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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检愚庵小集拾“寄徐太史健庵论经学书”略云：
愚先出〔尚书〕埤传是正于高明长者，〔汪〕钝翁先生见之，急捐槖佽镌，为诸公倡。今已就其半矣。草泽陈人从未敢缄牍京华，特以今日文章道义之望咸归重于先生，又昔年忝辱交游之末，故敢邮寄所梓，上呈乙览。倘中有可采，望赐以序言，导其先路，庶几剞劂之役可溃于成。
同书补遗壹“徐健庵太史过访”五古略云：
亭林余畏友，卓荦儒林奋。三张才并雄，景阳名早晟。酷似舅家风，吾党推渊镜。愍余空槖垂，兼金助雕锓。
由此观之，长孺之书必非一次刻成，助其雕锓者亦必非一人所能为力。但徐氏虽佽镌长孺之书，而不言及杜注，必与之无涉也。
二，复旦大学藏本朱注杜诗未载李太史序，若非因避忌删去，则本无其序，长孺之文不过假设此题，借以驳牧斋之笺注耳。其札中所举之注文，如“聊飞燕将书”见钱注拾“收京”诗三首之一“燕将书”注，“豆子雨已熟”见钱注叁“别赞上人”诗“豆子”注，“人生五马贵”见钱注拾“送贾阁老出汝州”诗“五马”注。诸条即是例证，可不备引。至书中所云“其说假托巨公以行，然涂鸦续貂，贻误后学，此不可以无正也”，牧斋与长孺因注杜而发生之纠纷虽与遵王颇有关涉（见牧斋尺牍中“与遵王”札及牧斋杜诗笺注自序等），钱注本附刻前又如李氏所言“遵王弃日留夜，必探其窟穴，擒之而出，以补笺注之所未具”，但其所补当为牧斋所标出，未及记录者非出诸遵王也。（可参下引有学集叁玖“复吴江潘力田书”“聊用小签标记，简别泰甚，长孺大愠，疑吹求贬剥，出及门诸人之手”等语。）长孺不便驳斥牧斋，故作此指桑骂槐之举，斯岂长孺所谓“怨而不忍直致其怨，则其辞不得不诡谲曼衍”者哉？（见愚庵小集贰“西昆发微序。”）
又牧斋杜诗笺注自序云：
族孙遵王谋诸同人曰，草堂笺注元本具在，若玄元皇帝庙，洗兵马入朝，诸将诸笺，凿开鸿蒙，手洗日月，当大书特书，昭揭万世。而今珠沉玉锢，晦昧于行墨之中，惜也。考旧注以正年谱，仿苏注以立诗谱，地里姓氏，订讹斥伪，皆吾夫子独力创始，而今不复知出于谁手。傎也！
牧斋借遵王之言以诋斥长孺，今读者取钱朱两注自见。今观朱氏辑注中或全部不著“钱笺”，如朱注伍“洗兵马”即是其例。细绎牧斋所作之长笺，皆借李唐时事以暗指明代时事，并极其用心抒写己身在明末政治蜕变中所处之环境，实为古典今典同用之妙文。长孺以其与少陵原作无甚关系，概从删削，殊失牧斋笺注之微旨。或偶著“钱笺”，但增损其内容，如朱注壹叁秋兴八首中有仅录钱注“笺曰”之一部份，而弃其“又曰”之文，遂将笺注割裂窜易，宜其招致牧斋之不满。又或用其意而改其词，如取朱注壹“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之“钱笺”与钱注玖此题所笺之原文比较，则知愚庵所改即牧斋托为遵王之言“吾夫子独力创始，而今不复知出于谁手。傎也！”等语所指者，此点尤为牧斋所痛恨也。
三，若朱注杜诗卷首原有李序，则长孺此札何以讳太史之名而不书，其中必有待发之覆。颇疑“李太史”乃李天生因笃。据雪桥诗话贰云：“李天生尝以四十韵长律赠曹秋岳，秋岳叹为风雅以来仅有斯制。初入都，南人易之。一日宴集，语杜诗应口诵。或谓偶熟，复诘其他，即举全部，且曰吾于诸经史类然，愿诸君叩之。一座咋舌。”天生既熟精杜诗，其为长孺作杜注序自有可能也。
今虽未发现长孺直接于天生有关之诗文，但两人之间错互间接之材料颇复不少。如清史列传陸陸李因笃传略云：
李因笃字天生，陕西富平人。明诸生。康熙间诏举博学鸿儒，因笃夙负重名，公卿交荐，母劝之行，试列一等，授翰林院检讨。未逾月，以母老乞养。疏曰：比者内阁学士项景襄李天馥大理寺少卿张云翼等旁采虚声，联呈荐牍，陕西巡抚促臣赴京。臣自念臣母年逾七十，属岁多病，困顿床褥，转侧需人。臣止一弟因材，从幼过继。臣年四十有九，并无儿女，跬步难离。屡具呈辞，叠奉部驳。痛思臣母垂暮之年，不幸身婴残疾，臣若贪承恩诏，背母远行，必致倚门倚闾，夙病增剧。况衰龄七十，久困扶床，辇路三千，难通啮指。一旦祷北辰而已远，回西景以无期，万一有为人子所不忍言者，则风木之悲何及，甁罍之耻奚偿，臣永为名教罪人。不惟始进已乖，无颜以对皇上，而循陔负咎，躁进贻讥，则于荐臣亦为有靦面目。皇上至仁至孝，远迈前朝，而甘违老亲，致伤风化，有臣如此，安所用之？査见行事例，凡在京官员家无次丁，听其终养。臣身为独子，与例正符。伏祈特沛恩慈，许臣归养。母殁仍不出，因笃性慷直，然尚气节，急人之急。顾炎武在山左被诬陷，因奔走三千里为脱其难。（寅恪案：此事可参亭林诗集肆“子德李子闻余在难，特走燕中告急诸友人，复驰至济南省视。于其行也，作诗赠之”五言排律，及蒋山佣残稿贰“与人书”第贰通“富平李天生因笃者，三千里赴友人之急，疾呼辇上，协计槖亶，驰至济南，不见官长一人而去”等语。）尝著诗说，炎武称之曰毛郑有嗣音矣，与毛奇龄论古韵不合。奇龄强辩，炎武是因笃而非奇龄。
亭林文集叁“与李湘北（天馥）书”（并见蒋山佣残稿贰题作“与李湘北学士书”）云：
关中布衣李君因笃，顷承大疏荐扬，既征好士之忱，尤羡拔尤之鉴。但此君母老且病，独子无依，一奉鹤书，相看哽咽。虽趋朝之义已迫于戴星，而问寝之私倍悬于爱日，况年逾七十，久困扶床。路隔三千，难通啮指。一旦祷北辰而不验，回西景以无期，则甁罍之耻奚偿，风木之悲何及。昔者令伯奏其愚诚，晋朝听许；元直指其方寸，汉主遣行。求贤虽有国之经，教孝实人伦之本。是用溯风即路，沥血叩阍，伏惟执事宏锡类之仁，悯向隅之泣，俯赐吹嘘，仰徼俞允，俾得归供茮水，入侍刀圭。则自此一日之斑衣，即终身之结草矣。
蒋山佣残稿贰“与梁大司农书”（＇顾＇衍生注：“讳清标，字玉立。”）云：
谨启，关中布衣李君因笃，昔年尝以片言为介，上谒庭墀，得蒙一顾之知，遂预明扬之数。在于流俗，岂非至荣！然而此君母老且病。（衍生注：“下与与李学士书同。”）
同书叁“答李子德（因笃）第贰通云：
老弟宜将令伯陈情表并注中事实录出一通，携之笥中。在己不待书绅，示人可以开墙面也。以不预考为上上，至嘱至嘱！此番入都不妨拜客，既为母陈情，则望门稽首亦不为屈。虽逢门便拜，岂有周颙种放之嫌乎？梁公（原注：“清标。”）有心人，若不得见，可上书深切恳之。（寅恪案：前论牧斋之脱祸与梁氏有关，此亦一旁证也。）外又托韩元少（菼）于馆中诸公前赞成，亦可一拜。旁人佞谀之言塞耳勿听，凡见人但述危苦之情，勿露矜张之色，则向后声名高于征书万万也。又“同年”二字切不可说，说于布衣生监之前犹可，说于两榜之前此恨将不可解。此种风气相传百余年矣，亦当知之。至都数日后，速发一字于提塘慰我。
徐嘉顾亭林先生诗笺注壹陸“寄次耕，时被荐在燕中”五古略云：
关西有二士，立志粗可称。虽赴翘车招，犹知畏友朋。或有金马客，问余可同登。为言顾彥先，唯办刀与绳。（寅恪案：“关西有二士”指李天生因笃及王山史弘撰。见徐嘉注所引亭林文集叁“与李星来源”第贰通“关中三友，山史辞病不获而行，天生母病，涕泣言别。＇李＇中孚＇颙＇至以死自誓而后免。视老夫为天际之冥鸿矣”等语。）
愚庵小集伍“垂虹亭过徐太史公肃舟中”云：
（诗略。）
同书补遗壹“送潘次耕应举入都”二首云：
（ 诗略。）
有学集叁玖“复吴江潘力田书”（可参松陵文献卷首潘柽章传）云：
杜诗新解不欲署名，曾与长孺再三往复。日来翻阅华严，漏刻不遑，都无闲心理此长语。顷承翰教，拳拳付嘱，似有意为疏通证明之者。不直，则道不见，请讼言而无诛可乎？仆之笺杜诗发端于卢德水、程孟阳诸老云：何不遂举其全？遂有小笺之役，大意专为刊削有宋诸人伪注谬解，烦仍春驳之文，冀少存杜陵面目。偶有诠释，但据目前文史，提纲撮要，宁略无烦，宁疏无漏。深知注杜之难，不敢以削稿自任，置之箧衍，聊代荟蕞而已。长孺授书江村，知其笃志注杜积有岁年，便元本相付曰：幸为我遂成之。略为发凡起例，敗裣蚶囱叵籽е蟆１鹑ナ辏锤娉墒拢仪胛颉Ｍ馕裟杲彩诖笾福形戳稍叮廊幻剩宰⑹延胨圆桓易⒍胖疽猓湮⒅妇咴谝病＜榷猿墒榧荆湟率臀拈羔勗映觯渥蕟爨澹钊伺绶梗挠眯∏┍昙恰＜虮鹛┥酰と娲髴C，疑吹求贬剥，出及门诸人之手，亦不能不心折而去。亡何，又以定本来，谓已经次第芟改，同里诸公商榷详定，醵金授梓，灼然可以悬诸国门矣。乘间窃窥其稿，向所指纰谬者约略抹去，其削而未尽者，疮瘢痂盖，尚落落卷帙间。杜诗非易注之书，注杜非聊尔之事，固不（此处八字不清），终不（此处五字不清），冀幸举世两目尽夹，而以为予雄也。诸公既共订此事，必将探珠搜玉，尽美极玄，为少陵重开生面。鄙人所期望者如是足矣，又何容支离攘臂于其间乎？来教谓愚贱姓氏，挂名简端，不惟长孺不忘渊源，亦诸公推轂盛意。词坛文府，或推或挽，鹊巢鸠居，实有厚幸。仆所以不愿厕名者，扪心抚己，引份自安，不欲抑没矜慎注杜之初意，非敢倔强执拗，甘自外于众君子也。来教申言前序九鼎已冠首简。斯言也，殆虑仆懹泻笱裕次收摺Ｈ羰牵戏蛞嘤写室印Ｎ醇墒橄仁陆毙恚耸а裕缘倍锊浮＜捌浼盼セィ嗄ε釉樱涓戳蕉侍嘧杂醒塾锌冢材芎聂湍浚で罢诠巢煌乱蛔忠炕拇逑救眨词泳杉悖恼砦蠓彩酢Ｍ乒懵岳统陆⒍诺檬В侄酢１鹱饕恍穑⒚鞅灸＠镏幸焉鼻嗌尚矗鸵猿苡诳剐校怪＝褚郧靶蛭⑷溃枰约喟虼诵蛘勺麾慊谖模趾文苤诊乐鸪龊酰科蜕匠粘θ妊掠谖耍诔と嬷⒍胖Ｖ嘏⑵谄诓豢烧撸加怨乓逑噗妹悖狡渥灾虏恍喽＠想；柰醒圆恍牛坏靡讯竺獠廾儆粤校罟滩灰晕唬尤灰葬嘞喙妫钥谘嘣稹Ｆシ虿豢啥嶂荆秀赡蕴径选Ｉ倌晔惫哿踝涌ビ胙钭釉剖榇尤》绞槿牍偣敝毓伲釉拼鹗樵痪挥仓酝⒘柚晕洌蜱怂酪源用Ｋ叫那怨制涔薄Ｓ山裱灾湃笋嬷刂鳎皇芤龋晌阶釉评喜幌略眨坑嗌薪伲佬牟患幔杂袟柎ィ捌欧ⅰＰ治彝曛海爰先顺胀纭⑷阄镉轮础４久仔郑ㄒ“福骸懊住蔽饨擞行⒅帧Ｂ�所刻江左三大家诗钞中之牧斋诗钞，即有孝与吴江赵沄同辑者。）当开堂一笑也。
寅恪案：依上引资料，可知长孺与亭林及徐潘二氏兄弟殊有关系，而诸人与天生尤为密切。长孺本与曹秋岳交好（可参愚庵小集补遗壹“献曹秋岳侍郞三十韵”诗并曹秋岳溶静惕堂诗集叁陸“朱长孺以尚书埤穿见贻，因伤右吉”诗，及同书同卷“李天生以修明史授简讨不拜请养归秦寄怀四首”），若不因曹氏，亦可由诸人间接请天生作序。至其所以不著“李太史”之名者，疑长孺不欲子德牵入注杜之纠纷也。牧斋“复吴江潘力田书”乃其平生所作文中妙品之一，盖钱朱注杜公案错综复杂，牧斋叙述此事首尾曲折，明白晓畅，世之考论此问题者苟取而细绎之，则知钱朱两人及常熟吴江两地文人之派别异同，可不须寅恪于此饶舌矣。故不避繁琐之讥详尽录之，通人君子或不以为可厌可笑也。
总而言之，上列三问题皆为假设，实无确证，姑备一说于此云尔。
复有可附论者，觚剩壹吴觚上“力田遗诗”条云：
潘柽章著述甚富，悉于被系时遗亡，间有留之故人家者，因其罹法甚酷，辄废匿之。如杜诗博议一书，引据考证，纠讹辟舛，可谓少陵功臣，朱长孺笺诗多所采取，竟讳而不著其姓氏矣。
寅恪案：长孺袭用力田之语而不著其名，不知所指何条，但长孺康熙间刻杜诗辑注时牧斋尚非清廷之罪人，故其注中引用牧斋之语可不避忌。至若柽章，则先以御于庄氏史案为清廷所杀害，其引潘说而不著其名，盖有所不得已。玉樵之说未免太苛而不适合当时之情事也。
又亭林余集“与潘次耕札”五通，其第叁通云：
都中书至，言次耕奉母远行，不知所往。中孚即作书相庆。绵山之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