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说着，感情愈渐冲动。
“蒋先生，您刚才说到经济，恕我直言，这是我最不感兴趣的问题。美国政府每月平均以3O00万美元的军费、1500万美元的行政费，支持着你们，难道这还不够慷慨吗？由于这个政府和军队自身的原因，看来前途黯淡！”
蒋介石五火攻心，但脸上依然平静如水。他太需要美国的支持了，不得不委翅伏足，以曲求直。
蒋介石的平静使司徒雷登的发泄像击在橡皮墙上，这愈发使他忿懑；他正欲用更激烈的言辞击向对方，突然瞥见了蒋介石颤抖的手指。这是心灵的又一个窗口，无法掩饰的窗口。司徒雷登收住忿懑，动了恻隐之情。他和蒋介石毕竟有多年的交情了。
“委员长，我恳切地请求你理解我的处境，美国的纳税人是不允许将他们的金钱投人一个没有希望的事业的。目前唯一的办法是尽快结束一党训政，建立真正的民主社会，这也是中国的唯一出路。如果阁下及您的同僚能够实施真正的自由、民主，进行根本的行政改革，共产主义将会最有效地得以克服，美国的经济援助也会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否则……”
司徒雷登对国民党的内幕太清楚了。他知道蒋介石要消灭共产党不是件容易的事。这样的劝诫在内战一爆发，他就不厌其烦地一次再次地提出。
“给大使先生换茶。”
蒋介石唤门外的侍从。
端茶送客，司徒雷登懂得这含蓄的东方礼仪。他款款站起，告辞。
送走美国大使，蒋介石神经质地尖声喊道：“挡不住共产党的进攻，我就自动下野！辞职引退！回浙江奉化！”
话音落，官邸死一般沉寂。只有玫瑰园姹紫嫣红，开得十分热闹。
蒋夫人宋美龄外出应酬，侍官、侍从不敢干扰总裁。
蒋介石面壁垂手而立，半个时辰一动不动。
日光渐渐暗了，黑了。
侍从悄无声息地掌上灯。
蒋介石转过身，叫通徐州的电话。
“墨三。”
蒋介石的语调十分平静。
“黄河防线被突破，司徒大使先生对此很不满意。可以理解，他是个书生，打仗的事他不懂。这次失利并不意味着共产党的强大，只是我高级指挥官的疏忽，中了刘邓的诱军之计。墨三，你谈谈徐州司令部的敌情判断。”
顾祝同做了挨骂的准备，不料竟是一番和风细雨。他动情地叫了一声“校长”，说：“徐州司令部分析，刘邓把主力调至黄河南，与以往不同。过去是打了就走，现在兵分几路，不轻动。这必有大的企图，很可能是欲与鲁南、苏北、豫皖苏之敌相策应，合取徐州。”
蒋介石说：“徐州的判断有一点是对的，而基本点是完全错误的。刘伯承作势犯徐州，不过仅仅是作势而已。他没有能力犯徐州。即使他真的攻一下徐州，其真正目的也是配合山东，解脱陈毅，企图化解我重点进攻战略。战争之道攻、守两端，有先发制人，有后发制人。刘伯承过河并非坏事。我就在鲁西南以10旅之师攻其所惧，战而胜之，后发制人！”
河南台前 孙口渡口 1947年7月4日
星垂平野，月涌大河。
一飞机盘旋，照明弹时明时暗。
等待渡河的后续部队聚集在堤岸上。
刘伯承拄着一根棍，在用林秸、门板铺垫的滩头上船。
申荣贵怕刘伯承失足落水，小心翼翼地开亮了手电筒。
“妈的！谁打手电？关掉！”
滩头的警卫部队里跑出来一个战士，严厉地喝斥。
刘伯承赶紧让申荣贵熄了手电、向战士道歉：“对不起，眼睛不好……”
邓小平扶住刘伯承，登上踏板，上了“爱国号”大船。
随刘邓上船的还有司令部的参谋、工作人员。
黄河无风三尺浪。今晚风不大，河面上的浪峰仍是一个接着一个。船底好像有巨掌托着，一下子把船掀起几尺高，又倏地向下抛去，接着浪头便沉重地掉在船舷上，泼进很多水。
两架敌侦察机沿着河道一边飞，一边丢照明弹，五颜六色，悬垂在半空。
邓小平敞着胸襟，笑道：“我们的福气不小啊，蒋介石给我们点天灯。”
刘伯承凭舱而立：“蒋介石的作战程序是一侦察、二报告、三研究、四轰炸，等他调来大批轰炸机，我已全军渡河完毕。”
卫士长康理跟旁边的人嘀咕：“还吹他的黄河防线抵40万大军呢，我们轻轻一跳，就跳过黄河了！”
邓小平听到了，说：“嗬，口气不小！卫士长同志，凡事予则立，不予则废。顾祝同是117个旅，我们只有十几个旅，在人家眼皮子底下渡河，‘一跳’就过去了？你轻轻跳一下怎么样，还不把你打到黄河里去！”
船上的人都笑了。
“爱国号”渡船渐渐靠近了南岸。
刘邓走到船头，紧紧握住水兵队长程文立、船工程广立的手。邓小平说：“你们辛苦了，”
程广立一晃膀子，抖落一身的汗珠。
“辛苦算个啥！大军消灭了遭殃军，这地方就活了，我们的船，上可跑郑州，下可到济南府，好日子有的过哩！”
刘伯承说：“快了。离这日子不远了。”
程广立摇着大橹返回黄河北岸，河防指挥部司令刘茂斋故意问他：“广立，你刚才送的是谁？”
“首长呗。”
“首长多了，哪一个？”
“反正官不小，是个大首长。”
“那是刘邓！刘伯承、邓小平。”
“真的？我的妈呀！我还指挥过他们呢！”
“指挥啥？”
“我说：”站好！往里站！别乱动！‘……嘿！我指挥过刘邓！“
程广立越琢磨越觉得自己非同一般，刘邓是何等人物？指挥千军万马的人哩！他一拍大腿，又笑，又喊：“娘的，我程广立这辈子算干了件大事！大橹一摇，刘邓过河！”
这一夜，程广立的“爱国号”大船渡河18趟，运送4000多人。
孙口渡口这一夜运渡大军3万多人。大小船只在渡口一字排开，一摆就是六里多长；一个“起波”信号，六里长的船队像赛龙舟一般冲流而下。
运渡持续了半个多月，运完大部队运后勤部队，还有弹药、粮草、牲口。
一天夜里，五辆满载弹药的汽车刚赶到渡口，两架敌机便轰隆隆地窜过来，投下照明弹，黄河上空顿时明如白昼。敌机低空盘旋，向满载枪械的大船猛烈扫射，炸弹倾泻在河水里、沙滩上，刹时泥沙飞溅，水柱腾空而起。紧急关头，水手全士文只身跳上船头，摇动大橹，顶着炮火，疾速而去，把枪支弹药安全送到激战的南岸。
敌机的轰炸越来越频繁，每晚都有船只被炸毁，水手牺牲。
这一带的百姓们为渡送大军所做的牺牲从年初就开始了。
2月间，按照刘邓命令，冀鲁豫区党委成立了黄河河防指挥部，组织渡河的准备工作。
渡河首先要有船。黄河自从1937年改道，河床变成沙滩，干涸了10年。沿河一带村子原有的船毁的毁，烂的烂，剩下十几只，破破旧旧，还都是小船。这样的船只能坐几个人，按此机械计算，十几万大军需要渡送一年多的时间。况且还有大炮、汽车、马匹，小船根本无法载运。
河防指挥部决定造新船，造大船。
3月，冀鲁豫行署下达了《封购各村大树用以造船的紧急通知》沿河十几个县凡是周边五作的大树全部号封，由政府统一收购，不许私自砍伐出售。4月，行署又下达了《征购苎麻以应急需的训令》。解放区没有漆船的桐油，就派人到敌占区采购。也缺乏造船的钉子、铁皮，就掀敌占区的铁轨，收集破铜烂铁，老百姓把家里的铁铲、铁钩甚至铁锅都献了出来。
开始造的船可渡一排人，后来造的大了，能渡一个连，有的还能载五、六辆汽车。、台前县造了一只最大的船，船身漆成蓝色，被称为“蓝船”，能载4O0多人。
造船不仅需要克服材料、技术方面的困难，还要和敌人做斗争。黄河南岸的敌军不断炮击枪射，进行骚扰，敌机日夜侦察轰炸。为了隐蔽，船工们在树林里操作，在地窖里安炉。白天目标大，晚上突击干一一把桅灯三面用布罩起来，只留一面透光。后来又想出办法，在离造船处约一里的地方点起灯，烧大火，伪造假目标。
奋战了两个多月，修复旧船、建造新船共300多艘。小船加了伪装，能藏在村子里、地窖里；大船就需要造船坞。船坞除了藏船，还要用它训练水手。由于国民党封锁河面，禁止一切航船，造船坞只有先挖引河，从渡口挖起，一直拖到靠近村庄、树林的隐蔽处。这是一项大工程，一个船坞一条引河，仅范县就动用了5000多人干了半个月。
5月，冀鲁豫区党委向范县、台前、寿张等八个县发出征调水兵、水手的通知。水兵实行供给制，每人每天两斤半小米，每人发两套单衣，衣褂上印有“水兵”二字。水兵训练都在引河里，分设七个航运大队，每队600人、30只船，起居行动全部军事化。
与此同时，沿河11个县还掀起了参军热潮，向部队输送兵员达3。7万人。
进入6月，渡送大军的气氛就更浓了。各县各村开展了紧张的支前运动，做军鞋、磨面粉、腾房屋、组织担架队……
44年后，笔者来到范县采访。县党史办主任张瑞雪说：
“那一年人人忙渡军，家家忙支前，村村的石磨嗡嗡响。俺家爷爷进了造船厂，二叔和爹当了水兵；娘白天磨面，晚上做鞋。当时我才12岁，老师领着我们给伤病员送水、洗绷带。家里的鸡下一个蛋，俺娘就叫我给伤员送去。
“俺们范县是老根据地，1945年就解放了，群众觉悟高。敌人的飞机炸它的，俺们干俺们的。有一天夜里，一个炸弹扔在村东头，一下子死了14口；一个叫张玉林的，全家只剩下他和妹妹，他把妹妹往亲戚家一送，照样当他的水兵。
“俺们县的主要渡口有林楼和李桥。6月29日，接到通知要求立即做好渡河准备。乡亲们拆了门板、祖宗的祠堂，去垫渡口。怕船互相碰撞，抱了被褥往船帮上绑。为了渡送大军，俺们县受伤的就不说了，光烈士就上百人。”
我们到了台前县，县委宣传部部长说，他的大伯和父亲都是当年的水兵，父亲在渡河时伤了腿，成了残废。
说起孙口，他说那是个古渡口，始建于清朝咸丰年间，为黄河下游的一个重要渡口。当年很繁华，村民也很复杂，国民党的区长、县长都是这个村的人，光大大小小的“司令”就出了六个。虽说1947年解放了，仍是不平静。可是那一年渡送了几万大军，一点事没出。乡亲们自动组织起来，清查户口，封锁消息，控制地主和反革命分子，保证大军安全渡河。
我们到了孙口渡口。
今天的孙口已经修建了气派的轮渡码头，是黄河下游的重要交通枢纽之一。黄河悠悠荡荡从孙口流过，宽阔的水面迷迷濛濛，浑然一片，虽没有当年的惊涛骇浪，仍不失大河名流的伟岸气派。
在距码头200米，我们看到了一尊高大的青色石碑。它矗立在大堤之上，朱红的大字十分醒目：“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野战军孙口渡河处”。
这古老的渡口，刘伯承、邓小平在此渡河；陈毅、粟裕在此渡河；第四野战军结束辽沈、平津两大战役后，将军们、英雄们也在此渡河。
孙口，可谓将军渡、英雄渡。
李桥渡口在范县境内。从县城到渡口过“白衣阁”、“孙二娘店”，便到了黄河大堤。
堤上亦建了高大的石碑以示纪念。大碑左右是一片参天的柳树林；李桥村坐卧在大堤下的柳树林里。
我们下了堤，想找当年的水兵谈谈。
村头第一家就是当年河防指挥部刘茂斋司令的家，堂屋正中挂着刘茂斋的遗像。他的儿子刘俊文是当年出色的水手，遗憾的是他到济南看女儿去了。走出刘家的门，遇上一个背草的老汉。我们打听当年的水手，他捋着白胡子，笑了，说：“我就是。我大哥、二哥都是。”又指指一个拄棍的老汉：“他也是，还得过银质奖章，是个老功臣哩！”
豫北的百姓憨厚，又秉承了祖先的豪爽。见来了两个外乡人，下田、回村的人都停下脚，凑过来。听说问1947年渡送刘邓大军的事，60岁往上的人就像讲昨天的事，一天一天、一件一件地摆开了。那个拄棍的老汉也蹒跚地走过来，旁边的人说：“他八十七啦，叫王家立，耳朵聋了，啥也听不见。”
王家立耳聋，但能说话。他挤进人群，用手比划着：“刘邓大军过黄河那年，俺送的是第二船，一个晚上俺冲了17趟！”
老辈人把摆渡黄河称作“冲”——顺流疾驰，冲黄河。
不明白王家立怎么知道大伙谈的是渡军的事。也许，他是从乡亲们脸上的表情感觉到的。那是一种激动、自豪、悲壮，互相碰击的表情。这种表情只有当一个人、一个村、一个集体念及他们最辉煌的事情时才会出现。
一位独臂老人说：
“我是1938年的党员，叫刘明贤。渡大军，我头一个报的名，为争撑头一船我还跟聂言金打了一架。
“那年整个7月飞机天天来，蹭着俺李桥村的屋脊飞，炸弹坑三间屋子那么大，一炸就是几十口。俺这胳膊就是那阵炸掉的。”
老人手里拎着一块猪肉，大概刚从集上回来。见我们注意到了他手里的肉，他说：“明儿是俺的生辰，整七十。割点肉吃吃。”
他哈哈地笑着。
“平时不吃肉吗？”
他摇摇头：“庄稼人，哪有那闲钱！”
抬头看看李桥村的房舍。没有一幢楼房，新瓦房也不多。
“那一年7月17日……”独臂老人突然想起什么，兴奋地说：“大军们渡完了河，刘邓给俺们沿河几个县的水兵下了嘉奖令，还犒劳每个人猪肉一斤哩……”
44年过去了，他们不忘属于他们的光荣，甚至还记着那一斤猪肉的犒劳。
这些当年的水兵、水手除了自豪，心底还有苍凉。
他们把革命送过了河，但觉得革命似乎把他们“忘”了。只有县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