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克逊后座的雷达截击引导军官按动按钮，开动机上的防卫系统。就在“雄猫”式飞机在空中横滚回避时，从它尾部射出一串曳光弹和气球来，这是红外模拟器或雷达模拟器，用来诱惑跟踪的导弹的。于是这四枚导弹全都对着杰克逊的战斗机而来。
“黑桃2号没事了，黑桃2号没事了。黑桃1号，你后面仍有四枚导弹跟踪，”“鹰眼”式机上的声音说道。
“明白，”杰克逊非常冷静，连他自己都没想到。他的“雄猫”式飞机正以每小时800多英里的速度飞行，而且还在加速。他盘算着，不知“环礁”导弹的射程是多少。他的后视雷达警告灯不断地闪着。
“2号，在后面咬着它们！”杰克逊命令道。
“明白，主机。”桑切斯来个跃升上坠倒转，对着想躲避的苏联战斗机俯冲下来。
杰克逊转过头来，看到两枚导弹引导失灵，直冲天空。第三枚被诱发击中一枚曳光弹，无害地爆炸了。第四枚的红外导引头则一直追着黑桃1号发光的尾喷管，直穿过去。导弹击中了黑桃1号右侧的尾翼。
冲撞力把战斗机掀得完全失去控制。导弹炸开含硼表面时，爆炸力大部分在空中消耗掉了。但右尾翼已被完全炸掉，右侧的稳定器也一起完了。左尾翼上全被碎片打成了洞，而且从后面打穿了座舱盖，击中克里斯琴森的飞行盔。右发动机的火警信号灯立即亮了起来。
杰克逊从机内电话上听到了呼呼声，立即把右边发动机的开关都关上，并打开机内灭火器。然后，他把还在大力燃烧的左舷发动机切断。此时，这架“雄猫”式飞机呈反螺旋飞行，变几何形双翼向外转变角度，成为低速布局，这使杰克逊可以控制副翼，于是他迅速使飞机回到正常姿态。现在他的高度是4，000英尺。时间紧迫。
“好啦，宝贝，”他高兴地说，猛地加大油门，又可以进行空气动力操纵了。但这位前试飞员用劲过猛，飞机翻了两个滚后才保持住水平飞行。“好家伙！克里斯，你没事吧！”
没有回声。他没法回头四顾，因为后面还有四架敌机在紧追不舍。
“黑桃2号，我是主机。”
“明白，主机。”桑切斯已瞄准了那四架“锻工”式飞机。它们刚刚向他的指挥官开了火。
“蜂鸟1号”
“蜂鸟1号”上的指挥员正在迅速思考着。“锻工”式飞机保持着队形，无线电线路上全是俄国人在谈话。
“黑桃2号，我是蜂鸟1号。退出战斗，重复一遍，退出战斗，不要开火，重复一遍，不要开火。请回答。黑桃2号，黑桃1号在你9点钟的方向上，在你下方2，000英尺处。”这个军官骂了一声，看了看同他一起工作的一个士兵。
“太快了，先生，真他妈的太快了。我们录下了这些俄国佬的谈话。我听不懂，但听起来象是‘基辅’号乱作一团了。”
“不光是他们，”那个指挥员说，心里也拿不准让黑桃2号退出战斗是不是对，黑桃2号肯定不认为这样做是对的。
“雄猫”式飞机
桑切斯顿时一怔，颇为惊讶。“明白，退出战斗。”他把拇指松开揿纽。“见他妈的鬼！”他把操纵杆往回一扳，飞机猛地翻了个斤斗。“主机，你在哪里？”
桑切斯的战斗机飞到了杰克逊的下面，慢慢地盘旋着，检查着机外损坏的情况。
“火灭了，机长。右舵和稳定器全完了。左侧尾翼——他妈的，通孔啦。可是看起来应该还连在一起。等一等，克里斯倒下了，机长。你可以同他讲上话吗？”
“不能，我已试过。返航吧。”
桑切斯最为高兴的莫过于把这些“锻工”式飞机全都在空中击毁，他那四枚导弹要干起来，轻而易举。但是，他也同大多数驾驶员一样，有高度的纪律性。
“明白，主机。”
“黑桃1号，我是蜂鸟1号，谈淡你的情况，请回答。”
“蜂鸟l号，如果不再掉什么玩意儿，我能对付得了。请让他们准备好医生，克里斯受伤了，不知伤势如何。”
用了一小时才飞回“肯尼迪”号。杰克逊的战斗机摇摇晃晃，完全不能保持飞行姿态，他不得不随时进行调整。桑切斯报告说后座舱有些动静，杰克逊满心希望，可能只是内部电话掉下来。
桑切斯奉令先着陆，然后这片甲板就可以全留着等杰克逊中校了。最后快着地时，那架“雄猫”式飞机简直难以驾驭。驾驶员奋力控制，还是重重地碰到了甲板面，撞到了一号钢丝网上，右侧的起落架立即散架，这架3，000万美元的战斗机向旁一滑，直滑到竖起的栏杆上。上百人拿着灭火器从四面八方奔往现场。
座舱盖靠紧急液压动力打开。杰克逊解开带子，不顾一切地走过去扶他的后坐飞行员。他们是多年的契友啊。
克里斯还活着，可是飞行衣的前襟上好像拨溅了一夸脱血。先到的海军卫生兵给他脱去头盔时，看到他头上还在喷血。后一个卫生兵推开杰克逊，给这个受伤的飞行员缚上了一个领圈。他们把克里斯琴森轻轻地抬起放上担架，跑向司令塔。杰克逊犹豫了一下就马上跟了上去。
诺福克海军医疗中心
海军医务部队的兰德尔·泰特上校走过通道去会见俄国人。他看起来要年轻些，不象有45岁，因为他满头黑发，一根灰发也没有。他是摩门教徒，就学于布里格姆·扬大学和斯坦福医科学院。他加入海军是因为他不愿整天蹲在沃萨奇山脚的办公室里，而想多看看世界。今天他已如愿以偿。不过，他还一直避而不干任何迹近外交职责之事。自他当上了贝塞斯达海军医疗中心内科主任后，他知道没法逃避这种事情了。他是几小时前刚飞抵诺福克来处理这桩事件的。俄国人驱车到来，他们可是不慌不忙。
“早上好，先生们。我是泰特医生。”他同他们一一握手，带他们进来的上尉走回电梯。
“伊万诺夫医生。”最矮的那个人说。“我是大使馆的大夫。”
“斯米尔诺夫上校。”泰特知道他是助理海军武官，是个职业情报官员。在直升机上，五角大楼的一位情报官员已向他介绍了情况。这位情报官员此刻正在医院的军营食品店喝咖啡呢。
“医生，我是瓦西列·佩奇金，大使馆二等秘书。”此人是个克格勃的高级官员，披着外交宫外衣的“合法”间谍，“可以看看我们的那个人吗？”
“当然。请随我来。”泰特领他们走下走廊。他已连续干了20小时。作为贝塞斯达的业务主任，这是他的业务范围。他得适应各种艰苦的情况，首先，作为医生，得学会怎样不睡觉。
这整个一层楼都是为重病号设计的，在建造诺福克海军医疗中心时就想到了战争伤亡的问题。三号病号特级护理组是间25平方英尺的房子，只在走廊这面的墙上开了窗子，窗帘都已打开。一共有四张床，只有一张床上有人。躺在里边的这个年轻人几乎被全部裹住。氧气面具罩在脸上，看到的只是厚厚的一头麦黄色乱发，身体其他部分完全被包着。床旁是一个静脉注射架，两瓶流液合成一管一直通到被单下。一个护士象泰特一样，穿着外科绿色工作服，站在床脚头。她的碧蓝色眼睛盯着病人头上的心电图描记器读数，不时低下头来在病历图表上作记号。离病床较远处有一架机器，干什么用的一下子还看不出来。病人已失去知觉。
“他的情况？”伊万诺夫问。
“很危急，”泰特回答。“他能活着到这里简直是个奇迹。他在水中至少呆了12个小时，可能更长，也许有20个小时。他当时只穿了件橡皮的海上救生服，周围是那样的气候和水温，按理，他是活不下来的。刚入院时他的体温是摄氏23。8度。”泰特摇了摇头。“医学文献里我看过体温过低的病例，但这是我亲眼见到的最低的一例。”
“预后怎么样？”伊万诺夫向房间里看了看。
泰特耸耸肩。“难说，可能是50对50，也可能不是。他还处于完全休克状态。他的身体素质很好。从这里你看不到，但是他体格很壮，象个田径运动员。他的心脏特别好，大概就是凭着这个才活到我们这儿的吧。我们现在已大致控制住了体温过低的现象。问题是，体温下降时，许多器官都会跟着出问题。我们不得不单独地而又相互联系地努力卫护全身上下的各种机体组织，防止其本身防卫能力遭到破坏。如果说有什么会使他死亡的话，那就是这个休克。我们一直给他用电解液治疗，这是正常的作法。但是他一直处于死亡线上，已有好几天了，至少我——”
泰特抬头一看，另有一人正从大厅走过来。他看起来比泰特年轻，个头高些，绿色工作服外套了件实验室白衣。他拿着一张金属图表。
“先生们，这位是上尉医生唐姆森，他负责治疗这个病人。是他接受你们这位士兵入院的。杰米，现在情况怎样？”
“痰化验后表明是肺炎。不是好消息。更坏的是血液构成一点没有好转，白血球计数在下降。”
“好极了。”泰特靠着窗暗自想道。
“这是从血液化验机上拿下来的单子。”詹姆森递过那张图表。
“我可以看看吗？”伊万诺夫走了过来。
“当然。”泰特举着那张图表好让大家都能看见。伊万诺夫从来没用过计算机控制的化验机，看了好几秒钟才看出了头绪。
“情况不好。”
“一点也不好。”泰特表示同意。
“我们得首先对付肺炎，不好办啊。”詹姆森说。“这年轻人身上哪儿都出了问题。如果肺炎真要是好不了……”他摇了摇头。
“用凯弗林呢？”泰特问。
“是，”詹姆森从口袋里取出个小药水瓶来。“只要他受得了。据我猜测，他落入水以前就已患有轻度肺炎。我听说在俄国一直有发生抗青霉素菌株的情况。你们那里常用青霉素，是吗？”詹姆森低头看着伊万诺夫。
“是的。这个凯弗林是什么？”
“是种高级药品，一种合成抗菌素，对抗菌株很起作用。”
“现在就用，杰米。”泰特下令。
詹姆森绕过拐角走进病房。他将抗菌素注入一个100cc的静脉注射瓶内，挂在架上。
“他多年轻啊，”伊万诺夫说。“一开始就由他负责治疗我们那个士兵的？”
“他叫艾伯特·詹姆森。我们叫他杰米，29岁，哈佛大学毕业，班上第三名。毕业后就来我们这里。他在内科和病毒学方面有教育管理委员会的证书。相当不错。”泰特忽然感到，同俄国人打交道很不自在。他受的教育和在海军服役时期学到的都是说这些人是敌人。这没关系。几年前，他曾宣过誓，对待病人要一视同仁。他们相信这点吗？他们是不是认为，因为这个士兵是俄国人，他会让他死去？“先生们，我希望你们能理解，我们在尽最大努力来治疗你们的士兵，不惜任何代价。如果有办法把他活着送还你们，我们一定设法办到。但是我现在不能作出任何保证。”
这些苏联人明白这点。佩奇金在等待莫斯科的指示，同时，他已查过泰特的情况，发现他虽然是个宗教狂，但却是个德才兼备的好医生，是政府部门中的一个佼佼者。
“他说了什么没有？”佩奇金随便问了一声。
“没有，我来后一直没有。杰米说，他们给他暖和过来后，他处于半苏醒状态时，嘴里曾咕哝了几分钟，当然，我们给录了下来，请一个会讲俄语的军官听。好象是关于一个褐色眼睛的女孩什么的，没有什么意思。大概是他的心上人吧——他长得挺漂亮，大概老家有个女朋友。讲的很不连贯。象他这种情况的病人，根本不知道外界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能听听录音吗？”佩奇金说。
“当然可以。我让他们送来。”
詹姆森绕过拐角走了过来。“办好了。每六小时输一克凯弗林，希望能起作用。”
“他的手脚怎么样？”斯米尔诺夫问道。这位上校懂得一些有关冻伤的知识。
“那个我们倒不担心。”詹姆森回答说。“我们给他把手指、脚趾全都包上了棉花，以防浸坏。如果过两天他能活下来，会出现庖疹，可能还会损坏一些什么组织，但那都是些微不足道的问题。你们知道他的名字吗？”佩奇金迅速地转回头去。“他来到时身上没戴任何身份证明牌，衣服上也没有舰名。没有钱包，没有身份证，口袋里连一个硬币也没有。这对给他开始诊治倒是无所谓的，但是，如果能看到他的病历，我会心里踏实些。如果能知道他对什么过敏或还有什么潜在病情，那就好了。我们不希望他因为对药物过敏而陷入休克。”
“他穿的是什么？”斯米尔诺夫问道。
“橡皮的海上救生服，”詹姆森答道。“感谢上帝，找到他的那些人没给他脱下来。他一到，我马上给割开拿下来。里面是衬衫、裤子、手绢。你们的人不戴身份证明牌吗？”
“戴，”斯米尔诺夫回答。“你们怎么找到他的？”
“我是听说的，那纯属运气。一艘驱逐舰的一架直升机巡逻时发现他在水中。他们机上没有救援器具，只好用海水染色剂在那个地方作了记号然后回舰。一个帆缆军士长自告奋勇去找他。他们把他和一个救生筏筒装上了直升机飞了回去。驱逐舰急忙向南随行。军士长先将救生筏踢下去，然后自己对着筒子跳下去。倒霉的是他把两条腿都摔坏了，但他还是千方百计地把你们那个士兵拉进了救生筏。一小时后，驱逐舰把他们救了上去，然后直接用飞机送到这里。”
“你们那个士兵的情况怎样？”
“他会好的。左腿情况不是太坏，右腿胫骨碎得很厉害，”詹姆森继续说。“得几个月才能好呢。暂时跳不成舞啦。”
俄国人认为，这些美国人是有意把他们士兵的身份标志除去的。唐姆森和泰特则怀疑这个人可能想叛逃而是自己把身份标志搞掉的。他脖子上有一条红的印痕，说明曾用劲扯掉什么。
“如果允许，”斯米尔诺夫说，“我想看看你们的士兵，当面道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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