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夫图申科不是用语言而是用心灵在诉说什么。他那一双蓝灰色的眸子时而灿烂得像一朵花，时而深沉得像一口井，时而布满秋天的迷雾，时而又盛满春天的阳光……无须翻译，一切都无须翻译，一种从人的心底流出来的东西像音乐的旋律一样，冲破言语的阻隔在彼此的心间回旋激荡……那是1942年的冬天，西伯利亚的一个小村庄里。小小的叶夫图申科听说村里来了外国人，就跟别的孩子们一起跑去看——10岁的男孩本是看热闹的，想不到看见了维纳斯！不过要说维纳斯，也并不十分确切，那位年轻的美国女记者的美，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端庄典雅的美，而是一种充满异国情调的热烈奔放的美，一种洋溢着青春活力的无拘无束的美——这个俄罗斯小男孩爱看她一头火红的秀发，浓浓地跳荡在肩头；爱看她一双碧绿的眼睛，盈盈地闪烁着亲切的的笑意；还爱看她那白皙的脸庞、漂亮的鼻子……他觉得她真是很好看。
有一天晚上——也许并不很晚，在那些严寒的冬天，才下午四点钟，暮色就已降临，茫茫苍穹，以灰黑色的阴影，沉沉笼压着一片洁白的大地，这个小男孩向自己的村庄走去。
积雪特别柔软，空气清新得令人发颤。天幕上相继出现的星辰，历历在目。不知是因为照耀着雪原还是被雪原所映衬，群星簇拥的银河显得无比明澈、无比深邃，似乎在吸引着这个小男孩走进去。
不过他更想早一点回家去，因为他又累又饿，排了一天队，也没买到面包。他抗拒着因疲乏而产生的幻觉，希望能马上坐在温暖的炉火旁边，喝一口热汤。但他走得很慢，他艰难地挪动冻僵的腿；他甚至不敢哭，生怕眼泪在脸上结冰。
忽然，他看见在不远的前方，遍洒星光的皎洁白雪上，有一束红红的火苗在闪烁。
他想不出这冰天雪地里怎么会有火苗，揉揉眼睛，再定睛望去，那不是火苗，而是一朵红玫瑰，一朵盛开的娇红美丽的玫瑰花！小男孩笑了，脚步变得轻快。他好像嗅到了春天的气息。他没有去想雪原上怎么会有玫瑰怒放，他觉得这不是一个问题：当花儿要怒放的时候，难道有什么力量能阻挡吗？一步一步地，他越来越接近那朵红玫瑰，是一种不可知的温暖而神秘的魅力召唤着他快快走去。归根结底，在他童稚的好奇的心灵中，是想要弄清花儿是怎么开放的。
当无法再接近的时候，他站住了。他看见了玫瑰的盛开——那不是玫瑰，而是女人的红头发！这是一幅不可思议的景象：在这寒冷的、不含一粒灰尘、也不掺一种杂色的皑皑白雪铺成的纯净无瑕的大地上，一个黄头发的苏军飞行员正和那个红头发的美国女记者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震惊使孩子愣住了，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才好。是前进呢，还是后退；是看着他们，还是扭过头去绕道走开？他满脸通红，心咚咚直跳，而他们根本没有注意到他，根本不知道有一个小孩儿在走过来。
在震惊之余，小孩儿有些委屈，他委屈自己这么小、这么小……小到不被注意，小到不能走进这个世界。他伸出右手在通红的脸颊上抓来抓去。
就在这时，一阵轰隆隆的声音划破了雪原的寂静。他抬头望去，只见一辆接一辆的军车正奔驰而来，浩浩荡荡，一眼望不到头！这是苏联红军的军车。
夜行的军车把大光灯开得雪亮，雪原被照得如白昼一般，男孩的眼睛被强光刺激得眯缝了起来，大地也在威武的车轮下微微颤栗。可是热恋中的两个人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见；对他们来说，没有车队，也没有灯光，他们拥有的是整个世界，别的，一切都不复存在。
一种莫名其妙的焦灼感向小男孩袭来，他非常害怕。他怕车队强烈的灯光，怕军车上的人发现了这雪地里的秘密——他甚至不知道为什么怕这个，反正，他觉得这有点儿不好。而同时他又怕车灯坏了，军车在昏暗中莽撞前行，把挡在路上的这一对幸福人儿轧成肉饼。
他似乎觉得应该喊一声什么，可是嗓子堵住了，他一个字也喊不出来；他直挺挺地站着，腿像木桩一样。他甚至忘记了自己应该走开，他傻乎乎地看着军车轰响着开来——100米、50米……打头的车放慢了车速——它显然看见了，什么都看见了；军车像有灵性的动物一样，喘息着犹豫了一下，突然刹住，与此同时，灯光熄灭了。
接着，第二辆军车也刹住了，车灯也熄灭了，第三辆，第四辆……几十辆军车全部停住，所有的灯光都熄灭了。
在最初的刹那，男孩简直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突如其来的昏暗好像一条阴柔的黑布蒙上了他的双目。当他习惯了黯淡的光线之后，他看见那白茫茫的、无边无际的雪原之上，车队像一条黑黝黝的长龙，安然不动地静卧着。
男孩不知不觉地闭了闭眼睛，仿佛为了体验那突降的静默。但奇怪的是他并不感到黑暗——黑暗褪去了，灿烂的银河映在眼底，星星像晶宝的钻石，以赤裸裸的炫目光彩拥抱雪原，拥抱大地。男孩的心中弥漫着一片温柔的光明——也许就在这时，他的明蛑中，有了蓝色的勿忘我花的最初萌芽……大约十几分钟后，雪地上的一对人站起来了，红头发挨着黄头发。于是，第一辆军车启动了，接着，第二辆也启动了……车灯再次放光——依然零下20度的严寒，依然沉重的苏维埃军车，雪雾挟裹着浩浩雄风，车队驰向远方……听到这里，激动使我难以自禁。我想象，就在那一刻，小孩长大了。
“1966年，”叶夫图申科突然话锋一转，“我访问美国，在一次宴会上，忍不住讲了这个故事。突然一位女士从座位上站起来，高声喊——那就是我！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仔细端详，终于透过岁月的痕迹，分辨出那一张依稀秀美的脸庞来——不错，这位女士，西伯利亚雪原上的红头发，是她，真是她！”这真是一个美好的喜剧结尾，我们一个个按捺不住，轻轻赞叹，却听叶夫图申科接着说：“这位美国女士，当时已是一位很有名望的剧作家。她告诉我，自从那次她跟她的那位苏联飞行员阿廖沙分手以后，依然时时刻刻思念着他。她到他的驻地、他的部队去找他，她逢人就问：‘我的阿廖沙呢？’可是人们摇摇头，好像谁都不认识他。后来她回国了，但她的心还留在这片雪原。她不相信能溶化西伯利亚积雪的爱情力量，会从此消失了，没有了。她不停地打听，不停地询问：‘我的阿廖沙呢？我的阿廖沙呢？’以至当她以后访问苏联，见到斯大林时，一双无畏的绿眸也直视着这位威严的最高领袖，嘴里一字一句地问：‘我的阿廖沙呢？’”“斯大林没有回避这双眼睛，也没有回避这个问题，他同样望着她，对她说：‘你的阿廖沙是个好青年，我们委派给他更重要的任务了……’”“失踪了……”我终于恍然，再看举座各位，谁也没有出声。像风吹过田野，树叶在枝梢抖动般的自然，我们都能体会到个中的滋味。不同肤色下的不同血液，在一个敏感的痛点上流通了。
下意识地，我竟拿着刀叉在桌布上毫无意义地画起来。我画的是永远不变的一种几何图形——从童年时代起，每当我信手在纸上涂鸦我就这么画：半圆下面延伸出一个矩形。有人奇怪地问：“这是什么玩艺？”什么玩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画这个，我更不知道；却脱口而出：“一扇窗子。”
浪漫
鸭绿江
白小易
一个朋友给我介绍对象。他别出心裁，给了我个电话号码，让我自己找她“联系”。我觉得这种约会方式实在荒唐，于是就给她挂了个电话（我对于荒唐事有一定程度的偏爱）。
她的声音很好听，于是我自然而然地想象她的相貌也不错，尽管这不怎么保险。她说她知道我的情况，并说她马上就动身到我这儿来。她的学校离我这儿挺远，至少要倒三次车。我当然不能忍心让她受累，连忙劝她不要来，在学校等我去。她坚持说还是她来，我也说最好是我去——恰巧这时候电话断了。
再打。却打不通了。这一来我没了主意——我们的分歧还未解决，究竟是我去，还是她来？我犹豫了半天，认为第一次打交道，还是顺着她为好。
结果是，我空等了一个下午。
第二天我又给她打了电话——“我等了你好长时间。”她说。
我解释了一番，然后请她在电话还未断之前决定今天的见面地点。
“好像没有必要了。”她说。
“为什么？”
“我们俩都有点太精明了。”
她在电话里笑着，“要是昨天下午我和你都扑了空该多好，你说呢？”
我说我觉得那样的场面的确很感人。
她没再说什么，放下了电话。
这一天我们果然都扑了空。
隔天她主动打来电话，大发了一通脾气，说她无论如何也不能嫁给一个跟她一样傻的家伙。
老人与鹰
三明日报
陈元武
那是一个骄阳似火的中午，老人背着那杆猎枪转了几座山头，连个猎物的影子都未碰着。太阳的火舌舔得他烦躁不安，犀利的目光朝前方巡视着。
老人忽听见那林丛间有一阵响动，他连忙举枪瞄准，却再无了动静。他转过那丛芭茅和灌木寻去，眼前的情形竟让他大吃一惊：一只鹰无力地躺在血泊中，身边躺着一条已给啄得稀烂的死蛇。鹰显然是想挣扎着重返蓝天，它的双翅散开，但他出欲凌空而起的姿势。它受了重伤，整个身子无力地趴在地上。老人很后悔来迟一步，没能亲睹这场精彩壮烈的鹰蛇大战。他瞄了一眼死蛇，知道那是条毒蛇，鹰肯定是给它咬伤了，而且已命若悬丝了。他朝鹰走去，鹰以犀利的眼光盯着他的举动，身子本能地抱了几下，想往后退，钻进草丛或展翅高飞，它的翅膀使劲地扑楞了几下，但很快便意识到自己力不从心了，便昂起头，将有力的钩吻对着老人，突然发出一声令人心悸的唳啸，颈项的毛顿时炸开。老人急忙脱下褂儿，扑在鹰身上，把它裹住。鹰拚命地挣扎着，凄厉地叫着，努力了一阵，终于疲乏地垂下头，而那眸子依旧发出犀利的目光。
老人迅速地给鹰上好药，然后将鹰关入带着的铁笼子里。
鹰的伤渐渐地好了。老人每天将捕到的猎物鲜肉喂它。鹰开始在笼子里扑腾着翅膀，烦躁不安地不停来回走动，不停地想将头探了笼栅栏外。每次给它喂食时，老人看见它那凄惶的目光向他乞求着什么。终于在一天，他下了决心，将铁笼子放在院子里，抽去门栓。鹰在那一刻愣怔了一下，便秀快跑出铁笼，凌空而起。老人眼眶里两颗好大的泪徘徊了一阵，终于悄无声息地掉落。他望见鹰在不远处的同岗上欢快地飞着，叫着，优美地盘旋着，然后振翅直刺去空，越飞越高，越远，最后那一粒黑点般的影子消逝在碧空。老人的脸上泛出了会心的微笑……吼了一声，他后悔没给鹰起名字。
老实说了吧
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
刘半农
老实说了吧，我回国一年半以来，看来看去，真有许多事看不入眼。当然，有许多事是我在外国时早就料到的，例如康有为要复辟，他当然一辈子还在闹复辟；隔壁王老五要随地吐痰，他当然一辈子还在哈而啵；对门李大嫂爱包小脚，当然她令爱小姐的鸭子日见其金莲化。
但如此等辈早已不打在我们的帐里算，所以不妨说句干脆话，听他们去自生自灭，用不着我们理会。若然他们要加害到我们——譬如康有为的复辟成功了，要叫我们留辫子，“食毛践土”——那自然是老实不客气，对不起！
如此等辈既可以一笔勾销，余下的自然是一般与我们年纪相若的，或比我们年纪更轻的青年了。
我不敢冤枉一般的青年，我的确知道有许多青年是可敬，可爱，而且可以说，他们的前途是异常光明的，他们将来对于社会所建立的功绩，一定是值得记录的。
但我并不敢说凡是中国的青年都是如此，至少至少，也总可以找出一两个例子来。
我所说看不入眼的，就是这种的例外货。
瞧，这就是他们的事业：功是不肯用的，换句话说，无论何种严重的工作，都是做不来的。旧一些的学问么，那是国渣，应当扔进毛厕；那么新一些的吧，先说外国文，德法文当然没学过，英文呢，似乎识得几句，但要整本的书看下去，可就要他的小命。至于专门的学问，那就不用提，连做敲门砖的外国文都弄不来，还要说到学问的本身么？
事实是如此，而“事业”却不可以不做，于是乎轰轰烈烈的事业，就做了出来了。
文句不妨不通，别字不妨连篇，而发表则不可须臾缓。
有什么了不得的东西可以发表呢？有！——悲哀，苦闷，无聊，沉寂，心弦，密吻，A姊，B妹，我的爱，死般的，火热地，热烈地，温温地，……颠而倒之，倒而颠之，写了一篇又一篇，写了一本又一本。
再写一些，好了，悲哀，苦闷，无聊……又是一大本。
然而终于自己也觉得有些单调了，于是乎骂人。A是要不得的；B从前还好，现在堕落得不可救药了；再看C吧，我说到了他就讨厌，他是什么东西！……这样那样，一凑，一凑又是一大本。
叫悲哀最可以博到人家的怜悯，所以身上穿的是狐皮袍，口里咬的是最讲究的外国烟，而笔下悲鸣，却不妨说穷得三天三夜没吃着饭。
骂人最好不在人家学问上骂，因为要骂人家的学问不好，自己先得有学问，自己先得去读书，那是太费事了。最好是说，这人如何腐败，如何开倒车，或者补足一笔，这人的一些学问，简直值不得什么，不必理会。这样，如其人家有文章答辩，那自然是最好；如其人家不睬，却又可以说，瞧，不是这人给我骂服了！总而言之，骂要骂有名一点的，骂一个有名的，可以抵骂一百个无名的。因为骂人的本意，只是要使社会知道我比他好，我来教训他，我来带他上好的路上去。所以他若是个有名人，我一骂即跳过了他的头顶。
既然是“为骂人而骂人”，所以也就不妨离开了事实而瞎骂。我要骂A先生的某书是狗屁，实际我竟可以不知道这是一本还是两本。我要骂B先生住了高大洋房搭臭架子，实际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