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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省钱，父母亲每个月从粮站买回粮食后，留下粗粮，把细粮背到自由市场卖掉，再买回红薯干煮着吃。
为了读书，我从六七岁时，就利用中午、晚上的时间到城外割草，卖给兽医站。一分钱、一分钱地积攒起来，买铅笔、本子。
为了求学，我几乎没有休息过节假日。我尽量抓紧一切时间帮父母亲多干活，以争取上课时间少受干扰。尽管如此，我每学期还是要请1／3时间的假去推车。
我只好抓紧在推车路上的休息时间，趴在马路边树荫下自学功课。
在我刚刚以优秀成绩考进中学时，母亲被板车压伤瘫痪了。一年后，由于生活所迫，我只好含泪退学；告别了老师和同学，拉起母亲留下的板车，担起了生活的重负。那年，我才15岁。
在我童年、少年的记忆中，没有公园、玩具、花衣服和好吃的点心、糖果。有的只是劳累、疲倦的生活和困苦的辛酸。但是，在艰难的生活道路上，我没有沉沦、颓废。因为，我看到生活中有许多美好的东西，被艰难的磨石砥砺得像金子一般地闪光。也正是这种闪光，不断照亮我人生的路。
被照亮的人生父亲被释放后，精神萎靡不振，甚至一度绝望。母亲用平日从牙缝里省下的钱，为父亲买了一辆板车，劝慰父亲说：“别难过，开除了公职咱就拉板车。靠劳动吃饭干什么都不丑！”这句话鼓起了父亲生活的勇气，也成为我生活中恪守的信条。
母亲不识字，可是她的言行举动，却是教诲我如何认识人生的一本书。
60年代初，当我们最饥饿的时候，母亲在街道食堂当炊事员。在食堂里只喝稀粥，把自己的那份窝头省下来带给我们吃。尽管她很饿，但从不多拿一个馍回家。她对我们说：“粮食不够吃，大家都饿。娘多拿一个馍，人家就少吃一个。干这种事心里不安哪。”娘朴素的话，使我在饥饿中感觉到，世上还有比窝窝头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要求得“心安”。
笔。我这个靠割草卖钱买铅笔的穷孩子，做梦也盼着有支钢笔。但是，我没有留下，而是用破衣服仔细拭去了笔上的尘土，小心翼翼地带到学校交给了老师。娘知道后，高兴得一把将我搂在怀里，给我讲了那个“从小偷针、长大偷金的强盗，临被杀头前，咬掉了妈妈乳头”的古老故事。我把它牢牢地记在了心里。
有一次，我拉板车回家时，顺手带了公家一根捆货的绳子。父亲看到后勃然大怒。他骂道：“你拉了几年板车，还不懂拉板车的规矩。拉车的拉金子都不兴眼红，你见到一根绳子就动心了，今后还咋做人？！”我把绳子送回去后，心想：爹的话不仅是拉车的规矩，也是做人的规矩。
如果说家庭是我植根的土壤，那么是学校和老师给了我赖以成长的阳光和雨露。我家里穷，衣服破旧，上学怕同学笑话。老师结合课文，给我们讲了艰苦朴素的故事，从古代贤达讲到今日伟人；从革命烈士讲到劳动模范。一个个娓娓动听的故事使我明白了真正的美并不是靠穿着打扮获得的。从此，我再也不开口向母亲要花衣服了。同学们也没人笑话我的衣服破旧了。
由于家庭困难，父亲曾瞒着我，悄悄到学校给我退学。好几位老师围着父亲劝导他，还有两位老师专门到我家来开导父亲，他们说：你家经济困难，学费可以少交点。让孩子帮你推车，可以让她免上几门副课，千万不要让孩子退学。孩子不仅是你家的，更重要的还是国家的。孩子不仅需要吃饭穿衣，更需要丰富的知识和高尚的情操。老师的苦心终于打动了父亲，从此，他再也没有提出让我退学。就这样，老师为我争取了继续读书的机会。
就在我开始思索应该选择怎样的人生之路时，母亲又用她的鲜血和生命，为我树立了一支熊熊燃烧的火红路标。
1971年5月中旬的一天，母亲拉板车时，发现一位小伙子从坡上放重车失去了控制，小伙子眼看就要被重车拥倒，车前还有两个吓呆了的小孩。娘见后，急忙冲到车前，用肩膀死死顶住车把。小伙子和两个孩子得救了，母亲却被重车拥倒，1000多斤的重车碾过她的颈骨。从此，身强体壮的母亲成了终身瘫痪。十几年来，母亲瘫痪在床，从没有为此而说过一句后悔的话。有人劝母亲：“你是为救人负伤的，应该让被救者的单位养活你一辈子。”母亲总是说：“我已经是个废人了，还给上级找麻烦干啥。能把人救出来，比什么都强。”弟弟、妹妹能够继续求学，我主动向爹提出退学。当我离开了带给我欢乐和理想的学校，离开了谆谆教诲我成长的老师，离开了朝夕相伴的同学们时，我再也忍不住了，两行热泪夺眶而出。我虽然非常痛苦，但我可以骄傲地说，我是挺着胸脯走向社会的。因为，我胸前有一枚闪闪发光的共青团团徽。我虽然合上了学校课桌上的书本，却又翻开了社会这本大书，我要在社会这个大课堂里用实际行动为团组织争光，决不辜负老师的一片心血。
比金子还要重的由于“左”的破坏，祖国曾走过一段艰难曲折的道路。我并不为我个人和家庭所受的委屈、磨难而怨恨。相反，我为我能够和祖国一道承受灾难而自豪。苦难可以使人倒下，也可以令人奋发。艰苦的生活也曾使我迷惘、彷徨甚至绝望。但是家庭的影响、学校的教育以及社会上千千万万用汗水为祖国创造财富的劳动者的实践，使我认定了一个道理：情操的高下，不在于社会地位的高下；对祖国责任的大小；不在于从祖国获取利益的大小，人生道路的选择，更不在于生活是安逸舒坦，还是艰苦曲折……后来，我曾和其他几位待业青年一道卖过糖果糕点。一次遇到了几个原先的同学，一个女伴顺手拿了几块糖招待他们。待同学们走后，我悄悄垫上了糖钱。
我还在街道小厂干过临时工。厂长见我有文化，让我当出纳。有几次厂长拿白条来报销，我认为不符合财经手续，坚决顶住不报。厂长生气了，说：“你不给报销，就让你下车间。”我说：“就是解雇我，也不能破坏财经纪律。”第二天，我主动下车间劳动。我平时胆子非常小，跟生人说话都脸红。但一遇到这种事我却一点不怕。我想，人只要立得正、站得直，靠劳动吃饭，不搞歪门邪道，到什么地方也胆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父亲的错案得到了平反，重新回到银行工作。后因年纪大，办了退休手续，让哥哥顶了职。弟弟前年光荣入伍，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银行为了照顾我们家庭生活，又让我和妹妹到银行当临时工。三中全会的甘霖点点滴滴滋润着我们干渴的心。再苦再累从不掉泪的娘高兴得直哭。父亲兴奋得连话都说不好了，总在唠叨：“共产党最讲实事求是。20多年了，还惦着给我平反。
只有共产党能做到这点。”我到银行上班时，爹特意让我买了一身新衣服穿上，佩戴上崭新的团徽。爹说：“银行的票子是成堆的，可是人格要比金子还重啊！”
当我第一次从金库领出一捆捆人民币时，我的心在微微发颤，我知道我接过来的不仅是一捆捆的钱，而且是国家对一个青年的信任。这种信任是比金山还要重的！
有人说：为了每月26元钱的工资，一个临时工去拼命是不值得的。我说，为了比金子还要重的祖国的信任、共青团员的人格，我就是死10次，也是值得的！
……
比喻即介入
今晚报
吴亮
我愈来愈喜欢用比喻的方式去写作，它既可以避免直接的冒犯，又能够使那些足够聪明的人明白我真正想说的是什么。
“胃口”也是个比喻。近来我比喻惯了，干脆在这儿过把比喻瘾。
就从胃口开始。
假如我某一天胃口好，正津津有味地进餐时，请不要在此时向我卖弄营养学的真理；假如我某一天在拍卖行欣赏珠宝，请不要用不屑的表情对我大谈贵族的不劳而获；假如我某一天中了彩票，请不要代我向下岗职工表示歉意；假如我某一天喝了不少威士忌兴高采烈，你不要自作聪明地以为我从此不喝绍兴加饭；假如我某一天批评说现在读不到美文，你不要把原因推到电视肥皂剧过度泛滥上去。
比喻还可以换一下人称，让我试一试。
假如你喜欢滑稽戏，你没有必要愧对交响乐；假如你崇敬的人突然远走他乡，你没有必要自作多情地断言他一定洒脱地离去；假如你的朋友死了，你没有必要抱怨为什么那么多的人还活着；假如你认为玛丽莲·梦露是世纪美人，你没有必要因此不讨老婆；假如你惊呼咖啡入口是西方文明的入侵，你没有必要一边喝茶一边沾沾自喜地说，中国的茶叶几百年前也曾入侵到英国与荷兰；假如你觉得精神空虚需要信仰，那就去教堂，你没有必要仇视世俗的喧哗；假如你需要物质的满足名利的获取，你没有必要再唱高调减轻你的负疚感……聪明人都知道我在说些什么，所以，比喻就是介入。□
笔下囚投诉
自沦为诗人之后，俯首甘为笔下囚。回想和笔初恋的那份颤栗，那份期待
文汇
舒婷上篇
常假借一句“民间谚语”和诗歌界的朋友自嘲，说是：如果你什么也干不成了，那么你还可以写写诗。
自沦为诗人之后，俯首甘为笔下囚。回想和笔初恋时那份颤栗，那份期待，那份默契，仍然是一种甜蜜的深愁。那时无论日常生活多么单调，工作多么劳累，环境多么孤独，都有一位忠实伴侣可以依靠。尤其是偶有所得，犹如街头万面之中突遇其容，那又惊又喜、欲泪还笑的心绪，胜过天下无数情种。与笔成亲后，从此为其劳也受其荫，日日相守无需芳心设约。有时也怒其跋扈，怨其唠叨，嫌其年岁渐长，不复当年明眸皓齿，却自知再无一个法庭能判决这宗离婚案，甚至死亡。
更深一点自嘲，除了写诗，你还能干点什么？
于是，便写点散文，仍是和笔有关，算不上外遇。
最初卧于掌心的是一支六毛三分的儿童钢笔。用它抄了一部又一部的《普希金诗选》、《海涅诗选》；抄整章的《奥勃洛摩夫》，整本的《飞鸟集》；还写了第一首成形的小诗《致杭城》。虽然也收集了当时流行的各种塑料小钢笔：热水瓶式、伞式、红灯式，仅为观赏而已。兵器十八般，得心应手的不过是一把无名小匕首。直至这儿童钢笔鞠躬尽瘁，笔尖分岔，还请了同队知青代磨，写出来的文字到底音容全改，只好忍痛弃之，因此数月尽在徘徊之中。
在这其间有了一首《致大海》，用圆珠笔誊出来，字迹肥头胖脑，市侩气十足，真是恶心！从此恨极圆珠笔。非用它复写不可，便央人代劳。求不到人时，只好酽茶佐之，酽茶退浊气也。
老姨妈见我成日魂不守舍，将她一支老式派克笔赠我，叮嘱我不要遗失，说是笔尖含有黄金，价格昂贵。那时的我全无价值观念，只知道那金笔尖一试，果然倾城倾国。再说它永不会分岔，我们便可白头偕老了。
于是用它写《致橡树》，写《思念》，写《也许》，写了许多当时洋洋得意、过后惨不忍睹的文字。1981年去南昌参加庐山笔会，在火车上，有个独具慧眼的小偷将我的大提包拎走。我身无分文，颗粒未进，在异乡流浪两天，只有一个念头：但愿小偷不知那笔尖是金的，说不定随手抛在水沟、路边，正好让我捡着。
父亲先接电报，见是洋装和钱粮全军覆没，笑骂一声糊涂，仍去泡他的功夫茶。数日后，见我满脸丧气进家门，心中明白大半，追问：“夹子也丢了？”半晌相对嗒然无语。
我的夹子向来有三：稿纸、地址本、笔。
1979年，我的生日恰好是《致橡树》在《诗刊》发表。老父特物色一株好笔镌几个字送我。时值有老派克在手，目不斜视，顺手贬入冷宫，久不问津。父亲提醒，找出来也不灌水，随便一蘸就写几个字：“曾经沧海”。不料这笔能通人性，一触手便摇头摆尾，写出的字迹该瘦的地方纤纤，该肥的地方盈盈。这时猛然听到蝉声逼人，天气炎热，又觉肌肠辘辘，还闻到花香淡淡拂面，原来父亲在我书桌上插了一朵红玫瑰。
这又写了《神女峰》，写了《会唱歌的鸢尾花》。红颜薄命，美笔难再。有次出访，外国同行和我交换礼品，我翻遍小提包，名片也都分赠干净，人家是须眉男子，否则我真愿意将个珠绣提包赠他。无奈只好拔出钢笔，强装笑容，眼睁睁任它闷在他人的衣袋里远去，呼救之声依稀可闻。呜乎！
这以后，舅舅从美国带给我一对精装笔盒，华贵则华贵矣，只作壁上观，不能操持日常家务。我家夫君因为种种微绩所奖之笔成打，团团围坐笔筒里，试一支便叹一口气，缘份未到呀。
这时写东西，不是突然摔下一大滴墨水来，便是屡屡划破稿纸。粗的笔划浑浊粗鄙，细的笔触小里小气。不得不回信时，便像喝醉了一般，写到末了，不耐烦到极点，竟恶言以对，活该朋友们倒霉。
还是我小妹，不过读五年半书便插队去，回来工作后又考计院的函授，成绩门门前列，单位奖一支金笔，拿来“进贡”，真是柳暗花明。
不过，再不携它出门，怕被窃，怕失落，怕被我自己当礼品送掉。
有时读某些好心的文章，真想告诉搞评论的朋友：倘若我的文字园地里长出什么奇花异草，全是我的笔玩的把戏。如果你在哪个道坎摔了一个大跟头，摸摸头上肿起的大包，别骂我。也许那时我的手中只有徒具笔形的塑料或钢铁片而已。
笔魂何在！
下篇一支好笔在手，香茗袅袅在侧，美诗美文并不即时瓜熟蒂落，还有不少旁枝末节呢。
尽管鼓浪屿向来以无飞尘和无噪音闻名，可在过独身生活时，每日从高温操作的流水线下班，进家门先用抹布将桌椅床柜擦拭一遍，再双膝跪在地上，将方砖搓洗得赤红。接着便是冲凉，洗衣服，一件一件抖平晾在院子里，然后惬意地缩在我的宽背大藤椅里，面对我的书桌、台灯，甚至我的夜来香，开始读书写作。别人院里的夜来香是否也这么安祥馥郁呢？
成家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