⒁岳矗绞ぶ种值亩窳踊肪常�500人扩充到数万人；由步兵一科扩充到马、步、炮、工、经理、政治及其他无线电、航空等高级专门各科；其担负工作之部队，由本校教导团起，遍及于30余军之革命军，及10余军之西北军；凡中国之22省，几无不有本校学生之足迹。在此最短期间内而能得此伟大之效果，已大博国人及世界之惊叹，盖集中于‘亲爱精诚’校训之下，相亲相爱，精益求精，诚心诚意，以谋团结。先之以大无畏之精神，持之以百折不挠之志气。为民众求解放，而一己之功名富贵，皆可牺牲……故能不怕死，不畏难，以一敌百，以百敌万。”古语云，“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之所以取得伟大胜利，就在于国共两党精诚团结，共赴国难，全国人民同仇敌忾，万众一心。
“亲爱精诚，继续永守，发扬吾校精神”，这是黄埔军校校歌中的歌词，校园上空到处飘扬着这歌声。“亲爱精诚”的大标语，写在校门口的墙壁上，让在校学生随处可见，并印在毕业证书上，让离校的黄埔生随时感受到校训的存在。1924年11月底颁发的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证书，在四个角上的文字即是校训“亲爱精诚”。校庆80周年时，广东革命博物馆征集到了第1期第6队学生张颖的毕业证章、“学”字领章和学生会员证章等。张颖是湖南省益阳人。毕业证章正面也写有“亲爱精诚”4个字，反面写有“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证章”字样，下面有“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12个字，编号是“717”。
此后，各期的毕业证书、证章，也将“亲爱精诚”的校训印在显著位置。后来此4字有所变动，但其基本精神未变。如1933年5月颁发的黄埔军校第8期毕业证书，纸面上叠印“毕业证书”镂空大字，除写明“兹有本校第八期××科学生×××修业期满成绩及格特给证书”外，在证书四个角特别印有“亲、爱、精、忠”4个大字，教育学生要以此为做人之本。颁发者为时任黄埔军校校务委员会委员兼校长蒋中正，与时任黄埔军校校务委员会的7名委员：张治中、何应钦、汪兆铭、吴敬恒、戴传贤、朱培德、唐生智等人。此毕业证书将原校训中的“诚”字，改为“忠”，这显然是校长蒋介石为网织忠于自己的“黄埔系”所为，“诚”与“忠”的个中差异，令人别样品味。
怒潮澎湃共风雨，亲爱精诚教诲真。黄埔校训“亲爱精诚”是遵循校总理孙中山和平奋斗建军思想制定的，是黄埔建校的精神支柱，是动力，是灵魂。回想当年，众多有志青年为共同理想来到黄埔，却因不同的理想分道扬镳。黄埔校友未能实现孙中山先生“亲爱精诚”校训，实现中国统一，不能不说是最大遗憾。因此，继承和发扬“亲爱精诚”的革命精神，在祖国尚未统一的今天，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3．“团结合作”是黄埔精神的显著特点
黄埔军校之所以是一所新型的军事政治学校，“新”的最耀眼亮点，就是国共两党合作创办。周恩来《在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干部学习会上校庆60周年时聂荣臻的题词所作的报告》中指出：“开办黄埔军校，应该说是孙中山军事上失败的结果。”辛亥革命时，孙中山有两个运动，一个是新军运动，另一个是会党运动。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革命果实落到了新军阀手里。孙中山为了救国救民，继续奋斗，然而“他的活动渐渐地变成了拉拢军阀，结果是不断遭到失败”。正当孙中山进退两难的时候，国际共产党人和中国共产党人，向他伸出了友谊之手，这使孙中山深受鼓舞。
当时，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苏俄全权代表越飞，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协助下先后与孙中山进行了多次会谈，给孙中山提出了中国革命问题的重要建议：一是改组国民党，这个党要联合各界人民，特别是工农大众；二是要有革命武装，要建立军官学校；三是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苏俄代表还向孙中山介绍了苏俄红军的规模、组织和政治教育等方面的情况。对此，孙中山极感兴趣。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人也给了孙中山以极大的影响。李大钊和孙中山讨论了“振兴中华”的种种问题。孙中山对共产党人的建议和帮助表示欢迎。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3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确立了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方针。孙中山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决心改组国民党，重新创建革命事业，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伟大的转变。他在1924年初召开的国民党第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接受了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使三民主义成为不断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的各项主张，同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因而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和创办黄埔军校的精神支柱。黄埔精神，即是在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阶段这一新情况下应运产生的。
黄埔精神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在很大程度上在于它坚持贯彻了校总理孙中山当时所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精神。这是黄埔精神的一个显著特点。正因为如此，它才有着极强的感召力，“表现在国内外是怎样的伟大，怎样的普遍”。贯彻三大政策，国共两党亲密配合，共同致力振兴中华，这是当时许多有志青年投奔黄埔的初衷，也是真正的黄埔精神之所在。
国共两党密切合作的黄埔军校建立之初，这里是一块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都可同时谈论的土地，校中的政治言论比较自由。军校训令中明确规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书籍，本校学生皆可阅读。除了政治课所阅读的《三民主义浅说》、《帝国主义》、《国民革命概论》这些小
郑洞国（前）等1978年6月在厦门前沿观察大小金门岛
册子之外，还有机会读到诸如《苏联研究》、《社会进化史》、《社会主义原理》、《经济学大纲》、《中国职工运动》、《中国农民运动》这种政治色彩很红的书。
由于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黄埔军校首创崭新的革命制度，培养了大量的军事政治人才，建立了反帝反封建的赫赫战功，驰名中外。军校迅速发展成为体制健全、组织严密、规模庞大的革命武装组织，国共两党的许多著名人物都出身于该校。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需要，先后在潮州、南宁、长沙、武汉又设立了4所分校。黄埔军校学生在国民革命时期前后招收了6期，其中毕业4期。第5期在大革命失败时即将毕业。这5期学生，大都参加了国民革命军，成为军中的骨干力量。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年代里，黄埔军校荣获“国民革命中心”的崇高称号，领受了“东方红军”的灿烂锦旗，对推动中国革命历史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黄埔军校之所以能在短短的几年里，做出如此重大的贡献，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国共两党的真正合作。
国共两党在那时的合作有着坚实的政治基础，有着反帝反封建的共同目标。因而两党能从军校的筹建、开办到革命军的建立、东征与北伐，真诚团结，合作战斗，汗水、鲜血流在一起。当然，团结合作必须坚持国家
1960年10月19日，周恩来在北京颐和园会见黄埔校友。前排左起：李奇中、周恩来、陈赓、邵力子、张治中、郑洞国。中排左起：黄维、唐生明、覃异之、侯镜如、杜聿明、周振强。后排左起：王耀武、杨伯涛 、郑庭芨、周嘉彬、宋希濂。
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中国共产党代表全民族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因此，必须和包括国民党左派在内的一切进步力量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与反对团结合作、牺牲国家民族利益的极右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只有这样，统一战线才能巩固。反之，只讲消极团结，忽视积极的斗争，甚至采取妥协退让、步步后退的政策，反动势力就会得势，统一战线就会遭到破坏，国家民族就会遭殃。大革命失败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教训是深刻的。由于国民党右派背离了共同的目标，破坏了国共合作，从而改变了黄埔军校的性质和方向，使军校变成了培养反革命骨干的基地。当年同窗学友，战场上又兵戈相见，致使国共两党都受到损失。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但是孙中山所倡导的黄埔革命精神并没有泯灭。它由革命的黄埔生保持着，并在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运动中继续发挥着革命的作用。反共内战时期，日军乘虚而入，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共产党人和革命的黄埔生高举团结抗日的革命大旗，推动了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在民族危机前，国共两党再次携手，并肩战斗。黄埔出身的教员学生又在挽救民族危亡的统一号召下，和全国人民一道奋起抗战，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
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希望国共两党继续合作，和平建国，但遗憾的是，在国家需要和平建设、同胞需要休养生息的时候，蒋介石却撕毁了国共两党于1946年10月10日签订的和平建国协定。他过分相信军事解决问题，结果在他担任“中华民国总统”的第二年，就从大陆败退到台湾，致使台湾与大陆同胞骨肉分离。究其原因，是他背离了孙中山的革命宗旨，违背了“团结合作”的黄埔精神。
黄埔军校的发展史证明，团结则兴，分裂则衰，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和永恒的规律。
4。“奋斗牺牲”是黄埔精神的朴素诠释
黄埔创校的方针，是培养牺牲个人一切的革命军人。“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畏死勿入斯门”，这是矗立在黄埔军校校门前的一副对联，横批“革命者来”。奋斗，牺牲，在一代又一廖仲恺题词代的黄埔人心中扎根，是他们一生坚守的“黄埔精神”的最朴素诠释。
孙中山在1924年开学典礼上的演讲中说：“当革命军的资格，是要用什么人做标准呢？简单地说，就是要用先烈做标准，要学先烈的行为，像他们一样舍身成仁，牺牲一切权利，专心去救国……我敢说革命党的精神，没有别的秘诀，秘诀就在不怕死。要能够有这种大勇气，在心里就是视死如归；以人生随时都可以死，要死了之后，便能够成仁取义。”黄埔军校师生官兵受这种教育与精神的熏陶，在平时奋力做事，竭尽职守，洁身自律；在作战中义无反顾，不怕牺牲，拼死战斗。
通过军校教育，新入校的黄埔生明白了“主义”的内容，明白了世界上血染的东西最珍贵，明白了什么是无我，什么是牺牲。死亡无处不在，但一些人的生，恰恰是另外一些人的死换来的，人在关键时候必须舍弃自己。
黄埔军校的课堂时刻连通着战场。从军校创办之初的东征、北伐到后来的抗日战争，为国家和民族牺牲的师生不胜枚举。每次战役，无不洒有黄埔师生的鲜血；每个战场，无不埋有黄埔师生的忠骨；每本战史，无不记载着黄埔师生的业绩。无数黄埔师生用自己的鲜血和头颅，不懈奋斗，勇于牺牲，铸就了这座军校的赫赫战功和声誉威名，也铸就了一段忠魂浩荡的鲜活历史。
在平定商团叛乱之战中，800名入学不到半年的黄埔学生初鸣啼声，3天时间便打得4000敌人全部缴械投降。商团反革命势力被消灭后，广州的政治形势有所缓和，但是革命政府尚未实现统一广东。当时盘踞东江的军阀陈炯明，受英帝国主义和军阀曹锟、吴佩孚的唆使，阴谋周恩来为左权将军题写的墓碑袭击广州。为了巩固革命根据地和统一广东，1925年2月国共两党共同组织革命军，举行第一次东征。以军校教导团第1、第2团为主力，东征军从出师到攻取平山，“为时半月，驱敌数百里”。继而又以锐不可当之势光复潮安、汕头。在战斗中，黄埔健儿，奋勇拼搏，所向披靡。
棉湖战役中，黄埔军校教导第1团与10倍于己的精锐敌军相遇，军校全体官兵英勇顽强，不顾性命与敌相拼。校军因充分发挥了政治工作的威力，全军政治方向明确，再加上平时正规严格的军事训练，因而战斗力在战斗中发挥到最高程度，以一当十，以十当百。虽然损失极大，仍严守命令。这次战役，教1团死伤半数以上。以3营为例：营党代表、副营长阵亡；3个连长，2死1伤；9位排长中，7人阵亡，1人负伤；士兵共385人，战后仅剩110人。虽然有这样大的伤亡，但3营阵线却始终未动，勇克敌军劲旅。仅从这些牺牲数字，可见当时战斗之激烈，教1团将士之英勇，时人称奇。
攻打潮安城时，学生军只有12人冲入城内，吓跑了驻在城内的洪兆鳞部守军。打淡水时，学生军争先恐后，不知道什么是生死。一个士兵身临城下，敌人在城上俯射，将这位士兵的军帽打掉，但他毫不畏惧，“从容地反将敌人打死”。他们中，有的头被敌人打伤了，就“用自己的手巾裹着血头，仍奋勇登城”。共产党员刘畴西身负重伤，战后截去左臂。蒋先云总结这次东征的情况时说：“我校教导团的士兵，受训练最久的，也不过六七个月……可是‘革命军’3个字，早已印在他们的脑海里”，“他们身上没有半文钱，沿途不敢侵犯乡民一草一木”。他们在战斗中“个个不怕死”，“这种精神，亦就是平日主义训练的结晶”。由此可见，具备了“黄埔精神”的校军，作战时勇往直前，是取得这次战役胜利的关键。
朱德为左权将军题写的悼词第二次东征从1925年10月初开始，仅用了1个多月的时间，就彻底打垮了以陈炯明为首的军阀，收复东江，实现了广东的统一。周恩来在后来回顾这段历史时说：黄埔军校建立之前，“虽有20余万粤、湘、滇等军，与陈炯明等部酣战于东江、西江、北江、南路各地，而胜负不决”。黄埔军校建立后，仅以黄埔生为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