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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陪我去见了汪莉娟。（以下略去1100字）
过了两天文章在《星岛日报》登出来，我又说服孙老板再花钱做了一次广告。画的销路见着就好了起来。过了一个多星期，孙老板打电话来告诉我，那些画卖得差不多了，还剩几张让画家包回去了。他很高兴，请我去翠园酒楼去喝茶。我去了，孙老板塞给我一个二百元的红包。我也不推辞就收了，说：“孙老板你把汪莉娟的画甩卖掉了，她亏了你也亏了，那种价别人买去只当装饰品，不当艺术品。”孙老板说：“我跟她赌气！自己的东西走不动，怨我！这不是笑话吗？”我说：“老板你当然不容易，大陆来的画家更不容易，有时候您放松一点，他们也喘口气，瘦死的骆驼大过马呢。”他笑了说：“好歹我也算个搞艺术的人呢，心就那么辣？没有办法！我也要找口饭吃是不是？说穿了说透了我这也是生意，商场如战场，白刀子进红刀子出，血淋淋你死我活的事！我今天破产了，跳楼也不会有人拉着我！你信不信？我也想心软呢，可能软吗？”他说着眼中放出一种光来。我看了心颤，不自然地笑了一下说：“孙老板别说那么可怕，我心都被你吓跳了。”他又笑了说：“这就吓着你？嘿！十年前我破产了一次，为了朋友的事抹不开面子！朋友做生意贷款请我担保，又算着有把握就签了字，可到了期他归不了帐，银行把我帐上的钱哗啦一下就划去了，又封了我的房子，那次不是我太太死拉着我，我真跳了楼，不想活了！我想人的心要硬啊要硬啊，想着想着真的就硬了。生意嘛，杀人见血的事！”我跟他碰杯喝了口啤酒，说：“老板您说得这么恐怖，那个意思我也领会到了。这么说，我这个人就做不得生意？”他“嘿嘿”的笑，不回答。我说：“我还想等赚足了五万块钱做个什么小生意呢。”他说：“我说一句不好听的话，是朋友啊，别不高兴啊，你根本不行。你不够狠。生意上的事要狠心，狠心！该咬的时候要一口咬紧，怕他痛？我做二十年的生意，经验主要就是这个“狠”字，没有良心吃饱饭。心肠一软，倒血霉是一定的。生意上的事就是要钻牛角去，要腆着脸横下心钻到牛角尖尖尖上去。这中间的真理我跟你吹三天三夜也没有用，一定到那一天你自己出血了，痛了，才会明白。生意上的经验说是说不明白的。说这次吧，我放她走了，好人吗？好人！可损失我就一个人扛了。甩卖了她的我还少亏几个！”我说：“孙老板你看死了我？说不定哪天我就发了！”他眯了眼对我笑，说：“那也许你会走运，这样的运气我是碰不到的，想都不敢想会碰到自己头上来。你要做生意也可以，要倒一次血霉，把这五万块钱亏完了再欠上几万，从头来过！那时候你就知道生死之间只隔一层纸。有这种决心你就去做。”我举了杯说：“孙老板谢谢你提醒我，我敬你一杯。”他跟我碰了杯说：“恕我直言，你只要心里明白我不是害你，就别生我的气。”我说：“老板我还要谢谢你呢，怎么说得到生气上。”“谢谢我倒不必，别在心里惦记着孙老板是一头狼就谢谢你了。”
五十八
快到秋天的时候，二房东告诉我，隔壁的香港女人结婚搬走了。我说：“她结婚了吗，她反正也没在这里住过几天，她早就结婚了，现在不过是正名，其实在加拿大这名正不正也没有关系。”他笑了，又说：“过几天有个女孩子会搬来，从南京来的，是多大的学生，没关系吧？”他意思是问我和女孩共用厨房水房介不介意。我说：“没关系，反正得来个人。十八岁的小姑娘和八十岁的老姑娘对我来说都一回事。”他笑了说：“那你挺正经啊。”我说：“想不正经也不正经不起来。”他说：“那你修练成佛了。”我说：“什么时候回国去我再还俗。别把我看那么好，我也不是吃素的。”他说：“那随你们，你们自己的事。”我笑了说：“还不知道是不是个猪八戒呢，你就把我和那个人‘们’到一起去了。”他望了我有点神秘地说：“挺漂亮的。”我说：“那是金陵一钗呀！”
这天晚上下班回来，我发现隔壁已经住了人，灯光从门缝里透出来。我也没想什么，进了屋倒在床上看书，看一会困了就去洗澡。我发现今天澡盆已经有人用过了。挡水的塑料帘子我平时都是拉到左边，今天却移到了右边。搬到这里来我总是洗淋浴，我特别忌讳和别人共用浴盆，怕传染什么病。香港女人搬走后，我用肥皂把浴盆仔细洗刷了一次，开始泡到浴盆里去洗。今天只好又洗淋浴了。洗着的时候我心里有点不高兴，心想，要是自己一个人住这一层楼多好。
好几天我都没见到隔壁这姑娘。我上午十点钟起床，她已经上学去了，我晚上回来，她却睡了。这样过了几天炫ǔмＤтχт。сοм书网，我心里痒痒的有了点好奇，象有只小甲虫在那里停了，那许多只脚不住地乱动，毛茸茸的惹人。我去揣想这姑娘到底俊不俊，二房东说挺漂亮也不知是真是假。一会儿我希望她挺漂亮，有机会了发展她做说话的伴儿；一会儿又希望她丑，真象个猪八戒，这样我放宽了心，当她是原来那个女人，各干各的事，心里也不必七上八下的受刺激。有天上午在楼道里碰了面，那一瞬间光线暗暗的没看清。我看她很明显地把头一低，我也马上漠然地侧了脸，和她擦肩而过。等她过去了，我站在厨房门口看她走下楼去，中等个子，细细的腰肢一扭一扭的，有点意思。这更激发了我的好奇心，倒得找个机会看清这人啥样。这天早上我醒得早，听见厨房里有响动。我爬起来，把衣服穿整齐了，抓了枕巾在脸上干擦几把，又搂搂头发，开了门走到厨房门口，停一停，惺忪着眼慢慢走进去。她站在电炉边炒菜，平底锅“嚓嚓”的响。我轻轻咳嗽一声，看她回了头，我马上把脸一偏，从冰箱里拿出牛奶壶，倒在小锅里，问：“对不起，煮牛奶可以吗？”她把身子移开一点，往电炉上一指，也不望我，脸微微往那边一偏。我把小锅放到后一排的炉架上，很自然地望她一眼，觉得有点面熟，眼盯着牛奶心想，这人是见过的。忍不住又往那边瞟了一眼。这不是张小禾吗？眼下的那颗小黑痣看得清清楚楚。我吃了一惊，她怎么到这里来了，怎么会呢？我在心里作种种猜测。正想着呢，她叫道：“牛奶，牛奶！”我眼睛并没从小锅上移开，但牛奶溢了出来我却毫无知觉。我把锅端到一边，厨房里马上飘着一种焦糊的气味，小锅放下去的时候太重，几滴牛奶溅到她的菜里面。我把手指放到嘴边吹着，掩饰着说：“好烫好烫！对不起啊。”她还是微微偏了脸不做声。我心里想：“咦，还挺傲的啊，以为谁又不知道你！”我端了牛奶到房子里，把小锅放到桌上，又钻到毯子里去睡，也不去想这件事。以后我们迎面碰了，象不认识一样走过去。我觉得这样也好，非常好。我看见了她就象没看见一样，眼睛就这么望着也不避开，毫无表情地走过去。我对自己用更大的冷漠来回答她的冷漠感到满意。幸好在加拿大我并不想动什么心思，幸好。
这天我休息，睡到中午才起来。我胡乱地吃了饭，懒洋洋地走到东区唐人街买了点水果蔬菜，在桥上看了会汽车，回来又倒到床上去睡，哪里还睡得着。心想，不睡也好，睡了晚上精神太好，难得熬过去。想写点什么东西，铺开了纸坐在小桌边，怔了半天一点情绪也没有。于是下了楼，躺到门口的小草坪上去晒太阳。躺在那里我想着这一次又写点什么才好。忽然想起把张小禾的事写了，投到香港去也挺好。下次得问问思文，她的故事的后半截是怎么回事。前不久我把刘晓冬的故事写了，投到香港去，很快就发表了。当然我没有用他的名字，也没用孟浪的笔名，怕万一他看见了在心里唾我。这样想着我在草地上翻一个身，把鼻子凑着地面去闻那青草幽微的清香。侧过脸忽然看见张小禾背着书包，穿了牛仔裤，白衬衣扎了进去，远远的在太阳底下一闪一闪地走过来。我慢慢坐起来，迎着她望过去，毫无表情地看她渐渐走近。她走近了，脸上也毫无表情，经过了我身边，头在我的视线中消失，我眼皮也不抬一抬，在那刹那间，我看见她胸部隆得高高的，在白衬衣里随着脚步轻轻地上下颤动，很生动的样子。突如其来地，我全身触了电似的一颤，一个冷噤从脚底飞快移动着传到头顶。这样的感觉我已经非常陌生了。到加拿大这两年多来，我对异性有一种冷漠。我用冷漠表示着疏远和拒绝，这样来维护自己内心的骄傲。久而久之，内心那跳跃的火花也渐渐微弱。知道了自己是没戏的人，是局外的角色，我也不往那方面多想。有时我对自己感官知觉微弱的状态感到害怕，怀疑自己是不是心理上生理上有了问题。还是在两年前，在圣约翰斯的时候，有一次和林思文去逛超级市场，偶尔转过脸时，看见一个穿红色夹克衫石膏模特的胸部微微显露了出来，我全身也是这样中电似的一颤，站在那里呆了有几秒钟，思文还用奇怪的眼神望着我。从那以后，再也没有过这样的感觉了。哪怕那次阿唐带我去看脱衣舞，那么多姑娘又那么漂亮那么好的身材，白种人，黄种人，黑人，我也无动于衷。想不到今天自己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就受了诱惑。
我坐在那里想入非非，想到了“有亭翼然”这几个字来形容那种生动。我知道有很多姑娘，为了追求曲线感，用了那种厚海绵的胸衣。曲线是突出来了，但却没有这样一种富于质感的生动。我想来想去，越想越细腻，想象力突破了一切遮蔽，一切都在脑海中活灵活现的浮出来。我故意打乱自己的想象，去想写文章的事，又去计算存款的数目，可心里转了个弯，又想了回来。我抵抗了几次，没有用，干脆放弃了抗拒，让想象自由地流动，一边自言自语念叨着：“太下流了，太下流了。”不管怎么样，今天心里能有这么一颤，我还是感到了安慰。我没有问题，我是一个正常人，我得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机会证实了这一点。
五十九
思文打电话来，问：“最近还好吧？”我说：“老样子。她又问我，休息那几天都干什么，我说：“看汽车。”她没听明白却也不再问，又告诉我，她房间的抽水马桶堵塞了，请人疏通要几十块钱，问我有没有办法。我说：“来看看吧。”就骑车去了。我在工具店买了一个吸筒。去了她望我笑笑，我也望她笑笑。我到厕所里去看，她说：“有气味呢，脏。”我要她走开，把门关了，揭开盖子，一只手捂了鼻子，用吸筒去吸。吸了几下还是不通，也顾不得臭，双手握了吸筒去吸。吸通了秽物都下去了，可水还是流得不畅，一放水就快溢出来，再慢慢渗下去。思文推开门说：“可以了。”我说：“可以了我一走你又要打电话给我。堵东西了。”我要她找个东西来钩，她问：“筷子行不行？”我说：“拿个衣架来折了。”折了一个铁丝衣架钩了一会，软软的不得力。思文说：“还是请人来算了。”我手执了铁丝伸到水下面去，她说：“太脏了太脏了，还是去叫人。”我说：“反正已经脏了。”又把衣袖推得更高些，再伸下去，钩上来一个塑料袋。她说：“这是谁丢到里面的！”我用肥皂洗手说：“反正你这里来的人也多。”
她从冰箱里拿葡萄给我吃，说：“黑加仑呢，出国的时候看报上登了，广州卖七毛钱一粒，现在怕都要一块了。”我用左手拣了几颗吃说：“到这里才敢吃这玩艺，才几毛钱一磅。”她又告诉我，约克大学有个学政治学的博士对她有那个意思，来过几次了。我说：“那好啊。”她说：“我还没说高矮胖瘦呢，你就说好。生怕我找不到要你负责吧。”几个月前分手以后，我很担忧她那样悬着。在我看来，她应该对现实作出妥协，而不能死抱着一种理想不放。她并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我也不好明说出来。我说：“那当然好，至少下次掏马桶就不要我打湿手了。”她笑了说：“跟你说真的。”我说：“至少是个博士，还是洋的呢。”她说：“博士有什么用，我还当过洋博士呢。学政治的，将来饭碗都没有，还来靠我？我自己一点力气都没有。”我说：“人人都有缺点，到哪里去找那么好的人？真有个那么好的人，眼睛又望着空中飞过天鹅，说不定心也是黑的。”她说：“起码有你在前面做个榜样。”我说：“我算老几，黑角落里随便揪出一个都压在我上面。”她说：“你回国就威风了。”
她又详细告诉我和那个人认识的经过，要我判断这人怎样。又说：“专业实在不好呢，也就算了。也离过婚呢，也算了，我也不能那样去要求别人。只是个子又不太高，可能一米七还差点，年龄还比我小一岁。我有点难接受。”我说：“个子呢年龄呢，差不多就算了，别讲究那么细。”她生气说：“跟你说就这也算了，那也算了，什么才不算了呢？是个男人就算了！”我说：“固执就不算了，固执的人将来麻烦大！只要不象我的人我看去都是合格的人。”她笑了说：“那个人倒还不固执。”我说：“老是那个人那个人的，把他的名字吐出来算了。”她说：“那你不能出去说，你作保证。”我说：“什么军事秘密，要作保证！你不愿说就算了，我跟谁说去！我真要知道那还不容易？”她说：“你保证了啊。那个人叫古博学，这个名字我就不喜欢，跟出土文物一样。”我说：“名字是稍微太旧社会了点，不过你挑也挑得怪，名字也要挑，那挑起来还有个完？要是我喜欢一个人，她叫做狗屎也可以，叫王八也可以，我当她是王七的妹妹就是。”她笑得顿足说：“你好好玩的。”又说：“我不是挑呢，我有这样的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