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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则河东君遗嘱所谓“手无三两，立索三千金”，孝女揭所谓“奉族贵命，立索柳氏银三千两，有则生，无则死”，及赵管揭所谓“必要银三千两，如少一厘，不下事”等语中之“三千金”，疑即此文裔肃赇尚书之“三千金”，而遵王向微仲索取之“香炉古玩价高者”，恐即指钱斗向钱裔肃“指名索取，以为尚书欢”之贵重什器也。如此解释是否合理，仍俟更考。
又虞阳说苑甲编“过墟志感”一书虽为伪托，但其中用语可与孝女揭相参校者，如称钱曾为“兽曾”之类是也。至刘寡妇以其家资全付与其婿钱生者，殆常熟风俗，妇人苟无亲生之子，例以家资付其女及婿。此所以钱朝鼎钱曾等由是怀疑河东君以牧斋资财尽付赵管夫妇，因而逼索特甚，致使“进退无门”，且叱管云“初一日先要打汝夫妻出门”。故过墟志感虽为伪托之书，于当时常熟风俗仍有参考价值也。
复次，遵王与牧斋之关系，除光绪修常昭合志稿叁贰及同治修苏州府志壹佰本传外，章式之钰钱遵王读书敏求记校证补辑类记所载“钱曾传”颇为详尽，茲不备引，读者可自取参阅。唯忆昔年寅恪旅居北京，与王观堂国维先生同游厂甸，见书摊上列有章氏此书，先生持之笑谓寅恪曰：“这位先生（指章式之）是用功的，但此书可以不做。”时市人扰攘，未及详询，究不知观堂先生之意何在？特附记于此，以资谈助。
又家难事实载严武伯熊“负心杀命钱曾公案”文云：
窃闻恩莫深于知己，而钱财为下；罪莫大于负心，而杀命尤惨。牧斋钱公主海内诗文之柄五十余年，同里后学砚席侍侧者，熊与钱曾均受教益。今公甫逝，骨肉未寒，反颜肆噬，逼打家人徐瑞写身炙诈银三十六两，今月廿八日复诬传族势赫奕，同钱天章虎临丧次，立逼柳夫人惨缢。亘古异变，宇宙奇闻。熊追感师恩，鸣鼓讨贼。先此布告，行即上控下诉，少效豫让呑炭之意。
王渔洋感旧集壹贰“严熊”条卢见曾补传云：
熊字武伯，江南常熟人。有雪鸿集。
小传下附宋琬安雅堂集“武伯诗序”（可参陈寿祺郞潜纪闻捌“虞山钱宗伯下世”条）云：
钱牧斋先生常顾余于湖上，语及当代人物。先生曰：吾虞有严生武伯者，纵横跌荡，其才未易当也。后与武伯定交吴门，先生已撤琴瑟再闰矣。武伯身长八尺，眉宇轩轩，骤见之，或以为燕赵间侠客壮士也。酒酣以往，为言先生下世后，其族人某妄意室中之藏，纠合无赖嚣于先生爱妾之室，所谓河东君者，诟厉万端，迫令自杀。武伯不胜其愤，鸣鼓草檄以声其罪。其人大惭，无所容。聆其言，坐客无不发上指者。呜呼！何其壮哉！又一日饮酒，漏三鼓，武伯出先生文一篇示余，相与辩论，往复不中意，武伯须髯尽张猥毛，欲掷铁灯檠于地者再，厥明酒醒，相视而笑曰夜来真大醉也。虽狂者之态固然乎？而其护师门如干城，不以生死易心，良足多也。
龚鼎孳定山堂集肆贰康熙丙午迄庚戌存笥稿“严武伯千里命驾，且为虞山先生义愤，有古人之风，于其归，占此送之”七绝五首云：
清秋纨扇障西风，红豆新词映烛红。扣策羊昙何限泪，一时潬洒月明中。
死生胶漆义谁陈，挂剑风期白首新。却笑关弓巢卵事，当时原有受恩人。
河东才调擅风流，赌茗掸花是唱酬。一着到头全不错，瓣香齐拜绛云楼。
高平门第冠乌衣，珠玉争看彩笔飞。曾读隐侯雌霓赋，至今三叹赏音稀。
君家严父似严光，一卧溪山岁月长。头白故交零落尽，几时重拜德公床。
寅恪案：牧斋与严氏一家四代均有交谊，前已言及。晚岁与武伯尤为笃挚。观上列材料并有学集叁柒“严宜人文氏哀辞并序”（此序前已引）、同书肆捌“题严武伯诗卷”及“再与严子论诗语”等篇，可知武伯之“为虞山先生义愤”固非偶然。但武伯之“纵横跌荡”，“眉宇轩轩，燕赵间侠客壮士”，自是别具风格之人，故其与钱曾辈受恩于牧斋者同，而所以报之者迥异也。
河东君殉家难事实一书中尚有严熊“致钱求赤书”一通云：
往年牧翁身后，家难丛集，破巢毁卵，伤心惨目。孺贻世翁长厚素著，饮恨未申，至不能安居，薄游燕邸。弟客春在北，每见名贤硕彥，罔不怜念之者。岂归未逾月，仁兄首发大难，出揭噬脐，必欲斩绝牧斋先生之后，意何为耶？况仁兄此揭不过为索逋而起，手书历历，要挟在前，难免通国耳目。呜呼！索逋如此，万一事更有大于索逋者，仁兄又将何以处之乎？
光绪修常昭合志稿贰陸钱裔僖传附族人上安传略云：
族人上安，原名孙爱，字孺贻，顺时曾孙。性孤介。顺治丙戌举于乡。父殁，蒙家难，必伸其意而后已。谒选除永城令。始至，人以为贵公子，不谙吏事。升大理评事。遂归，闭户不见一人，即子孙罕见之。
同书叁贰钱孙保传云：
钱孙保字求赤，谦贞子，赵士春婿也。
清史列传柒玖贰臣传乙龚鼎孳传略云：
康熙元年谕部以侍郞补用，明年起都察院左都御史，三年迁刑部尚书，五年转兵部，八年转礼部。十二年八月以疾致仕，九月卒。
据上列之材料，可知严武伯至北京乃在康熙五年丙午后龚氏任职京师之际，而此时牧斋之从侄孙保曾再发起向孙爱索逋之事。牧斋身后其家况之悲惨如此，可哀也已！
又曹秋岳溶静惕堂集肆肆“严武伯钱遵王至”二首其二云：“浮云劫火动相妨，红豆当年倚恨长。容我一瓻鸳水北，往来吹送白蘋香。”岂由于秋岳之调解，后来武伯遵王复言归于好耶？俟考。
据康熙四年正月廿七日总督郞宪牌及同年同月廿九日理刑审语（据见河东君殉家难事实），知此案悬搁“五月有余”，及郞廷佐追问始草草了事，而所加罪者惟陆奎杨安等不足道之人及细微之款项，而钱曾等取去之六百金及勒索三千金逼死河东君一事则含糊不究，可知其中必有禹九之权势及遵王之“钱神又能使鬼通天”，（见家难事实归庄“致钱遵王书”，并可参同书李习之洊“致钱黍谷大宪咸亭御史书”及“贻钱御史第二书”。黍谷即朝鼎，事迹见上引常昭合志稿贰陸。咸亭即延宅，事迹见同书同卷。）故可以不了了之也。当日清廷地方汉奸豪霸之欺凌平民，即此一端可想见矣。
复次，河东君缢死之所实在荣木楼，即旧日黄陶庵授读孙爱之处。（可参陆翼王辑黄陶庵先生集壹陸和陶诗“和饮酒二十首序”所云“辛巳杪冬客海虞荣木楼”及陈树德辑黄陶庵年谱崇祯十四年辛巳条所云“先生三十七岁，馆虞山”等语。）徐芳“柳夫人小传”等所谓“自取缕帛结项，死尚书侧”，则齐东野人之语，不可信也。至若俞蛟梦厂杂著齐东妄言玖“柳如是传”等所言昭文县署之事，其为妄谬，则更不足道也。
归庄集捌“祭钱牧斋先生文”云：
先生通籍五十余年，而立朝无几时，信蛾眉之见嫉，亦时会之不逢。抱济世之略，而纤毫不得展，怀无涯之志，而不能一日快其心胸。某性迂才拙，心壮头童，先生喜其同志，每商略慷慨，谈宴从容，剖肠如雪，吐气成虹，感時追往，忽复泪下淋浪，发竖蓬松。窥先生之意，亦悔中道之委蛇，思欲以晚盖，何天之待先生之酷，竟使之赍志以终。人谁不死，先生既享耄耋矣。呜呼！我独悲其遇之穷。先生素不喜道学，故居家多恣意，不满于舆论，而尤取怨于同宗。小子之初拜夫灵筵也，颇闻将废匍匐之谊，而有意于兴戎。哀孝子之在疚，方丧事之纵纵。虽报施之常，人情所同。顾大不伐丧，春秋之义。虐茕独者，箕子所恫？闻其人固高明之士，必能怵于名义，而涣然冰释，逝者亦可自慰于幽宫。虞山崔崔，尚湖沨沨，去先生之恒干，飚举于云中。哀文章之沦丧，孰能继其高踪？悲小子之失师，将遂底于惛懵。自先生之遘疾，冬春再挂夫孤篷，入夏而苦贱患，就医于练水之东。尝驰问疾之使，报以吉而无凶。方和高咏以自慰，（可参有学集壹贰东涧集上“赠归玄恭八十二韵，戏效玄恭体”及同书壹叁东涧诗集下“病榻消寒杂咏四十六首”序。）岂谓遂符两楹之梦，忽崩千丈之松。呜呼！手足不及启，含敛不及视，小子抱痛于无穷。跪陈词而荐酒，不知涕之何从。尚飨！
南雷诗历贰“八哀诗”之五“钱宗伯牧斋”云：
四海宗盟五十年，心期末后与谁传。凭裀引烛烧残话，嘱笔完文抵债钱。（自注：“问疾时事。宗伯临殁，以三文润笔抵丧葬之费，皆余代草。”）红豆俄飘迷月路，美人欲绝指筝弦。（自注：“皆身后事。”）平生知己谁人是，（自注：“应三四句。”）能不为公一泫然。（自注：“应五六句。”）
定山堂诗集壹肆康熙壬寅迄丙午存笥稿“挽河东夫人”五律二首其一云：
惊定重挥涕，兰萎恰此辰。甘为赍志事，应愧受恩人。石火他生劫，莲花悟后身。九原相见日，悲喜话綦巾。
其二云：
岂少完人传，如君论定稀。朱颜原独立，白首果同归。绝脰心方见，齐牢宠不非。可怜共命鸟，犹逐绛云飞。
寅恪案：当时名流与牧斋素有交谊者，除黄龚归三人外，如吴梅村者必有追挽钱柳之作，但今不见于吴氏集中。世传梅村家藏稿必非最初原稿，乃后来所删削者，由此亦可断言矣。
钱泳履园丛话贰肆“东涧老人墓”条云：
虞山钱受翁，才名满天下，而所欠惟一死，遂至骂名千载，乃不及柳夫人削发投缳，忠于受翁也。嘉庆二十年间，钱塘陈云伯〔文述〕为常熟令，访得柳夫人墓在拂水岩下，为清理立石，而受翁之冢即在其西偏，竟无人为之表者。第闻受翁之后已绝，墓亦荒废。余为集刻苏文忠书曰“东涧老人墓”五字碣，立于墓前，观者莫不笑之。记査初白有诗云：“生不并时怜我晚，死无他恨惜公迟。”（见敬业堂集壹陸“拂水山庄”三首之三。）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信哉！
翁同和甁庐诗稿捌“东涧老人墓”云：
秋水堂安在，荒凉有墓田。孤坟我如是，（自注：“墓与河东君邻。”）独树古君迁。（自注：“柿一，尚是旧物。”）题碣谁摹宋，（自注：“碑字集坡书。”）居人尚姓钱。争来问遗事，欲说转凄然。
邓文儒之诚君骨董全编骨董琐记柒“钱蒙叟墓”条云：
常熟宝岩西三里许，曰刘神滨，再西三里，曰虎滨。两滨适中曰界河沿，又曰花园滨，钱牧斋墓在焉。有碣题“东涧老人墓”五字，集东坡书，字迳五六寸，嘉庆中族裔所立，本宗久绝矣。河东君墓即在左近。其拂水山庄今为海藏寺，距剑门不远，有古柏一，银杏二，尚存。
寅恪案：此俱钱柳死后有关考证之材料，故并录之。
草此稿竟，合掌说偈曰：
刺刺不休，潬潬自喜。忽庄忽谐，亦文亦史。述事言情，悯生悲死。繁琐冗长，见笑君子。失明膑足，尚未聋哑。得成此书，乃天所假。卧榻沉思，然脂瞑写。痛哭古人，留赠来者。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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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复明运动（附钱氏家难）
（二）
第叁章引玉台画史载黄媛介画扇题有“甲申夏日写于东山阁”之语，因论皆令作画之际似在崇祯十七年首夏河东君将偕牧斋自常熟往南京翋戴弘光之时。茲更据国榷壹佰壹崇祯十七年四月条略云“甲申（廿七日）史可法迎（福王）于邵伯镇。丙戌（廿九日）福王至燕子矶。丁亥（卅日）福王次龙江关”，五月条略云“庚寅（初三日）福王监国。壬寅（十五日）监国福王即皇帝位于武英殿”，六月条云“壬戌（初六日）钱谦益为南京礼部尚书，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协理詹事府”，同书卷首之三部院上南京礼部尚书栏载“甲申昆山顾锡畴囗囗囗囗进士，五月任，署吏部”，弘光实录钞壹崇祯十七年甲申条略云“（五月）乙卯召陈子壮为礼部尚书。（六月）辛酉起钱谦益协理詹事府事，礼部尚书。（六月）丙子礼部尚书顾锡畴上言，刻期进取”，同书贰崇祯十七年甲申条云“（九月）甲辰起黄道周为礼部尚书，兼侍读学士，协理詹事府事”，同书叁弘光元年乙酉条云“〔二月〕已巳礼部尚书顾锡畴致仕，以钱谦益代之”，明史贰伍伍黄道周传略云“福王监国，用道周吏部左侍郞。道周不欲出，马士英讽之曰：人望在公，公不起，欲从史可法拥立潞王耶？乃不得已趋朝。拜礼部尚书，协理詹事府事。而朝政日非，大臣相继去国，识者知其将亡矣。明年三月遣祭告禹陵。甫竣事，南都亡”，综合推计之，则钱柳二人同由常熟赴南京之时间当在甲申七月廿五日福王催其速赴南京任以后。（见下引卧子“荐举人才疏”批语。）其所以赴任之理由，或与黄道周被迫之情势相同，亦未可知。考当时原任礼部尚书为顾锡畴，顾氏署吏部至弘光元年乙酉二月致仕，牧斋乃补其原任实缺。所以不以石斋补顾氏原缺者，因漳浦求去之志已坚，借故出都，马阮辈知之甚审，遂不以黄而以钱代顾。至牧斋是否在此以前独往南京，然后还家坐待新命，尚俟详检。据明季稗史初编壹肆夏允彝幸存录云：“钱谦益虽家居，往来江上，亦意在潞藩。”然则牧斋似曾至金陵谋立潞王也。余见下所论。
关于钱柳同往南京事，旧籍有涉及此时之记载，茲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