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哪儿去找高仓健
中国青年
水竹
我常叹息找一个理想的伴侣太难了，偌大世界，就碰不到一个合适的。其实，我最看不上象量衣服尺码似的讲条件的做法，什么身高不得低于多少，工资奖金不得少于多少，文凭学历必须是什么等次，诸如此类。但我的要求也是相当苛刻的。第一，我们必须志同道合；第二，他必须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我对后者尤其苛刻。
什么样的人才是我心目中的男子汉呢？这靠几句话很难说清楚。日本电影《追捕》在中国上映时，我去看了，深深地被男主角的气质所吸引：刚毅，勇敢，百折不挠，把感情埋得很深，又爱得那么热烈。从此以后，凡是高仓健演的片子我都要去看。有一个描写日本军人的片子，最后一个镜头是高仓健所饰的男主角在刑场上的最后一刻。“高仓健”被绑在柱子上，眼睛直对着向他举起的一排枪。子弹从他的眉心穿过，突然，所有的现场音响都停止了，只有一颗心脏的跳动声充满大厅。
怦，怦，一下，两下，三下……心脏的跳动声也停止了，但“高仓健”还睁着眼睛。男儿到死心如铁，这种硬汉性格给了我极深的印象。
当我再看完《远山的呼唤》时，我差不多在心里叫了起来：就是他！我找的就是这样的人！高仓健在这个片子里的表演使男子汉的形象更加完美了：沉静，坚忍，从不诉苦。他就象一座山那样有力量！
可是，那毕竟是银幕中的形象，我得在现实的土地上找到“高仓健”。但我失败了。
别人给我介绍了个男朋友，说这个人非常老实。见面后我很失望，他拘谨得连眼皮都不敢抬，说话直打嗑巴，甚至还打翻了一只茶杯。台湾女作家三毛说过的一段话很能表达我的想法，她说：“我欣赏的男性素质中，智慧应该占第一位。可是在另外几方面我的要求绝对严格：那就是道德和勇气。我也曾经遇到过很多优秀的男孩，他们却有一个缺点：对于幸福的追求，没有勇气一试……我倒欣赏那种能放开一切，试着追求一些什么的人。即便不成功，也不至于空白！”我不是不喜欢老实的人，但我觉得那个人太缺乏勇气。
后来人家又给我介绍了一个。这个人倒是一点不拘谨，他三天两头给我打电话，约我看电影，逛公园，到小吃店喝咖啡。我因工作实在太忙，婉言回绝了几次，等下次见面时，他就一副哀伤的样子，问我为什么不来，是不是什么地方得罪我了，为此他想了一通宵，等等、我哭笑不得，向他作了解释，可他就是不信，盘问来盘问去，弄得我差点火了。后来他不知怎么又添了塞纸条的毛病，有话不当面说，在纸上写几句话，分手时塞给我，内容无非是问我是不是真的喜欢他，他有什么地方让我不满意，他学习工作都没心思了，等等。这哪叫什么男子汉，简直象个女人！我坚决和他分了手。
后来，我考入了大学，和同班的一个男同学相爱了。他有一个温暖的家庭，父亲是个很有学问的教授，母亲非常贤惠。他在家最小，上面还有哥哥姐姐。他很有才气，在班上功课数一数二，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和追求。就说外表，在别人眼里也没有挑的。高高的个子，人很秀气，白白净净的。但我总觉得他身上缺了点什么。
后来在临近毕业的时候，他父亲突然去世了。几天后我见到了他，他象霜打了一样可怜，竟伏在我的膝头上哭了。他说他没想到父亲死得这么早，这一来经济收入急转直下，家里象塌了天一样。几个哥哥姐姐闹着争遗产，把母亲甩在一边，妈妈天天哭，说只能靠他这个小儿子了。而他对应付目前的局面和是否能担起这个担子毫无信心，他希望我给他力量，说我才能支撑他。我的心一下凉了。也许他的软弱是一时的，但我不能原谅。有些缺点在女人身上可以原谅，但在男子身上就不能原谅，比如软弱，屈服，狭隘，还有琐碎。
我们分手了，尽管彼此很痛苦，但我不后悔。
以后，我又遇到过几个人，都不那么满意。这中间还有一个人1957年被错划成右派，二十年来受过不少磨难。我原以为这种人一定很坚强，有棱角，结果真让人失望。他的眼睛没有光彩，说话半天才一句，声调永远是平平的，听不出喜怒哀乐，他的锐气早磨光了。
几经碰壁，我已没有了热情。我真不明白，中国真的缺少男子汉吗？我们的古代史上、近代史上、为新中国而奋斗的革命史上，出了多少铮铮铁骨的硬汉呀！屈原、鲁迅、林祥谦、吉鸿昌，这都是我极为崇敬的勇士。“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自有后来人。”这诗我至今读起来都周身发热。可为什么在今天就不容易碰到这种气质的人呢？
有一次我和一个女友谈起这个问题，她态度十分激烈地说：“中国的男子退化了！”我吃了一惊，觉得这话太尖锐了，也许不尽科学。但我自己的经历使我在感情上十分倾向于这种说法。
后来，我的这个女友和她所爱的人辞掉了令人羡慕的职业，白手起家，去创办一个企业。当时这种举动还很罕见，所以周围一片反对声；都说“铁饭碗”扔不得，万一办砸了，生计怎么办？她的男友笑笑说：“失败了又怎么样？别人称赞或反对又怎么样？”他随手抽出一本鲁迅的书，念了这么一段话：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
我的女友找到了“高仓健”，那么我呢？
灯下拾豆
特区时报
刘心武
“处女作”的说法不知自何时始。其实，既“作”，则已非“处女”。
倘若为“处女”，则应尚未有“作”。
第一篇作品的印行，应是灵魂为所爱献出的童贞。
当文思涌来，而一叠纸平铺在你面前，你手中握着笔时，你要毫不犹豫地开始写作。
也许你会写得很糟。但没有哪个上帝有权限定你必须写得出色。
也许你写的会被编辑部退回。然而被编辑部退回的世界名著还少吗？一个编辑部没有通过，另一个编辑部，也没有采用，但是也许就会遇上那么一个编辑部，他们将得意地把它刊出。纵使所有的编辑部全都拒绝采用，你也没有白写，因为你会铭心刻骨地懂得什么是当今的时尚，从而下决心：或者迎上去一决雌雄，或者退下来以待转机。
也许你写的发表后会被批评家们置之不理。但你原来就不是为他们而写，如果他们跑来说三道四，置之不理的应当是你。
也许你写的发表后喜欢的读者很少。但细想想你的爱子或爱女也不见得都那么惹老师、邻居们喜欢，重要的是他们是你生命的延续，哪怕只有一两个路人对你的爱子或爱女投来仅为一瞥的赞肯，你都应心满意足、其乐融融。
也许你写的东西根本不能传世。但你过去、现在、将来都不必有那种大而不当的抱负。巴尔扎克和陀斯妥也夫斯基发疯般地写作是为了还债；曹雪芹写《红楼梦》时根本没有想到镌版刊行；鲁迅写《阿Q正传》是为报纸上的“开心话”专栏供稿……你甚至根本不必把自己同他们哪怕是谦虚地联想到一起，你写，是因为你想写；传世不传世是时间老人的话计，与你无关。
也许你以后再写能写得更好——没有比这更愚蠢的想法了。也许你以后再生活比现在能生活得更好——但难道你现在就中止自己的生活吗？你现在想写就一定要写，因为你不可中止你灵魂的颤动。
一个人在一生中，连一次满怀喜悦地等待和欣赏日出的体验也未曾有过，该是多么不幸！一个人在一生中，连一次满怀惆怅地面对和品味日落的经历也未曾有过，该是多么不幸！弱者的典型心理，是怀疑情况的不正常——为什么恶人的欺凌还没有降临？弱者所津津乐道的，是恶人欺凌另外弱者的情况。因为他觉得恶人的精力乃一常数，欺凌其他弱者的次数越多，程度越烈，则轮到自己的机率便越小。
弱者所引以自豪的，是恶人对他的欺凌毕竟比施于其他弱者的为轻。
弱者所悲痛欲绝的，是恶人不承认他乃一弱者。
我不喜欢舞台上的三种舞姿：男人像女人般柔媚；女人像儿童般天真；儿童像木偶般滑稽。
我不明白，这样的舞姿为什么比比皆是？我不喜欢人生中的三种表现：少年时如老年般沉稳；壮年时如少年般幼稚；老年时如壮年般鲁莽。
可庆幸的是，我见到的少年，壮年和老年人，并不都是这样。
我不喜欢情感中的三种变化：悲伤时忽然发笑；忧郁时突然暴跳；愤怒时突然恐惧。
特别是最后一种，我厌恶并且鄙夷。
在千万种颜色中，黑、白、灰、三种颜色最美。
在波诡云谲的人生中，出生、事业成功、死亡这三个场面最壮观。
常常凝想宇宙的浩渺无际、时间的茫无头尾，会使心灵在重负下受伤。
永不意识到宇宙的浩渺无际，时间的茫无头尾，会使心灵永远轻浮浅薄。
每一片圣洁的雪花都有一个赖以凝结的核心，那核心必是一粒灰尘。
每一个伟大的胸怀都有一个出发点，那出发点必是凡人的需求。
意志坚强的人，是那有自嘲能力的人。
生命力旺健的民族，是那有自嘲能力的民族。
自嘲防癌。
自嘲抗癌。
人一生中要从居室里扔出多少垃圾！然而，人却往往不能从心灵中清除垃圾。
倘若人永不从居室里扔出垃圾，该是怎样的情景！然而，人却往往不能为心灵中垃圾的淤塞而惊骇。
一个谣言，人们明知是谣言仍固执地加以传播，则体现出一种群体的潜在愿望，有可能使那谣言化为活的实现。
思绪中的火花犹如爆开的豆荚。
蹦出的豆粒尽管渺小，但若能植入土中，说不定就会抽芽窜藤，再举豆荚。种豆得豆，是说一粒豆可悟大千世界。
第五代
中国青年报
张建伟、左志
1978年，国门打开，于是，一批批青年知识分子漂洋过海，聚成一股股有人贬之，有人褒之的留学热潮。
历史的联想1985年12月28日十时，一架波音747凌空而起，国务院中国留学生工作组一行十二人乘机飞往美国。工作组中，最年轻的成员是天津外经贸委研究室副主任杜厦。此去大洋彼岸，他身兼考察，招聘的双重任务。
天津对外开放，深感人才匮乏。胡启立同志在津视察时建议：可到国外去招聘我国自费留学生，这是一个巨大的人才宝库！
半小时后，左侧发动机发生故障，飞机迫降东京机场。
东瀛，这个对杜厦来说不期而至、曾接纳过我国第一代留学生的国度，引发了他对历代中国留学生的无数联想……第一代留学生，毫无疑问，是“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第一批中国人。严复乘桴西去学习英国海军；秋瑾东渡日本求索救国之途；孙中山栖身美国，两度檀香山求学。殊途同归，第一代留学生先后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这一代留学生，以“睁开眼睛看世界”始，以推翻帝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终。
第二代留学生，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的震撼中动身，以周恩来、蔡和森、朱德、陈毅、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留学生奔赴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故乡；以瞿秋白、李立三、张闻天为代表的投向“赤光一线”的赤都；以鲁迅、郭沫若为代表的青年赴日留学……这一代留学生的优秀分子，大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中国革命的领导者。
第三代留学生，以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和华罗庚、茅以升、李四光等为代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他们看到：一个愚昧、落后的祖国无力在世界争强。新中国诞生后，这些在国外已负盛名、生活优裕的科学家，冲破重重阻拦，义无反顾回到祖国，为中华科技、教育、文化的腾飞尽了最大的力量，成为领导新中国科技、教育事业的中坚。
第四代留学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奔向苏联、东欧，学习建设社会主义的本领，原子弹、氢弹爆炸，火箭、卫星上天，核潜艇下水，无不凝聚着他们的汗水，我国独立的钢铁、石油、机械、纺织，汽车和化工工业的发展，无不以他们为骨干。中国的现代经济，与第四代留学生的卓著贡献相连。
旧金山机场到了。工作组就要面对第五代留学生了，杜厦怀着兴奋的心情走下舷梯。
在美的印象印象之一：耿耿报国情国内某些舆论认为：公费生身受国禄，可望归国；自费生有相当的自由度，不会回来啦！事实果真如此吗？
在哈佛大学，杜厦见到一位才貌出众的中国女性——陈荣君。她的父亲原是哈佛大学医学博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他毅然回到祖国。“文革”中，他被关进了“牛棚”。为此，直到一九七九年，荣君还不能跨进国内的高等学府，不得已飞越太平洋，自费到美国求学。临行前，卧于病榻之上的父亲把她招到床前说：“学成之后，一定要回来，为祖国服务……”三十岁的荣君一直未婚。她在美国攻读管理秘书学位——半工半读。在杜厦面前，她流着泪说：“我是一定要回国的，我一定回去，一定！”可能，像陈荣君这样学业完成后决定立即回国的自费生目前尚少，申请到“绿卡”（永远居留权）的也许会在较长一段时间内留居美国。但一位著名华裔学者说：在美国硅谷，三分之一的工程师是华人，三分之二的主任工程师是华人。他们大都是留居美国的台湾留学生。这种现象带来的是：台湾有了世界先进的电子工业。
现代科学已经没有国界！
在杜厦接触的三十位已经毕业或即将毕业的自费生中，已有十位决定来津试工，有的已经成行。
印象之二：为伊消得人憔悴瘦削的身材，瘦削的面孔，架一副眼镜——杜厦的挚友、在密西根大学进修的朱嘉明与杜厦不期而遇。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嘉明亲自做饭招待。席间，杜厦得知这是朱嘉明到美国后第一次买菜做饭。为了节省时间用于学习，他几乎每天都是啃面包。因他是访问学者，该校每月为他提供八百美元，他几乎全用在自费进修英语和买书上。杜厦留心到，他出国时带的那双皮凉鞋，仍然穿在脚上；一问，果然并未买新鞋。“干嘛这么苦自己呀？”“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