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小动物，仍在肩上背上摸索了一回。又想起那个太阳就是这个太阳，永远照耀人间却永远无动于衷，这似乎有着不可思议的可笑。我摸索着身上想着阿Q如果真有其人，他再也想不到，在几十年后在地球的另一端在同一个太阳下，会有我这么一个人想起他来。那年他肚子饿着在末庄看见熟识的酒店熟识的馒头，都走过去并不想要，原来是他知道那都不属于他，正象我刚才走过那些挂着Helpwanted招牌的小店，却木然地走过并不想进去问一声，知道那都不属于我。我在心里把阿Q当作了一个朋友，又想起去年自己写的那篇论文对这个朋友的批评太严厉太苛刻了一点，无可奈何的人总要找到活下去的理由。
正想着忽然有人碰了我一下，我一看是个长着雀斑的白人小孩，他伸着一只手望了我说：“Give me some money。”我觉得可笑，我自己正恨不得跟别人讨点钱呢。我摇摇手说：“No money，I'm poor。”他仍固执地伸了手。我咬着牙做了一副凶狠的嘴脸，又张大了嘴望空中咬一口，把他吓得一退，飞快地转身逃跑，逃到安全的地方又回头来望我。我在心里一笑，摸一摸口袋还有一些硬币，又招手叫他过来。他迟疑着走到离我几步的地方，眼盯紧了我随时准备跑开。我手伸进口袋把硬币捞在手心，仔细摸一摸把两个二毛五一枚的弹出去，把那些五分一分的掏出来，手掌合起来摇得哗哗的响，又把右手捏成一个空心拳头，再把那些钱摇得哗哗的响，伸向了他。他走上来在我拳头下伸了小手。我让硬币一枚一枚地从手缝中漏下去，每漏下去一枚停顿一下，去享受那一声轻微的脆响，心里有着一种痒痒的快意。有一枚二毛五的漏到他手中我才看见，伸了左手想抓回来，小孩把手一捏拢，捅到口袋去了。我摇一摇拳头还响着，他又伸了手。最后几个我拖延着，他以为没有了手想缩回去我又漏下去一枚，最后我手中空了仍在他手心上悬着，他等着见没有动静，用询问的目光望着我。我慢慢张开拳头朝他一笑说：“No more。”他说声“Thanks”，就马上跑开了。我望着他的背影心里计算着刚才大概送出去了有一块钱，有点后悔起来，但又觉得一块钱也值得，到底还是值得的。
（以下略去1800字）……
我正策划着怎么把发豆芽这件事好好做一下，这天思文回来兴冲冲地说：“今天有好消息，真的好消息。”我问她她不肯说，要我猜。我说：“会有什么好事轮到我？最大的好消息就是豆芽有人要了。”她还要我猜。我想着是不是奖学金有希望了，却说：“别弯弯绕了，你！”她说：“你只管往最好的方面去猜，胆子大一点。”我心想，你弯弯绕我也绕弯弯，于是说：“那一定是家里有信来了。”她摇头得意地笑。我猜来猜去就是不猜奖学金的事，她自己忍不住了说：“奖学金得了！”我问：“你见到逊克利尔啦？”她说：“见了！”逊克利尔是历史系主任。这些日子思文一直与逊克利尔联系，总是告诉他说，高力伟就会来加拿大了，却不让我出面，怕一见面我的英语露了底就没有希望了。在国内时我按历史系的需要设计了课程，编造了成绩单，又在杂志上找一篇论文请别人翻译了自己抄一遍，把中文原文上别人的署名用自己的名字贴了，复印后作了技术处理再复印一遍，毫无痕迹，然后几样东西一起寄出，得了录取通知。没料到现在奖学金也有了。思文说；“逊克利尔一见我就说，keep smile ，我知道奖学金有了，马上告诉他你昨天已经来了。明天陪你去见他。”我沉默不语。她问：“又怎么呢？”我说：“我的英语出不得场还是出不得场。结结巴巴的英语也讲不来倒敢去见他，那不是不要脸吗？”她说：“我已经说了，你的口语不好，读和写没有问题。”我说：“那又能骗几天，暴露是迟早的事。外国人他再也想不到，成绩单和论文还可以编造，连文凭是造出来的还不知多少，我至少还有文凭这一样东西是真的。”她说：“现在都定下来了，你再出面也不怕了。”我说：“我心里畏怯，压力好大。别人在心里笑呢，这种水平还读研究生！我一辈子也没做过这么不要脸的事！”她说：“你呢，你呢！你那张脸是什么脸，倒比总统的脸还威武些！你那么多自信都到哪里去了，恨不得就吹口气把你吹起来。反正人都不认得，你怕什么怕！”我说：“我跟自己心里说，不怕，不怕，可还是怕，这是没办法的事。”
她生了气说：“跟你搞好了现成的还不敢上阵，那现在连我都要靠你这个男子汉怎么办？”我心里一动，象有什么东西要拼着冲出来，又象被什么压住了，吸一口大气把闷气强压下去。她说：“出国，拿到奖学金，别人拼了半条命才得得到呢，你倒是坐在这里就有了。好多人要他少活十年他也会愿意！生在福中要知福。”我说：“好怕听不懂课，丢了中国人的脸。”她说：“别想着自己就代表了中国人，你还没有那么大的面子。英语不行不会学吧！万一拿个文凭也好向国内交待，万一不行了退出来再找工作，就当是拿了钱学几个月英语，进语言学校还要交钱呢。”我心里沮丧得要命，豁出去说：“明天一定去，坚决彻底去！大不了不要我，会死人呀！”思文笑了说：“看，看，这个人！要你去读书又不是要你去上刑场，有那么可怕吗？”我说：“只是我又欠你的了。”她上来捂了我的嘴说：“你我是什么人，说什么欠不欠的！”她就在我身边。我想一把搂了她，含蓄地表现一下感激，可心里那鬼鬼怪怪的力量在反抗着。她顺势在我腿上坐下来，搂了我的脖子撒娇着说：“只要喜欢我就什么都有了。”我抱了她倒象抱了什么，别别扭扭着很不自然。她凑在我身边说：“到底是天无绝人之路。”我也应了说：“天无绝人之路。”一下子我想起二十年前，文革中学校不上课，我和另一个孩子去捡玻璃卖钱，有一天看见一整块玻璃碎在地上，欢呼起来说：“天无绝人之路。”都二十年了我还记得清清楚楚。正想着思文仰了脸问我：“又怎么呢？”我掩饰着搂紧了她，在她肩头一下一下拍着。她闭了眼一动不动。看看她的脸，我想，不知别的男人是不是也象我一样，没了心理优势就没了情绪？现在我是死鱼一条了。有什么办法，我想活，可活得起来吗？
十一
见到逊克利尔把奖学金的事最后定了下来，但见面时的尴尬我事后还心虚了好久。走进办公室的时候，逊克利尔从安乐椅上转过身来，我按照思文在门外交待的，说：“Nice to meet you。”又上去握了握手。他也不起身，指指沙发要我们坐，思文坦然坐了，我也在沙发的边沿坐了，欠着点身子，似乎这样就能表示一点谦卑，对自己的资格不足有点弥补。思文跟他说话，说得很快听不明白。我竭力想去听懂，又装作明白了似的不断微微点头。逊克利尔两个指头不停地在桌面上敲着，目光转向我的时候，进去的双眼象是在很远的地方审视我，我鼓了勇气坚持着迎了他的目光也不避开，仍然点头微笑。墙上那幅东方仕女图，是去年跟思文在王府井买的，不知思文什么时候送给了他。我装着去看那幅图避开逊克利尔的目光，怕点头点不到点子上。思文说话时很快地夹了一句中文：“别看着别的地方。”又把英文很快地说下去，眼睛并不望我一望。我又把目光移过来看着逊克利尔，点头微笑。有一次我得了机会以为听懂了，插问了一句，问原来那个得奖学金的人还会不会来？思文挨着我脚的那只脚用了点劲给我一个提醒，我再也不敢插话。逊克利尔拿出一封打印的信，飞快地签了名递给我，一边吩咐什么。我听不懂但知道是告诉我奖学金的事，站起来双手捧了，微笑着深深点头，一边说着Yes。
出了门我问思文碰我一下是什么意思，她说：“我急得要跳！他刚说了那个人不会来了你又问。他说你听力还是有问题，要我快帮你提高。”我说：“读小学我也许差不多，读研究生！他以为英语几个月就可以过关的！”她说：“他又没欠你的，你还抱怨他。”我说：“怪只怪自己争不了这口气，还怪谁呢？拿了这份奖学金通知我心里铅球一样坠沉沉的。”她说：“怎么办你自己想好，该做的我都做了。路在你脚下你自己去走。注册就在这几天了。千辛万苦得来奖学金，你又犹豫了。”我说：“真的我宁肯去做工。”她说：“做工好啊，可谁要你呢，找工作你试也试过了。”我心里憋着气默默走着，走到公路边，在来来往往的小轿车喇叭声掩护下，我冲着天空喊着：“它妈的它妈的它妈的！”思文冷冷瞟我一眼，嘴角挂着一丝嘲讽的笑意。我装作没有见，心里却是恨恨的。走了好久思文说：“反正就是这样，你自己决定，不想读书在家里学几个月英语也可以。到了北美英语反正要过关的，反正又不是没有饭吃。”我说：“是的是的，反正加拿大没有饿死人这一说。”心里想着：“吃你的饭，这口饭我能咽得下去吗？”
思文不再提这件事，每天仍然是早出晚归，我决心在注册之前再挣扎一下。每天思文一去了学校，我就去买份报纸，看上面的招聘广告。看了三天有几个稍微沾点边的，我鼓了勇气打电话过去，又结结巴巴讲不清楚。放下电话我就跟自己生气，对了镜子呲牙咧嘴地作出种种嘲笑的表情，又指了镜子里的影子，手指一点一点的，在心里骂那影子是猪是狗，是豆腐渣，又撮了嘴唇作势要唾。骂了自己又伤心起来，几乎要落泪，闭了眼强忍住了。还有两次，通话后我说要找工作，对方说了些什么我根本听不懂，没等说完就把电话挂了，心里象做了贼似的跳得厉害。又想象那边的人拿了电话筒在发怔、生气，觉得自己还有点用，能够害人，又偷偷地笑。想来想去唯一的出路还是找中国餐馆，就把电话簿上中国餐馆的地址抄了满满一张纸，标了东南西北几个方向，骑车过去挨家去问。有时推门进去，应待小姐以为我是食客，笑盈盈迎上来引我入座，我连忙申明是来找工作的，马上就收了笑脸，淡淡地往里面一指。这时我心里象被钝器打了沉重的一下，隐隐作痛。心想，我是来找工作的，又不是来讨饭的，恨恨的想踏这些香港台湾来的小姐一脚，骂一声“狗”，又不漂亮，傲什么傲呢。那种神态一次次打击了我最后一点信心，明白了找工作原来是一件讨人嫌的事。每次被拒绝我都羞愧得无地自容，觉得自己一钱不值，根本就不配来问什么工作，也不配在这个世界上活什么命。
有一家老板会说国语，问我会不会炒菜，我回答说会。他见我回答不坚决，很和气的一笑说：“跟家里炒菜不同呢。你在餐馆做过大厨没有？”我只好说没有。他告诉我，他的一个厨师下个月去多伦多，想招一个新的。我厚了脸皮说：“让我试行吗，不行了你把我炒了我不说二话。”他说：“冒不起这个险呀，顾客一次没吃好就再不回头了，中国餐馆太多了。”我看他好说话，问他要不要豆芽。他说有人送了，要我留了电话号码，下次要了打电话给我。我说声谢谢准备走，他说：“不忙坐会嘛。”又问我在国内干什么，我说：“教书的。”他说：“同行，同行！”我以为他是台湾人，他告诉我是上海人，姓顾，都来有九年了。又说：“听说国内变化很大，九年没回去，也不知上海怎么样了。”我说：“我也不知道九年前上海什么样子，这次在上海上飞机看了，很繁华的。”他眼睛向上翻着，似乎在想象着上海的繁华，自言自语说：“该回去一次了。”我想跟他拉拉关系留条后路，干脆多呆一会，说：“你当老板了，回去威风很大呢，现在国内摸着外字的边就吃香，什么时候你也回去把威风抖一抖。”他说：“有这么个理想，过几年吧。”我说：“你们回去还不容易，今天想走明天就到上海了。”他说：“走不开呀，自己的生意要自己守着，一下不守就砸了再扶不起来。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天早上十点晚上十二点。No choice 。”我说：“要是我有这赚钱的机会，每天工作二十四小时也可以，有钱赚了还睡什么觉！”
他又问我住在哪里，我告诉他是鲜水路二十一号，他惊奇地说：“是吗？九年前我刚来就住在那里，八二年博士毕了业才搬走。”我有点激动说：“那春夏秋冬的年历画是你贴的？”他说：“山水画，还在吗？都六年了！”又摇摇头，“六年了，六年了。”我说：“大陆第一个来纽芬兰留学的就是你？”他说：“是啊是啊。”我说：“你都读了博士还干这个？”他说：“干这个不好？有钱就好。”他告诉我他夫妻俩都是文革中从中国科技大学毕业的，学量子化学。他在这里拿了博士学位却找不到工作，他的同学比他差，因为是白人，毕业就留校工作了。讲到这里他一笑说：“现在他们都当教授了，不过我赚的比他还多。当时我那个气啊，不公平！又挣扎着找了一年，放不下那个事业的理想。突然一天就恍然大悟了，事业是什么，说到底不就是活得好点吗？活得好不就是钱吗？”
我抓住这个机会说：“是啊，钱，钱都把人逼死了。我太太在大学读书，也没奖学金，还靠我挣钱供她呢，我找来找去也找不到一份工，心里那个急啊！”他也叹气说：“难啊难啊，刚来谁也是难，我刚来的时候还难呢。”我见他并没有帮忙的意思，心里急着再去找工作，便告辞出来。他送我门口说：“苦几年自己找份生意做，当自己的老板，还是有希望的。”我心里一动问：“你这餐馆多少钱开的张呢？”他伸出手张开五指张合几下说：“五万块。铺面租金每月三千五，我心里压力比你还大呢，生意不好就要了命了。”我说：“五万块我想着就是天文数字了。”他说：“刚来你这样想，明年你想法就两样了。”我念叨着：“五万块，五万块。”觉得这个数字有着某种神圣的意义，它在很远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