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被压缩了，显得愈发凝滞，仿佛其中也含厂金属的成份，使人每呼吸一口便增加一分沉重。
20多位纵队和旅的指挥员挤坐在这间不大的祠堂里，人与人靠得很近，却谁和谁也不讲话，会抽烟的门头抽烟，不会抽烟的也裹在烟海里，全没了往昔的热闹气氛。平时，他们各自独挡一面，能凑到一起的时候不多；偶尔聚在一起，不是这个摸一下那个的头，道声：“还活着？”就是那个拍一下这个的肩，惊讶：“你没死？”然后开一阵荤的、素的玩笑。而今天却大相径庭。
陈再道憋得难受，敞开领口还觉得透不过气。他走到窗前站下，又急忙整理军装，坐回到原来的位置上：“来了。”
很快，刘伯承和邓小平走进屋，脸上的神情与背后的阴云呈同一色调。
20多位旅以上干部齐刷刷站起，守着门边的几个人迎上，敬过礼，习惯地伸出双手。
邓小平还礼的手在空中一摆：“仗没打好，不握手了。”
他径直走到桌前，请刘伯承坐下，然后用灼人的目光扫视会场，说：“今天召集大家来，开个不握手会议。为什么不握手，我想在座的心里都清楚。”
祠堂里鸦雀无声，本来就沉重的气氛陡增了几分严峻。
进入大别山将近一个月了，随着大部队的迅速展开，难以想象的困难接踵而至。
“米越吃越大，路越走越小。”这句流行在部队中的话十分形象地概括了初进大别山的第一个不适应。
来自“四战之地”的战士们大多数是吃惯了小米、山药蛋的燕赵儿女，南方的大米填不饱他们的肚子。当年的第19旅山炮营副营长雷晋州现已离休在郑州，回忆起那段生活，老人说：
“提起大别山，先想到一个字——饿。大米那东西呀真不叫粮食，三碗饭吃下去，两个屁一放，肚子就空了；接着百爪搔心，眼睛发蓝，从嗓子眼儿往外伸小手。几天下来，一个营的北方大汉都变成了‘南蛮子’，小脸儿蜡黄蜡黄……这还是有吃的时候。
“开始有吃的也不会吃，一袋子稻谷倒进大锅，怎么煮也煮不烂。行军打仗不能耽搁，管它熟不熟烂不烂，连壳带米吃下去算了。可你算了它不算，走到路上折腾你，让你肚疼拉稀。不管白天夜晚行军，那队伍可就热闹了，到处‘噼噼扑扑’，屁股门儿像关不住的水龙头，走几步蹿一泡。好汉架不住三泡稀，那队伍没法儿带了，一天一夜走不了几里路。别说人架不住这个，从北方带来驮炮的大骡子吃了这种带壳稻谷也绞肠拉肚，一匹接一匹地死掉了。
“不管怎么说、这还是有吃的，更多的时候是饿肚子。大别山的老百姓看见队伍就跑，我们背着钢洋买不到粮食。穷苦人家自己都揭不开锅。我们就打土豪，看哪家房子大、围墙高就打哪家。有一次，在地主家翻到粮垛，还没等我们动手，地主家的闺女拎起马桶，哗地一声把粪便泼在粮食上……
“粮食都吃不上，油和盐就更不用说了。缺油少盐，不少战士得了夜盲症，一路走一路跌跟头，摔得鼻青脸肿。有一个连队打土豪，翻出一桶桐油，以为这下开荤了，结果全连中毒，集体上吐下泻。再加上初到南方，水土不服，病号越来越多，又没后方安置，部队别说打仗，行军都很困难。”
谈起行军之难，离休在南京的原昆明军区副政委、当年的第3纵队第8旅副旅长史景班说：
“在晋冀鲁豫大平原作战，汽车、大炮、马车浩浩荡荡，并着排地开。到了大别山，进山是羊肠小道，出山走田埂小路，车炮全扔掉了还解决不了行军问题。南方的秋天雨不停，田埂上像抹了油，一步三滑，三步一跤，连跌跤的姿式都‘正规化’了，全都是趾溜一下，两腿劈开，骑在田埂上。这叫‘骑马跤’。许多人的屁股肿了。
“行军问路，老乡说10里地，部队走了一夜也没走到。再打听，原来那是直线距离，山道弯弯，上坡下岗、实际40里都不止。地图上标着一个村子，定在那里宿营，到了一看，只有三两户人家，别说一支大部队，一个班也住不下。南方的山区就是这样，三家一个村，五家一个疃，除了集镇，难得有北方那样大的村庄。部队累了一天，晚上只好露宿在野地里，不论刮风下雨。
“最要命的是南方的毒蛇，藏在路边草丛树棵里看不见，不知什么时候哧棱一下子蹿起，一口就能致人死地，叫人整天提心吊胆。
“从北方带来的布鞋经不住水泡，没几天就穿帮儿烂透了，只好穿草鞋。北方人没穿过草鞋，脚上磨得又是脓又是血，晚上睡觉粘在一起，脱都脱不下来，硬拽，草鞋就变成了‘皮鞋’，撕下一层血哧呼啦的皮肉。
“有一次，我们为牵制敌人连续18天急行军，就是这么泥里水里血里走出来的。整整18大啊！能够跟上队伍、不开小差的人，就是了不起的英雄！”
史景班老人讲到这里，眼睛湿润了。
大米。小路。草鞋。一部艰苦卓绝的悲壮史诗。
部队如此，机关也不例外。有一天野司断粮，到下午3点了，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的午饭还没有着落。警卫员狠狠心，从衣兜里掏出五颗珍藏的北方小枣，献给首长们。刘、邓、张、李四个人七只眼瞪着五颗小枣，推来让去，最后平分，每人一颗权作午餐，剩下一颗非让警卫员吃了不可。警卫员拗不过，当着首长的面把枣含在嘴里，出门又吐到手中，用衣袖擦干放进口袋。那是他过黄河时，未婚妻送他的，是个念物。
行军走路跌跤子也上下一律平等。一天夜行军，刘伯承骑在马上，警卫员走着走着听到一声响，回头看，吓坏了——刘伯承和马都不见了。赶紧摸黑跑下山沟，边哭边喊，只见马摔坏了，刘伯承却坐在厚厚的腐叶枯枝上，没伤着筋骨，还笑着安慰警卫员：“不慌，不慌。莫得事情嘛。你要是有红枣，我还能吃几颗哩。”后来没有马骑了，刘伯承照样摔了不少“骑马跤”。50多岁的人了，谁看见都心疼。
南方蚊子多，部队没有蚊帐，不少人打摆子，发高烧，又没有药治，就那么硬挺着，听任疾病的折磨。第1纵队第1旅第2团3营9连连长王崇乐是豫北清丰县人，跟着部队过黄河进大别山，后来又渡长江一直进入西藏，走完了刘邓大军的全部征程，最后叶落归根白发苍苍回到河南故里。笔者采访他的时候，他抽着“黄金叶”香烟，说：
“年轻时我精瘦精瘦，从来没得过病，不知道药是啥滋味儿。可进了大别山，我却没逃过去，让个小蚊子折腾惨了，发起烧来满嘴火泡，闹起冷来钻进草垛能把草垛哆味塌。
“团政委李彬告诉我这是打摆子，让我吃‘百草丸’。我就吃了，结果浑身发热，一打嗝一股膻味儿，气得我直骂娘。一打听，人家告诉我：啥白草丸？那是羊屎蛋儿！还说羊吃白草，百草都是药，这偏方啥病都治。我越听越想越恶心，发誓病死也不吃了。
“后来打下李家集，弄到点奎宁，我才侥幸活下来。可病死的人也不是个小数目。你算算，进大别山时我们有整整一个营的清丰人，等出了大别山，只剩下12个了。”
除了打摆子、腹泻，疥疮又是对部队的一个严重威胁。南方天气潮湿，加上日夜行军作战，泥里爬，水里滚，露宿荒野，身上没有十的时候，更谈不上卫生条件，不少人染上了可怕的疥疮。
第2纵队第5旅第15团从团长到司号员，几乎人人都没逃过疥疮的折磨，夜间奇痒无法人睡，白天行军一个个哈巴着腿，走一步挠三挠，“吱吱哇哇”像一群猴儿。这队伍怎么带？团长黄家景听说商城附近有个温泉，叫“汤泉池”，泉水含硫量很高，可以治愈疥疮，就和政委田涛商量，集中全团兵力打“汤泉池”。
“汤泉池‘北面的山头驻着敌保安团的两个连，平时强征往来行商的税款。那天拂晓，第15团发起突然袭击，冲锋号、步枪、机枪一起响，战士们端着刺刀往上冲。敌人不知解放军的真实意图，以为来抢税款，赶紧扛上钱箱撤回商城，边逃边琢磨：这支共军也怪，光打不追。
第15团占领了制高点，全团三个营轮流掩护，脱光了就跳温泉。一天之内，每人平均洗了两三遍。夕阳西下，“战斗”结束，撤出“汤泉池”，脚步轻快，人也像个人样了。
如今到了商城，上年纪的人还记得，刘邓的15团在这打过一场“澡塘子战役”。
自然条件的艰苦与恶劣虽令常人难以想象，尚可以克服，可以忍受，但精神上的折磨痛苦却难以愈平。原第2纵队教导团副团长张绍基说：
“我是红四方面军的，让张国焘整得三过雪山，两过草地，又编到西路军翻过祁连山，闯过大戈壁，什么苦没吃过？咱红军、八路军就是苦出来的。可进了大别山，我觉得那日子比长征还苦，苦上几倍。那种苦啊……怎么跟你们形容呢？它不光是身体上、生活上的苦，更多的是心灵上、精神上的苦。”
笔者是在河南省军区医院见到张绍基的。老人心脏病发作才被抢救过来，见到我们，饭也不吃了，拉着不让走：“趁着我还有口气，再多说几句吧！等闭了眼，想说也说不成了。”
讲起刘伯承，老人泪流满面，像失去父亲的孩子。说起大别山那段生活，老人滔滔不绝，连医生的嘱咐也忘了，抓起香烟就抽。
“进了大别山，吃没吃的，穿没穿的，饿肚子，打摆子，生疮流脓，跑肚拉稀……这都算不上苦。最苦的就是一下子离开了后方根据地，变得无依无靠，像六个月的娃子断奶死了亲娘，把人给闪了。在晋冀鲁豫打仗，无忧无虑无牵无挂，你就只管冲吧，反正伤了有人抬，死了有人埋。艰苦几天，一个胜仗下来，猪肉炖粉条尽你吃，啥苦呀累的全忘了。可在大别山，你就别想有这日子。
“不是说大别山人民不好，而是国民党太坏，咱们自己太弱了。我就是大别山人。红安的。我知道那里的情况。红军、新四军三进三出。咱们一走，老百姓就遭殃了。国民党烧光杀光，白色恐怖呀！大别山的茅草过火，石头过刀，哪一家不死个三口五口，甚至满门抄斩啊！老百姓确实给杀惨了，杀怕了。这一回我们说再也不走了，谁信你？话是你说的，可脚还长在你身上。就是他心里对你好，也不得不躲着你，怕再惹上杀身之祸。所以，老百姓一见我们就跑，整村整村地往山里跑。别说抬担架支前，就是找个人问路都困难。
“这是老白姓。再说说敌人。自从北伐之后，国民党桂系部队就驻在这里，经营了20多年，建立保甲联防、‘五家连座’和特务组织、民团、小保队，织成了一张大网，把大别山罩得严严实实。桂系部队上到师团长，下到连排长，甚至老兵们娶的都是当地的媳妇。三姨六舅母，‘亲戚串亲戚，你都分个清谁是好人谁是坏人。看着一个十来岁的孩子在放牛，怪可爱的，背不住他就能甩给你一颗手榴弹。
“当时我们有一句话，叫作‘不怕国民党，就怕小保队’。小保队是地主武装，里面土匪、地痞、流氓、红军时期的叛徒，乌七八糟什么人都有。他们还懂得游击战术，把‘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一套全反用到我们身上了。部队行军，指不定哪个山头就放一阵黑枪。宿营时他们摸岗哨，把你整连整排地堵在村里。伤病员遭他们残害的就更多了。等你去追，他人熟地熟情况熟，早跑得无影无踪了。我们可没少吃他们的亏。
“想想，在这个地区开辟根据地，无依无靠，像不像没娘的孩子？部队的战斗情绪能不受影响吗？唉，别的苦都能受，只有这种苦才真叫苦呀。
“当然，老百姓大多数还是好的，心还是向着我们的。可那种好法也让你心里难受。有一次，我们好言好语找老乡借东西，谁知他不但不借，还凶狠狠地又吵义骂，就差没把我们打出来。过后呢，他又悄悄把东西送来了，说那样吵骂是是邻居和白狗子听的。要不然，通了‘共匪’，五家连座，非火了他九族不可。还有一次，我们要找个向导，给多少钱老乡都不上。最后一家老乡让我们求急了，就大喊大叫：”要带路，你们把我捆起来，抓上好啦！“老乡一个劲儿地朝我们使眼色，让我们捆起他。我们懂他的意思，他也是怕惹来杀身之祸而做给别人看的。可是让解放军捆着老乡带路，那不成了日本鬼了啦？……你说。这种仗可怎么打法？”
张绍基老人描述的情况很有代表性。初进大别山的人几乎都有过这样的“遭遇”。
军政处处长杨国宇组织野战军直属机关转移，途中向老乡问路，说话都不敢出大气：“请问，老乡，这里离泼皮河还有多少路？”
不料老乡冷笑，乜斜着眼睛回答：“怎么？这块地方已经让你们折腾得‘箩里精光’（谐指罗山、礼山、经扶、光山四县）啦，还想再利一次皮啊？”
噎得杨同宇尴尬至极。
中秋前夕，独立旅旅长张才干借宿于一农舍，房东母子脸色难看，态度冷淡。
老太太说：“我就是怕呀！每逢八月十二我就害怕。第一次红军离开这里是八月中秋、第二次新四军走了也是中秋。你们一走……唉”‘
张才千默然无语。他就是原新四军第5帅的，去年中原突围时离开了大别山。他知道部队撤离后，老百姓好惨。他知道这里国民党地主武装凶狠毒辣，至今仍四处扬言：“共产党来了，你们有红三天；等共产党走了，也有我的黑三天！”他知道那。“黑三天”对大别山人民意味着什么。就在离此地不远的袁河乡，还乡团一次就用大石碾活活碾死四个红军家属，用烧红的铁鍬烙死30多个共产党员……。因此，他更知道此时此刻此地，任何语言都是苍白的，必须拿出行动！
然而，行动义是何等的艰难。
战士们这样形容大别山：
“一明两暗，马桶吊罐。莫（没）得莫得，可怜可怜。”
这段顺口溜的前两句说的是大别山的民房，后面说的是老乡见到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