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竣工。6月16日，黄埔军校举行东征阵亡烈士墓园竣工暨军校成立两周年大会。国民政府要员、高级将领、社会名流和黄埔军校师生数千人参加。蒋介石主持大会，率众致祭。他致辞说：“所有两次东征及扫除杨、刘及沙基惨案各位殉难烈士，差不多统统集中葬在这里，这一点是我们同志所可安慰各位烈士英魂的。”国民政府主席谭延辏А⑺樟呒豆宋时尥ⅰ⒐窀锩�1军军长何应钦、第7军军长李宗仁等分别在会上致辞。东征阵亡烈士墓园的整个工程，分为两个阶段建造完成。第一阶段，即1926年6月竣工的工程，墓园简陋，规模较小；第二阶段，即1936年的扩建工程，建成现在所见到的较为完整的墓园。1936年8月，蒋介石到广州时，决定把仲恺公园并入东征阵亡烈士墓园，扩大墓园规模。9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广州行营拨出专款，由广州市政府负责建造。扩建后的墓园内青松翠柏，绿竹红花，更加气势宏伟，庄严肃穆。“十七少将墓”位于东征烈士墓园西侧，陵墓内安葬的是1936年在“两广事变”中阵亡的黄埔军校出身的17位国民革命军少将。碑的正面刻“正气长存”，碑座正面刻吴沧桑等17位少将的名字，背后刻陆军中将第155师师长李汉魂撰写的吴沧桑事略。这是根据蒋介石的命令于1936年附葬于墓园的。这17位少将的姓名是：吴沧桑、张国维、王鸿德、张中邦、梁士浩、孙螽振、汤增林、叶稼书、古尚英、叶简修、符素真、黄循尚、叶继梅、林季谦、丘达、李子韶、陈晓天。吴沧桑是广东大埔人，黄埔军校第4期学生，曾任军校战术教官，独立师参谋长，1936年6月在韶关战斗中被俘，后死于黄花岗。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国民革命军军官学校学生出身北伐阵亡将校纪
念碑之一（2002年摄影）人民政府非常重视东征阵亡烈士墓园的保护和修缮。1954年广州市政府拨款进行维修，改变了墓园残旧的状况；1975年修复了墓道；1984年维修墓园纪念坊、记功坊、纪念碑，又重修了“国民革命军军官学校东征阵亡将士题名碑”，在记功坊内新增建墓碑记，并把入伍生墓集中迁到主墓园后面，构成入伍生墓群；1985年6月，复原入伍生墓碑61座；1986年，修复了曾被破坏的墓道；1988年，按原貌修复了“十七少将墓”；1989年，广州市政府又拨款对墓园进行复原修缮，将穿过墓道的公路改道在墓园东侧经过，并筑起了墓园围墙以保护墓园。坟前墓碑石刻，铭记着每位烈士的英名和生卒年月，那短暂的岁月，闪光的年华，令今日来访者肃然起敬。1991年，又新建“东征史迹陈列室”，以文物、历史照片、模型等形式，详细展示出黄埔军校师生两次东征和平定杨、刘叛乱的光辉历史。
东征阵亡烈士墓园初建时，正值国共两党合作为革命共同奋斗的时期，两党精英同集军校，为统一和巩固广东政权誓同生死，冲锋陷阵，并同眠在这里。东征烈士墓园，可说是难得的国共两党英灵共葬的墓冢。
21世纪初，有一群中学生参观东征阵亡烈士墓园后有感而发，写下“雏鹰之情”：我们远远地瞻仰着——雄伟的大理石基座和碑身，将战旗和军帽铸成了永恒。来到这里，尤感地火熊熊，燃烧着新一代青年的爱国之情。历史车轮驶越黄埔，昔日风云卷过军校，但对我们来说，生活依然继续，而且背负着历史的责任——传承爱国主义。
建立在全岛制高点上的北伐纪念碑
北伐纪念碑，是黄埔军校师生为缅怀在北伐战争中牺牲的军校将士而修建，坐落在黄埔长洲岛平岗仑头山顶上，这里是全岛的制高点。花岗石纪念碑高达10米，呈方锥台形，正面刻“国民革命军军官学校学生出身北伐阵亡将校纪念碑”。碑的主体东、西两面分别刻有“捐躯救国”、“为民牺牲”等字样，碑座四周刻有立碑记事及北伐中阵亡的曹渊等351位黄埔军校学生的名字。
国民革命军军官学校学生出身北伐阵亡将校纪念碑之二（2002年摄影）北伐是军校总理孙中山的遗愿。1926年，东征战役胜利结束后，随后开始的是推翻北洋军阀统治的北伐战争。6月5日，国民党中央临时会议通过了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案，广州国民政府任命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副校长李济深为总参谋长，教育长邓演达为总政治部主任。7月4日，国民党中央临时全体会议通过并发表《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宣言》，向全国军民宣布出师北伐，打倒军阀，统一全国。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市东校场举行北伐誓师大会，北伐战争正式开始。黄埔军校师生为完成孙中山北伐中原、统一全国的遗愿，积极参加北伐战争。军校许多负责人出任国民革命军的重要职务，第1至第3期毕业的军校学生大多数担任北伐各军将领和战斗骨干，军校第4期政治大队、第5期入伍生炮兵团、工兵营、迫击炮连、无线电信队、交通工程队、宪兵营等都随军出征。北伐军三路均先后告捷，饮马长江。他们英勇战斗，出师不到10个月，便从广州打到武汉、南京、上海，扫荡中原，席卷大半个中国，歼灭了不可一世的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几十万大军，写下了光辉的篇章。黄埔军校师生在北伐战争中不怕牺牲，浴血奋战，为国捐躯，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北伐战争的胜利。
为缅怀军校烈士功绩，告慰军校先烈英魂，黄埔军校决定在烈士母校附近修建北伐纪念碑。纪念碑于1928年2月开始修建，1929年建成，由代校长何遂主持建成。何遂撰写碑文：“平岗之石齿齿兮，黄埔之水淙淙；屹丰碑以万世兮，将以重纪于无穷”。碑座的东、西、北3面刻有北伐阵亡的独立团第1营营长曹渊等351位黄埔军校学生的名字。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以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失败而告一段落，因此，纪念碑上所刻记的烈士名单也就有选择。大部分共产党员烈士的名字未能刻记下来，造成了永久的遗憾。纪念碑后曾又被破坏，碑上文字全部用水泥填平。1984年4月之后，经多次维修，恢复了原貌，供人们参观瞻仰。
国民革命军第4军独立团在汀泗桥战斗中缴获的部分武器
站在纪念碑的平台远望，滚滚珠江，万顷沃野，无限风光尽收眼底。数平方公里的长洲岛上，高楼林立，车辆穿梭，呈现着一派勃勃生机。洁白的碑身，挺拔于葱绿的松柏林中，与蓝天相映，昭示着黄埔军校国共两党师生“为民牺牲”的壮举。环视全岛，也不由使人由衷叹服孙中山先生选择此处为培养革命军事力量发源地的眼力。
袖海亭——驶上陆地的“中山舰”
“袖海亭”是广州黄埔岛上的一处风景名胜史迹，建于江边小路上，是1925年为纪念孙中山先生避难珠江口“永丰”舰，再举战旗，留下的一处纪念建筑。这座萧瑟江风中巍然挺立的飞檐拔柱的亭子，曾深深印记在黄埔军校早期毕业生的脑海中。
1922年6月16日，广东军阀陈炯明叛军围攻总统府，孙中山避难停泊在珠江上的“永丰舰”，等待北伐援军回师广州，与叛军相持50余天。在这一期间，“永丰”舰曾锚泊黄埔长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编《黄埔军校》封面洲岛水面，也就是两年后由孙中山亲自创建的黄埔军校门前附近，历尽艰险。两岸的叛军曾数十次向“永丰”舰倾泻无数炮弹，奇怪的是炮弹从未落在甲板上，仅在舰四周炸起冲天的水柱，“永丰”舰安全无损。稍后，“永丰”舰闯过叛军的火力网三山口地带，驶入较为安全的白鹅潭，一直坚持到8月9日孙中山离舰赴沪。
1924年6月，黄埔军校开学，特别是翌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人们缅怀国民革命的先驱，追忆孙中山避难“永丰”舰这段传奇历史，将“永丰”舰改名为“中山”舰，以志纪念。除此之外，还在当年孙中山指挥“永丰”舰战斗过的黄埔军校校址水面不远的岸边，建造了一座中式的亭子。白色的4根圆柱，撑起四角飞檐的黄色琉璃瓦亭盖，在绿阴丛林中，十分耀眼。面对江水的一方，亭楣下有一与亭合为一体的横匾，上书“袖海”两个篆体字，以记载和歌颂国民革命领袖孙中山在这珠江入海口所建立的伟功奇勋。
“中山”舰在抗日战争中壮烈殉国，在武汉附近沉入长江水底。而“袖海亭”作为纪念孙中山避难“永丰”舰的惟一建筑物，虽历经战火纷乱，却得以保存了下来，仍屹立在珠江岸边，面对着滔滔不尽的江水。只是由于黄埔岛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作为军事要地，这一小亭也就鲜为人知。即使有些客人甚至是岛上的年轻人，从此亭旁经过，还以为是所在地黄埔造船厂的江边路旁小憩场所。
20世纪80年代，国家旅游部门应广大游客呼吁，黄埔岛自1986年底逐渐对外开放，并在岛上建起了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去黄埔岛的游客，可顺便去观光离军校大门不到200米的“袖海亭”。
“袖海亭”在当年的革命热土上落地竣工，不知聆听了峥嵘岁月中的多少风雨壮歌，现如今仍挺立于世纪风云中，它同黄埔军校旧址的其他建筑一样，此地作为昔日中国将帅的摇篮，在新的世纪里将拥有新的金碧辉煌。
风雨黄埔，如烟非烟。
著名的船舶修造地——柯拜船坞
中国近百年历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生产力的发展是这一变化的决定因素。那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中国近代工业又发祥于何处呢？史学家通过考证，一般认为中国近代最早的工业便是广州黄埔长洲岛上的“柯拜船坞”。
1840年，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外国商品纷纷涌入中国市场。外国资本家为了商品运输的需要，在中国开始经营船舶修造业。英国人柯拜在1845年首先在广州黄埔岛投资建造了船坞，中国近代工业的新端在这里悄然开始。
该船坞是由一位中国设计师规划的。坞长160多米，宽20多米。有两道坞门，分内外两区，可以同时或分别使用。专家考证认为：该坞设计新颖，与一般船坞不同点是，设计人员把船坞设计的略有弯度，并不是笔直的坞壁，这样就可以充分利用斜度的力点，便于船只进出坞和修造方便，可同时修造2艘5000吨位的船。该坞曾于1856年冬毁于战火，1861年重修。1893年再次维修。这是外资在中国建立的最早石船坞，历史上通常称为“柯拜船坞”，是中国现今存世的惟一一个近代石船坞。
“柯拜船坞”在当时是中国沿海著名的船舶修造地。据记载，柯拜在此地几年时间就赚去了20万大洋。柯拜死后，由其儿子继承，继续营业。
1924年6月，“柯拜船坞”近旁多了一家邻居，这就是黄埔军校。军校师生们在课余饭后来到船坞一侧散步、闲谈，参观船坞中修造船只的过程，他们的理想也在这个船坞旁扬帆起航。许多师生在日后的回忆文章中曾把“柯拜船坞”写入史书中，思恋往日在船坞旁的青春岁月。
“柯拜船坞”一直到新中国建立之初，还接船修造。20世纪50年代初，人民政府对船坞进行了妥善的保护和维修。“文化大革命”时期，一批又一批红卫兵曾打着“砸烂封、资、修”的旗号，要毁坏船坞，在此挖什么备战防空洞，受到时任广州市市长陈郁的坚决制止，所在单位的黄埔造船厂广大干部、职工利用添土的方法，巧妙地将船坞保护了下来。直到1976年“文革”结束后，职工们才将船坞中的泥土挖出，恢复“柯拜船坞”的本来面目，并在船坞一旁树碑立传，以示世人。
由于黄埔岛在新中国成立后作为重要军事基地，“柯拜船坞”也就鲜为人知。1986年底，黄埔岛逐渐开始对游客开放，到黄埔岛参观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的游客，便可以到纪念馆近旁的中国近代工业的先驱“柯拜船坞”参观游览。那一潭清水，映照着黄埔岛的景物，让人陶醉在历史的长河中。
咽喉要道上的长洲炮台遗址
位于广州市东端珠江主航道南岸的黄埔长洲岛，处在由海上水路进入广州的咽喉要道，锁江上交通线，一直是防卫广州海路的要冲。因此，自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时期开始，清政府在这里修筑了多个炮台。清政府设广东海关黄埔分关时，林则徐即在这里修筑长洲炮台。这些江防炮台遗址群，主要排列在岛上的东部，位于军校旧址左侧后，与南岸沙路炮台、北端鱼珠炮台、蟹山炮台彼此成犄角之势，构成长洲要塞。长洲炮台与沙路炮台之间还建有木桥相通，以便互相支援，加之珠江航道在此筑有两道铁栅水闸，可阻敌舰船侵入，炮台曾在虎门销烟、三元里抗英斗争中显示了巨大威力。
1883年（清光绪九年），晚清政府在岛上又新建了白鹤岗炮台、白兔岗炮台、新西岗炮台、蝴蝶岗炮台、大坡地炮台等5所。炮位计有15座，
配置洋炮15尊。最大的一尊炮，口径为24厘米，安置于新西岗炮台。
1884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又积极倡议建设整个长洲炮台工程，使岛上的
黄埔岛上长洲炮台遗址的大炮（2002年摄影）
各个炮台构成完整的防御体系，成为长洲要塞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炮台分别建在长洲岛东南方向的7个山冈上，全长近2公里，成扇面形，由北向南依次排列，各炮位之间距离不等，所配置大炮的数量和炮位的大小也因为地势而不同。各炮位阵地均有辅助设施，如兵勇宿舍、弹药库等。巷道及房间通风良好，其建筑是砖石结构，水泥抹面，均有拱顶、厚壁。清末民初，在岛上成立长洲要塞司令部，管辖炮台各炮位。白鹤岗炮台在长洲各炮台中规模最大，是长洲炮台司令的指挥台。
晚清时期的长洲炮台，常驻兵1000余人，分为勇营和绿营。驻守炮台的军队很特别，采取世袭制，一家人祖祖辈辈都是炮台守军。老祖父两眼昏花，依然认为炮台上少了自己不行，坚持当瞄准手，儿子和孙子只好去搬炮弹。好在打炮的事多少年碰不到一回，平时一家老小在岛上种菜，以卖菜为生。炮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