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湖北省政府主席。1943年病逝于任上，一个刚烈汉子、黄埔军人为他的学生们树立了无言的榜样。
3．国民党军中黄埔生“拜将”的先后历程
黄埔一期生李仙洲（左）在湖北枣宜会战前线黄埔军校毕业生的“拜将”，大多经历了战火的考验，有着艰辛的奋斗历程。当初第1期的李之龙属于特殊时期的特殊人物而坐“直升机”直接晋升，那是特例，大部分黄埔毕业生都是由黄埔校军的建立而开始起步。1924年底先后组建黄埔校军教导第1、第2团，初期组建时只有少数黄埔生担任军官职务，如蒋先云、贺衷寒、楼景樾、桂永清、郑洞国等任连级军官，胡宗南、侯镜如、陈明仁、关麟徵、左权、石祖德等任排级军官，大部分只是挂着见习军官当兵而已。第一次东征后，随着革命队伍的扩大，黄埔生所任职务逐步晋升。
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后，共产党员被迫退出国民革命军，黄埔同学会的骨干迅速控制了国民革命军的政治工作，曾扩情由团党代表升任第20师政治部主任，成为黄埔生中的第一个师级军官。不久，酆悌也升任第1军第1师政治部代理主任。与曾扩情、酆悌同时任团党代表的邓文仪、贺衷寒，因先后到苏联学习，而错过了这次晋升的机会。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时，在东征中表现突出的孙元良拔得头筹，荣任嫡系第1军第1师第1团团长。同时回粤军任职的范汉杰异军突起，任第4军第10师第29团团长。团长在当时的国民革命军中是个耀眼的职位，从北伐时任团长的名单就可知道其职位的重要，薛岳、蔡廷锴、余汉谋、蒋鼎文、卫立煌、徐庭瑶、陈继承、黄琪翔、戴戟等，在那时也不过是个团长。
最幸运的是时任第2团副团长胡宗南，部队刚出征，该团团长倪弼在紧急时刻无法随部队行动，胡宗南得以晋补第2团团长。之后不久晋升团长的还有李延年、郑洞国、桂永清、蒋先云、王世和、俞济时，同时任团级职务的还有团党代表李默庵、王尔琢、李汉藩等，团参谋长顾希平、周士第、侯镜如等。蒋先云是同时受到毛泽东和蒋介石喜欢的“黄埔三杰”之首，在二次北伐中壮烈牺牲，追赠少将。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从苏联回国的邓文仪在政变后升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少将副主任兼代理主任；北伐中英勇作战的团长范汉杰被蒋介石任命为浙江警备师师长，成为黄埔生中的第1个师长；而同时的团长孙元良却因在北伐中溃退被免职，蒋介石惜其才把他送到日本学习，此后的孙元良就像是中了魔咒似的，战绩一直不佳，屡战屡败屡逃，他在离开大陆前一直呆在黄埔生晋升的第二梯队中，再难名列前茅。孙元良的“官运”虽然不畅，但他也许是因祸得福，在与激烈争斗的官场远隔一段距离后，也落得了半辈子的心地清闲，他是惟一一个活到21世纪初纪念母校80华诞时的黄埔一期生。
1927年8月龙潭战役时，胡宗南升任第1军第1师副师长。战后蒋介石被迫下野，胡宗南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朱绍良一起，联系时任初级军官的楼景樾、李延年、关麟徵、李默庵、丁炳权、李树森、陈武、王敬久、黄杰等黄埔同学，极力抵制李宗仁为首的桂系，坚决拥护蒋介石东山再起，蒋介石最终得以复出，黄埔生从此受到蒋的重视。作为回报，蒋介石先后晋升胡宗南为第1军第22师师长，楼景樾任代理第2师师长（楼是浙江诸暨人，1931年任警卫第1师师长，副师长是俞济时，楼如果不是身弱多病，前途不可限量），李延年任第2师副师长，王世和（蒋介石的表弟，首任侍卫长）任陆海空军总司令部侍卫总队总队长。一批“黄埔系”出身的旅长、团长也先后新鲜出炉。
抗战期间，黄埔军校教育长陈继承、政治部主任邓文仪在军校举办的运动会上。1932年底，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国民党特务组织复兴社正式成立，胡宗南、贺衷寒、酆悌、滕杰、桂永清、康泽、郑介民、彭孟缉、曾扩情、潘佑强、周复、戴笠、邓文仪、袁守谦成为组织骨干，号称“复兴十三太保”，主掌政治工作并控制国民党的政训系统。其中滕杰（黄埔第4期）是第一任书记长，起步很高，可是后期表现平平。贺衷寒是复兴社发起人，第二任书记长，后长期担任政训工作，是国民党军政治工作的旗手，官位至国民党中央执委常委。邓文仪以写拍蒋介石马屁的文章得到晋升，官至战区政治部主任、国防部新闻局长。此3人去台湾后均未受重用。酆悌是第三任书记，抗战时长沙大火，蒋介石丢卒保车，被判死刑。康泽是第五任书记长，官至军委会政治部第二厅厅长、第15绥靖区司令，后被俘，1963年第四批特赦。曾扩情在任成都城防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时被俘，1959年因其曾在西安事变时主张蒋介石抗日，有功而得以首批特赦。
桂永清和彭孟缉较早离开了政训系统。桂永清抗战胜利后进入海军，出任副总司令，不久升任海军总司令，以加强中央对海军的掌控。1949年指挥战舰27艘和其他船只计15万吨安全撤至台湾有功，此后桂氏的经历极富戏剧性，1951年晋升二级上将，正春风得意时，却因与时任台湾省主席的吴国桢有隙，被迫转任总统府参军长，等到吴国桢叛蒋离台后，升任参谋总长并晋一级上将，成为黄埔生首位一级上将，不幸的是这位第一个爬上峰巅的黄埔生上任仅45天，就病魔缠身，死于任上。彭孟缉的“拜将”经历也比较曲折，1947年由桂永清推荐任台湾警备司令，自此发迹，在桂永清死后继任参谋总长，本应同时晋升一级上将，却因为彭氏资历浅显（黄埔第5期），又去当了两年的陆军总司令，1959年再次出任参谋总长后才最终晋升一级上将。
在复兴社内设特务处，蒋介石最初是想让康泽当处长，因康泽推辞，小字辈戴笠这才脱颖而出。戴笠是浙江江山人，黄埔第6期毕业，他最终把小小的特务处破茧成蝶，经营成了国民党的两大特情机构之一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军统”。1938年戴笠升任中将副局长（职务军衔）代行局长职责，在全国各地遍设站点，暗杀之事四起，政府官员、军事将领人人自危。同时因只对蒋介石一人负责，军统也成为一个独立王国，部下的封赏全由戴笠自己决定，所封少将待遇比正式的中将还高，却没人敢过问。但他因资历太浅，加上与陈诚不合，戴笠直到1945年2月20日才由铨叙厅授予陆军少将的正式军衔。
1935年初，国民党军队为了统一军衔，正式军衔均由铨叙厅统一铨叙。3月27日，国民党中政会决议，4月初公布首批授予中将的89人，其中以师长晋升的有29人，黄埔生只有3人，皆为4月9日第5组铨叙，他们是：“剿匪”第2路第2纵队指挥官兼第1军第1师师长胡宗南，驻闽第4绥靖区司令官兼第2军第9师师长李延年，驻闽绥靖第2区司令官兼第14军第10师师长李默庵，李是第一个声明退出中共的黄埔生，终于得到蒋介石的信任。渐露头角的俞济时，于1936年1月28日补叙中将，搭上了黄埔生“拜将”集团第一梯队的“末班车”。
1935年4月13日铨叙的首批少将，第一组叙少将的黄埔生有：教导总队（蒋介石卫队）总队长桂永清、第2师师长黄杰、第3师师长李玉堂、第11师师长黄维、第14师师长霍揆彰、第25师师长关麟徵、第36师师长宋希濂、第80师师长陈琪、第83师师长刘戡、第87师师长王敬久、第88师师长孙元良等。4月15日第二组叙少将的黄埔生有：第98师师长夏楚中、第89师师长王仲廉、第92师师长梁华盛、第14师副师长李树森等。4月17日第四组叙少将的黄埔生有：李铁军、陈铁等。4月17日第五组叙少将的有侯镜如等黄埔生，这些人组成了黄埔生“拜将”集团的第二梯队。
1936年1月29日叙少将的黄埔生有：甘丽初、李及兰、张雪中、潘佑强、贺衷寒、陈沛等；2月1日叙少将的黄埔生有李仙洲等；2月7日叙少将的黄埔生有冷欣、陈明仁等。这些人组成了黄埔生“拜将”集团的第三梯队。
1936年9月，陆军第1师扩编为陆军第1军，胡宗南升任军长，成为黄埔生中第一个军长，第一个师长范汉杰因为参加福建事变站错了队，后经胡宗南力保担任第1军副军长，但再也追不上其晋升步伐，从此“天子第一门生”胡宗南便举起黄埔生的晋升大旗，一路高歌，直到离开大陆之前，无人企及。
1943年11月在常德战役中牺牲的师长、黄埔四期生彭士量和儿子的合影1936年10月5日，黄埔生关麟徵、刘戡、王敬久、孙元良、夏楚中、贺衷寒、宋希濂、陈琪以师长职务由少将晋升中将。至抗战爆发前，黄埔生桂永清（1936年10月22日），蒋伏生（1937年5月2日），霍揆彰、李树森（1937年5月21日）也先后以师级军官晋升中将。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全国地方部队开始整合，部队进行扩编。晋升中将的门槛随之增高，抗战英勇的黄埔生李仙洲（1938年3月1日），陈铁（1938年5月10日），黄维（1939年6月6日），王仲廉、李铁军（1939年7月13日），陈沛（1940年12月2日）均以军级军官晋升中将。还有许多黄埔将领慷慨殉国，追赠中将的有：第54军军长陈烈（第1期）、苏鲁战区政治部主任周复（第3期，复兴社十三太保之一，抗日殉国的第一位高级政工人员）、第2军副军长郑作民（第1期）、第5军第200师师长戴安澜（第3期）、第73军暂5师师长彭士量（第4期）、第10军预备第10师师长孙明瑾（第6期）、第10军第190师副师长赖传湘（第4期）等。而壮烈殉国后追赠少将和未获追赠的黄埔将领不胜枚举，主要有：师长王竣（第3期），副师长胡义宾（第3期）、梁希贤（第5期）、王剑岳（第5期），军参谋长吕旃蒙（第5期），旅长黄梅兴（第1期）、蔡炳炎（第1期）、吴继光（第2期）、高致嵩（第3期）、易安华（第3期）、朱赤（第3期）、官惠民（第4期），师参谋长姚中英（第2期），副旅长杨杰（第4期），团长王润波（第3期）、谢晋元（第4期）、罗芳桂（第4期）、陈文杞（第5期）、刘眉生（第5期）、杨家骝（第5期），等等。
1939年8月4日，胡宗南晋任第34集团军总司令。10月2日，关麟徵任第15集团军总司令。胡宗南比关麟徵的晋升快了50多天，两人把其他黄埔同学远远甩在了后边，直到1941年王仲廉、王敬久等才升任集团军总司令。
黄埔一期生侯镜如在校庆大会上（1984年摄影）1944年12月，第1战区司令官陈诚因为调不动胡宗南的部队，被迫调任军政部长，胡宗南升任第1战区司令官，他是黄埔生中第一个也是惟一一个战区司令官。
抗战后期，一批在抗战中脱颖而出的黄埔后起之秀得以加入中将行列，同时晋升中将的门槛再次增高。后来居上的黄埔一期生杜聿明（时任第5集团军总司令）、以悍将著称的黄埔第3期领跑者王耀武（时任第24集团军总司令）、职务“越跑越慢”的黄埔一期生郑洞国（时任中国驻印军副总指挥）于1945年2月20日晋升中将；之后还有范汉杰、丁德隆、陈大庆（1945年3月8日）、董钊、李文、刘咏尧（1945年6月28日）也以集团军总司令职务而晋升中将。
抗战后进行的国民党军整编，使得大批国民党军军官退为预备役，非嫡系的黄埔生军官在退役和解职后进入中训团学习之列，最终酿成震惊国内的哭陵事件，参加的黄埔生主要有黄鹤、李模、祝光谦、谢清灏等。虽然蒋介石在事件后给一些军官安排了军职，但许多人最终还是退役回家，这些黄埔生为自己站错队付出了代价。
1946年国共和谈后不久，蒋介石下令国民党军转向内战，拥有40余万精锐部队的“西北王”胡宗南，第一个又是惟一一个军事集团的黄埔生首领，第一个也是惟一一个在离开大陆以前加上将军衔的黄埔生，曾经风光一时，光焰万丈。但是，随着全国解放步伐的加快，他的数十万大军兵败如山倒，迅速瓦解，在成都战役中老本尽失，1950年由西昌只身逃到台湾后即遭弹劾，不久就从人生峰巅迅速跌落，只能化名秦东昌任浙江省主席兼浙江反共救国军总指挥。死后蒋介石惜其忠，特追赠一级上将。
俞济时在集团军副司令任内因指挥失误被调任军长，度过一段低谷后，于1942年11月升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侍卫长，任期长达15年，他于1948年1月晋上将缺（享受上将军衔待遇），使其重回黄埔生“拜将”集团的第一梯队。
除了桂永清、胡宗南、俞济时以外，还有几个离上将军衔距离最近的黄埔生。关麟徵曾被委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陆军总司令等上将级官职，但因与陈诚矛盾的公开化，最终与上将之衔擦肩而过，心灰意冷的关氏迁居香港，过起了隐居生活。杜聿明身兼华北“剿总”副总司令与徐州“剿总”副总司令的要职，却最终在淮海战役中兵败被俘，也与上将之衔无缘。
范汉杰在胡宗南推荐下，长期担任其副手。1942年接任胡氏之第34集团军总司令，1944年底任第1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参谋长，1946年9月任陆军副总司令，1948年任东北“剿总”副司令，10月被俘，这位黄埔一期生更是与上将之衔的缘分太浅。
国民党军中强调辈分，在黄埔生中大一期就压死人的情况下，第3期毕业生王耀武凭借着抗日的赫赫军功，有老长官俞济时提携，1944年升任第24集团军总司令，1945年任第4方面军总司令，并打造出国民党军王牌军第74军，进入黄埔生“拜将”集团的第二梯队，实属传奇。济南战役时，王氏丢下仍在战斗的部队，化装逃亡青岛，最终仍不免在战场附近被俘。
陆军副总司令罗奇（第1期，广西容县人）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广西老乡关系。他在早期的仕途平平，1943年才任第37军军长，一年后即因战败被撤职，后又出任京沪杭警备副司令。1949年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