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汝明又糊涂了，更不敢在顾祝同面前妄加评论，停顿了一下，想起眼下最要紧的事，便又说：“请下命令派对师赶紧上来，否则怕顶不住，歼敌于河滩的计划难以实现。”
顾祝同撂下电话，仍然怀疑刘汝明的报告。
南京有这样的传言：一诚（陈诚）不如一承（刘伯承），五刘（刘峙、刘茂恩、刘汝明、刘广信、刘汝珍）不如一刘（刘伯承）。国军同僚的平庸、委琐致使诸多事情简单变得复杂，有利转为不利，白白断送了许多良机。顾祝同为此忧愤。此时，他既怀疑刘汝明的报告有虚，又狐疑刘伯承的过河是诈，正举棋不定，电话铃又急促响起。
第70师师长陈颐鼎告急：“总座，共军主力大批渡河，先头部队已经过了嘉祥、巨野，请示我师如何行动？”
“情报准确吗？”
“我师驻嘉祥、巨野部队亲眼所见。13团团长到郓城办事，看到刘汝明兵团的55师正在紧急收拢部队，已经无力抵抗了。总座，我师是北上，还是阻截南窜之敌？”
“原地待命，敌情随报。”
刘邓渡河意图不明，既不能让第70师北上，也不能让他轻率出击。顾祝同的眉头越锁越紧。
刘邓主力过黄河确切无疑了。
总裁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顾祝同拿起电话，又放下，刚放下又拿起，最后还是决定先召集司令部作战会议，而后再向南京老头子报告。
山东寿张 沙河崖村 1947年7月1日
刘邓12万大军盘马弯弓，不动声色，安如泰山，预伏了近一个月，形如大泽蛟龙，隐身匿形，纹丝不动。昨天一夜之间，龙腾虎跃，飞越黄河天险。正是守能藏于九地之下，攻能动于九天之上。
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在《中国震撼世界》一书中写道：“我经历了多次战争，但从来未见过比共产党这次胜利强渡黄河更为高明出色的军事行动。说它高明并不在于这次军事行动本身，而主要在于对这一军事行动的构想——它的胆识、气魄，特别是他们创造性的想象力。”
烈日炎炎，暑气蒸人。
一间不大的乡村小学教室里，墙上挂满了标着敌我态势的军用地图，木条凳上坐着陆续赶来开会的各纵队军政首脑。
邓小平翻开6月30日《中央日报》，头版通栏大标题：“豫北军民一致合作，粉碎共军狂妄迷梦——刘伯承部业已溃不成军”。
邓小平把报纸递给刘伯承：“梦话！以为我主力还在豫北反攻呢！”
刘伯承接过报纸，笑道：“兵不厌诈，很好嘛！”
会议开始。邓小平讲话：“大反攻的序幕已经揭开了，蒋介石的‘足以抵40万大军的黄河防线’已经被我们撕破！我们渡河后的任务是什么呢？请看——”
邓小平的手指向地图：
“这一头是陕北战场，有胡宗南的20万人；这一头是山东战场，有顾祝同的45万人。我们晋冀鲁豫战场正是连结东西战场的中间地带。刘司令员有个生动的比喻——哑铃式，两头粗，中间细，这就是蒋介石重点进攻后的形势。
“所谓中间细，就是摆在我们当面的只有刘汝明集团的两个师，六个旅。此外，我们在渡河前，以太行、冀南的军区部队于豫北伪装主力发起进攻，豫皖苏部队向开封以南佯动，造成了敌人的错觉，转移了敌人的视线。蒋介石着令在我野战军主力附近的王仲廉部也由滑县向北开进，更加远离我之渡河地段，于是，这个哑铃的‘把’更细了。
“现在，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斩断这个‘把’，把战争从解放区引向国民党统治的区域里去，使我军由战略防御转人战略反攻。”
刘伯承接道：“山东按着敌人的脑袋，陕北按着敌人的两条腿，我们哩？拦腰砍去！”
刘伯承挥臂做了个手势，各纵队司令、政委们笑起来。
邓小平：“这一刀一定要砍好，一定要砍在敌人的要害部位。”
刘伯承：“经过一年的战争，全国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国民党的总兵力由430万人降为373万人，能用于机动的兵力仅40个旅。胡宗南占领延安，蒋介石说这是大时代的开始，我说这是大役事时代的开始。当然，蒋介石的军队在兵力、装备、经济力上仍占很大优势。但是，党中央和毛主席洞悉了潜在的反攻形势，提出了中央突破的战略方针，决定以主力打到国民党区域，由内线作战转到外线作战。”
在坐的纵队干部被这大胆的战略决策震动了，互相交换着眼色。
这些高级将领有的几年、有的十几年跟随刘邓东战西征，他们常为刘邓那计谋深远、纵横贯联、通揽全局的大军事家的风度和才华诚服。刘邓善于就大势与局部沉思，指挥作战总是从全局利益出发，“吃一个，挟一个，看一个”；部署工作“走一步棋，看三步棋”；思考问题“前后照应，上下结合，还要照顾左邻右舍”，“既看到当前的需要，又考虑到未来的发展”。真可谓满腹韬略，气度恢宏，充分显示出兵法家、谋略家的赫赫风采。
刘伯承治学勤谨，戎马倥偬也照样手不释卷，他对中国的旧学有很深的根底，早年从军，熟读《孙子兵法》。30多岁到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留学，又博览了世界军事论著。几十年日复一日、从孙子到拿破仑、苏活洛夫，从古代战史到中国革命战争、苏德大战，他都做过深刻的研究，同时著译丰厚。
1942年，刘伯承50寿辰，朱德总司令撰文相贺，文中说：
他具有仁、信、智、勇、严的军人品质，为国内不
可多得的将才。
陈毅挥毫赋诗，赞刘伯承：
论兵新孙吴，
守土古范韩。
和刘伯承交过手的日本军事家则以《水浒传》中的神机军师朱武来形容他的机略。傲慢的西方国家只承认中国有“三个半”战略家，刘伯承被列为其中的“一个”。
刘邓大军的人都说刘邓不可分，刘邓自己也这么说。他们的不可分，除去感情上的融洽，更主要的是工作上的默契。刘伯承具有战略家的恢宏磅礴、严谨慎密，邓小平具有政治家的敏锐冷峻、旷达果断，二者相得益彰，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刘邓指挥艺术”，使“刘邓”这个称谓中间不能加人顿号，成为世人传说的佳话。
刘邓恰如两位造诣极高的导演，气魄非凡地导演出诸多震惊中外的战争活剧。现在刘邓又接受了新的“剧本”，各纵队首脑们将要在这个新“剧本”中担任难度极大的角色；他们很兴奋，同时也感到了压力……
邓小平点燃了一支烟，用目光扫了一下会场：
“同志们，毛主席的这个战略决策去年打平汉战役之后就有了，那时条件还不成熟。到了今年初，毛主席又准备动这一招棋。这无疑是一步险棋。打扑克我在行，下棋不行。在座有懂棋道的，可以理解毛主席动这一步棋的沉重。
“3月之后，蒋介石重点进攻的态势摆好了。毛主席不再犹豫，指示我们6月1日前休整完毕，10日前渡过黄河，向外线进击。我们根据部队和敌人的情况，请示了中央，把渡河推迟到6月底……”
刘伯承用手按按眼眶，接道：
“实行战略转移，是解放战争的一个重大转折，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同志们不要把这次渡河与以往的出击陇海路等同看待。渡河之后，实施战略反攻的方式不是逐城推进，而是跳跃式的。我们要大胆地把敌人甩在后面，长驱直人，跃进到敌人的深远后方去！”
邓小平指着地图：
“你们看，大别山这个地方，就像孩子穿的‘兜肚’，是长江向南面的一个突出部。我们跃进到大别山，就可以东胁南京，西逼武汉，南抵长江，驰骋中原！”
纵队首脑们惊愕不已。邓小平接着说：
“大别山是敌人的兵库、粮库、财库，也是战略上最敏感的地区。‘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蒋介石必然会调动进攻陕北、山东的部队回援，同我们争夺这块战略要地。这就恰恰可以达到我们预期的目的一一粉碎敌人的战略进攻。
“当然，这样一来，我们的担子就会重了。不论是在跃进途中，还是到大别山之后，我们都会遇到很多困难，甚至是意想不到的困难……”
刘伯承：“自古人们只知三峡为川江之天险，我们四川人却都知道天险之外还有一个险关，就是道士关。道士关两山夹一水，山高水急。船行到这里，只有瞄准向峡里冲，稍一歪斜就会船覆人亡。道士关的山岩上刻着‘冲我来’三个大宇，向每一个经过它的人挑战。勇敢者朝它冲过去，平安无事。怯懦者呢？稍一犹豫，掉转船头的念头还未形成，就会被迎面扑来的激流漩涡吞没。我们现在就要冲‘道士关’了。只能向前，不能退后，半点犹豫都不能有！”
邓小平把一个白瓷杯递给刘伯承，接下来说：
“这是中央和毛主席的第一步棋。下一步棋是以中原为基地，再来一个跃进，打过长江，解放全中国。同志们还可以反过来想一想，如果我们现在不打出去，解放区的人力、物力、财力就都会渐渐消耗殆尽。
“现在，边区政府的财政收人绝大部分用于军费开支。一个战士一年平均要用3000斤小米，包括吃、穿、用及装具。野战军、地方军，晋冀鲁豫有40多万人，长期下去怎么养得起？前几个月拉锯式的战斗，打过来，打过去，有的地方老百姓的耕牛、猪、羊、鸡、鸭都打光了，地里种不上粮食，如此下去怎么得了？这不但不能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就连我们的解放区也会不打自垮。
“蒋介石的战略眼光就在于他希望把战争放在解放区进行，彻底搞垮解放区，以达到他消灭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目的。我们的战略呢？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打到他的老窝里去！”
刘伯承对南征行动做了具体部署。野战军决定出动前在鲁西南先打几仗，以减轻南下的负担。
炮声顺着南风不时地飘进小村。
战事使酷夏更加闷热、躁动。
南京 蒋介石官邸 1947年7月1日
这是座砖瓦结构的两层西式楼房。
灰墙，灰顶，灰色大门。从外表看，没有什么不寻常之处。
它曾经是汪精卫的官邸。
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蒋介石住了进来。
有着草坪、花坛的宽阔庭院里，频繁出人着各种高级轿车。悬垂着齐白石画屏、陈设着古玩和象牙雕刻的大小客厅彻夜灯火通明。蒋介石总揽全国军政大权，经常在他的官邸听取党、政、军要人会报，然后根据会报裁决，人们称之为“官邸会报”。
一些国际要员、外国朋友也常光顾这里。
蒋介石是善于揣摩人的心理的。有着家庭气氛的客厅给人以宽松、温馨、亲密的感觉。在这种氛围里，彼此间的心理距离一下子就缩短了许多。
此刻，小客厅里坐着一位外国客人。他是蒋介石的政涯密友、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
日前，蒋介石飞北平主持召开军事会议，没几大又匆匆而归。他急于会晤这位大使。
司徒雷登品着茶，面对蒋介石，眼睛却在欣赏一个豆青色窑变钧瓷瓶。
这个“中国通”生于中国杭州，曾执教于燕京大学，在这块黄土地上生活了整整50年。除了他的外表，那纯正的汉语，那只有在中国文化熏陶下才可能具有的举止以及表达感情的方式，都表明他是个“准中国人”。
司徒雷登的蓝眼睛聚神在钧瓷瓶上，只有对中国陶瓷精通的人才会对这种并不精细却有极高审美价值的瓷器感兴趣。
“蒋先生，钧瓷的‘窑变’倒是极有趣的事情。”
“是的，是的。‘窑变’使制作它的人都不知道出窑后会得到一件什么样的珍品。世上找不出两只相同花纹色泽的钧瓷品，它的价值就在于独一无二。”
蒋介石寻找着谈话的契机。虽然司徒雷登算是老朋友了，但不是什么话题都能使这位洋大人感兴趣的，正像司徒雷登大谈特谈的“民主”、“自由”，蒋介石也十分反感一样。说到底这个洋老头子受的还是西方教育，他挥舞的这面旗帜就像在中国的餐桌上摆出了黄油、色拉，尽管中国人饥饿，但需要的不是这个。
司徒雷登顾左右而言它，从钧瓷谈到齐白石的画，又极有兴趣地问及长案上那对一米长的珍贵象牙。似乎蒋先生闲来无事，特请来老朋友说天谈地。
侍从进来续了水。
“蒋先生，这是武夷山下的云雾茶——大红袍，我没说错吧？”
“大使先生真是学富五车，博知四海。”
蒋介石知道司徒雷登在等待他把谈话引人正题。这个人懂得东方人的聪明，而且懂得如何对待这种聪明。
“大使先生，国民政府的第6次国务会议将通过‘戡平共匪叛乱，扫除民主障碍，贯彻和平建国’的新方案。这个方案是大使先生过目了的，我就不多说了。政府现在的困难在于……”
司徒雷登凝视着蒋介石。
呷了口白开水，蒋介石继续他的话题：“……困难在于落实这个方案不仅需要贵国政治上的支持，而且需要贵国在经济上……”
军机参谋匆匆走进，给蒋介石递上一份战报。
节骨眼上打扰，蒋介石十分不悦，眼皮也不抬。
“念。”
参谋低声读了报文。
蒋介石的眉毛一抖，目光电闪般地掠了一下军机参谋。
司徒雷登感觉到出了什么重大事情。
蒋介石把战报又看了一遍，然后不动声色地递给司徒雷登。
“哦！”司徒雷登惊呼，“共产党竟然突破了黄河防线！”
蒋介石用手绢拈着唇上的短髭。
司徒雷登不安地说：“刘伯承过河，无疑使局势严重恶化！”
“我们的军队正在抵抗。大使先生，形势没有那么糟糕。”
“蒋先生，我以为这是一个重大事件，‘6·3O事件’！它可能成为1947年世界十大新闻中最醒目的一条！……黄河防线，这条东方的马其诺防线，被攻破了。”
司徒雷登说着，感情愈渐冲动。
“蒋先生，您刚才说到经济，恕我直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