什么东西都翻出来看看，摸到下午两点半钟去上班。房子里就这几样东西，空空荡荡让人心虚。我忽然着了迷似的喜欢逛商店，好多次我到依顿购物中心，从地下的餐厅一层一层看上去，连六楼的家具也细细看了，也只能看看，什么也不敢买。那些精美的东西也并没有在心中激起强烈的欲望，我知道这些东西离我都很遥远。就这么看着，心里也有了一种说不明白的充实。休息那两天实在无聊了，我到公共图书馆去看画报，又借了《红楼梦》和《金瓶梅》回去看，看累了又趴到阳台上去看汽车。我经常一两个小时趴在那里，看楼下汽车行人来来往往。看呆了好象在看，又好象没看，有时脚都站麻木了才记起已经过了很久。看着下面央街上的轿车乌龟似的爬行，人影子也蚂蚁似的移动，远远的来了又远远的去了，我觉得非常可笑，这个世界很奇怪很滑稽也很荒诞，怎么就是这个样子！又在心里设想怎么才是不奇怪不滑稽不荒诞，却想不出来，又觉得似乎也只能如此。于是我站直了身子，挺了胸，想象着一种庄重神情，又尽量在脸上表现出来，稍微探出身子对着下面行人车辆检阅似地缓缓挥手，喊着：“人民万岁，人民万岁！”。
有一次我站在窗前出神，不知怎么一来顺手拉了一下窗框，听见一阵轻微的嗡嗡声，发现一只好大的苍蝇被我关到夹层玻璃中间了。看那只苍蝇在里面飞来飞去，我觉得挺有意思，就搬了张椅子坐到窗前去看。对着阳光我看清楚了苍蝇脚上茸茸的细毛，停着的时候翅膀也在轻轻的颤动，两条后腿弯过来梳理翅膀，前面两只触角似的东西前后动着。它停下来我就在玻璃上拍一下，它又飞起来，在玻璃上碰得嗡嗡的响，渐渐落下去。又停下来我就再拍一下。这样有几十次，它对我拍动玻璃再也没有反应。我想：“让我也喂一只动物。”就到厨房拿了几粒米饭，飞快地拉开窗框丢进去。过了两天我又记起那只苍蝇，一看它还停在那里，米饭已经干了，似乎还是那几粒。我拍几下玻璃它动也不动，象是死了。我拿了一根筷子，把窗拉开一条缝去拨它，还是活的，轻轻动几下竟不避开。这么老实的一只苍蝇使我感到惊奇，用筷子挑了它，它就停在筷子头上。我把窗户拉开，它并不飞走。我说：“饶你一条命了。”拿了筷子走到阳台上，伸出去用手一扇，不动，再对着嘘一口气，它飞走了。我对着空气说：“本来想喂了你做个伴呢，你又要绝食。”把筷子丢到地上。
我终于有耐心坐下来，写了几篇散文杂感，投到《星岛日报》和《世界日报》去。文章刊了出来我无动于衷，这个世界离我很遥远，它承认不承认我都无所谓，我心里在计算着那点稿费。
这天晚上接到一个长途电话，是刘晓冬从圣约翰斯打来的，他找林思文。我说：“林思文到蒙特利尔去了，这几天都不会回来。”他说：“你是高力伟吧。”我说：“是高力伟，我还记得你呢，你在物理系读博士对吗？”他说：“找你也是一样的，一定帮个忙。”他告诉我说，一年多来他帮女朋友申请语言学校终于成功了，她星期四从上海起飞，应该是今天下午到，可飞机到了却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