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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曼花了一周的时间谈判和解金额，1992年12月11日，我们同意英国历史上最高的诽谤和解金：我个人获得五十万英镑以弥补个人名誉受损，维珍航空获得十一万英镑以弥补企业名誉受损。
1993年1月11日
“维珍强压英航”成了《太阳报》的头条，在头版上已经没有什么空间留给其他事情了。
我在卡曼的办公室，还有律师杰拉德，以及我最很高兴与之分享成功滋味的父亲，我们沿斯特兰德大道走向高等法院，从一堆摄影记者中挤出路来。在听证会即将举行的十一号法庭走廊上挤满了人，里面却非常安静。英航首脑们的缺席十分引人注目：金男爵、马歇尔爵士和罗伯特？艾琳这三位主要的公司利益维护者不在、大卫？伯恩赛德也没有来，巴沙姆出国了，但是他的律师却还在做最后的努力，希望把他的名字从道歉声明中除去。法官问英航律师的意见，他们也同意维珍的意见，认为巴沙姆的名字应该包括在道歉名单中，法官最后裁定道歉声明必须和事前准备的一致。
乔治？卡曼站起来念出共同同意的声明，当他念到最后部分时，法庭内鸦雀无声：“英航和金男爵现在毫无保留地同意对布兰森先生和维珍有失诚信与廉洁的指责完全不实，对于英航的部分员工以及巴沙姆先生的行为将会危害布兰森先生和维珍航空的商业利益和名声这一后果同样完全接受。英航与金男爵在此由律师代表自己致以歉意，并为弥补因其不实声明所造成的损害和痛苦，愿意给原告十分充分的赔偿。同时撤销对布兰森先生和维珍航空的反诉。另外，英航与金男爵已经同意支付布兰森先生和维珍航空的各类诉讼费用，并承诺不再重
复引起这场官司的诽谤中伤。“乔治？卡曼喘了口气，整个法庭都屏住了呼吸，”英航和金男爵将赔偿布兰森先生个人五十万英镑，赔偿维珍航空的损失十一万英镑。“
法庭里突然一阵骚动，卡曼不得不提高声音：“考虑到无条件道歉的诚意以及弥补损失的充分赔偿，布兰森先生和维珍航空认为通过采取这种方式解决问题，他们的名声得到了公开平反。”
我看到父亲听到和解方案时泪流满面，他从胸袋掏出的大真丝手帕抹去泪水，我在桌下握紧双拳以免让自己跳起来。
在英航的道歉声明中，还有条刺耳的注解，他们毫无保留地道歉的同时还在继续逃脱指责：“在这场诉讼进行的同时，英航的调查显示他们的员工确实参与了很多事情，英航觉得很后悔，这些事使理查德？布兰森和维珍航空有理由关切。然而我也要着重指出，”他们的律师说，“英航的董事并未参与任何对付理查德？布兰森和维珍航空的计划与行动。”
法庭内的许多人对此嗤之以鼻，英航始终拒绝从道歉声明将这段摘除。“随它去吧，”卡曼最后劝我，“大家都知道它的真正含义。”
法庭外，我面对着重重包围的新闻记者和摄影记者激动万分，握紧双拳，挥舞着庆祝胜利的手势。“我接受这项条件不仅仅为了维珍航空，”我说，“也为了所有其他的航空公司：雷克航空、丹航空、欧洲航空、苏格兰航空。他们都是英航的压力下的牺牲品，只有我们幸存了，刚刚幸存。”
回到荷兰公园，聚会开始。我决定把自己的五十万英镑赔偿金与所有维珍航空员工分享，因为在英航的压力下他们也不得不遭受了减薪和降低红利的损失。墙角的电视里新闻节目全天都在主要报道维珍航空胜利的消息，独立电视台甚至访问了卡里法和伊冯？帕森斯。聚会的人们停下来观看，朝他们欢呼，然后又继续庆祝。过了许久，我正在和别人说话，忽然感到精疲力竭。我感受到我们胜利了，肩上所有的压力突然消失了，我高兴地开怀大笑，倒向一边，进入了梦乡。
觉得自己象站在世界之巅，我和琼、霍莉和山姆去马略卡岛上的旅馆庆祝。整个星期新闻界都在不断对我拍照，我觉得我们正领导潮流，未来几年内维珍将完全改变，我们将拥有整个世界。
一天早上，我躺在游泳池边，读着所有传真过来有关维珍的报道，一对年轻夫妇走近身边，紧张地咳嗽以引起我的注意。“打扰一下，”他们边说边打开一个照相机，“能拍个照吗？”
“当然可以，”我站起来灿烂地微笑，还一边把头发梳到脑后：“你们想在哪里拍？”
“就在这好了，”他们说。
我走过去，背对游泳池站好，挺胸收腹，梳理头发。“这样行吗？”我问。
出乎我的意料，他们看起来有点迷惑不解，小声耳语一阵，没将照相机对着我，反而将它交给我。“对不起，”丈夫说，“我们希望你能帮我们拍照。我叫爱德华，这是我的太太埃拉敏塔，请问先生贵姓？”
29。维珍的领域（1993及以后）（1）
对于维珍来说，1993年是一个分水岭。从那以后，维珍首次资金充足；我们有了“维珍”这样一个强势的品牌，并可以将它推广到广泛的商业领域。我们凭着我们的直觉在尚未规划好的领域中逶迤前行，而不是花费所有的时间去劝说他人这样做。一旦我们完成从维珍音像到大西洋维珍航空公司这一惊人的横向跨越，我们便能从事任何事情。从我们第一次在游艇抄写一个老唱片的合同并同麦克？奥得费尔德签约以来，我们走过了漫长的道路。时代不同了，我们在银行里也有了差不多五百万英镑，但是我并不想把它搁在那儿。
从这一点说，我当然可以退休，将我的注意力转到学习如何画水彩画或者如何在高尔夫球场上打败我老妈，但那并非我的本性。人们问我：“为何你不去找些乐趣？”他们没有问到点子上，其实我最关心的就是找乐。乐趣是我喜欢从事商业的主要原因，也是我开始做任何事情的关键因素——超过其他任何相关因素——乐趣正是维珍成功的秘密。我认识到商业意识充满着乐趣和创造力，它不是开会的成果，也不是在某些商学院教导出来的——在那里商业就是痛苦的折磨，就是大量的“现金流折扣”和“当前净利润”。
虽然我经常被要求给我的“商业哲学”下定义，但是我一般不愿意这样做，因为我觉得它并非像“见方抓药”那样可以传授。没有任何因素和技术可以保证成功。遵循那些已经存在的参数，可以让某项商业进行下去；但是你无法清晰地定义我们成功的商业模式，然后把它像一瓶香水那样装起来。一切不是那么简单：要成功，你必须趋时而动，而且，如果你的周围有一个良好的团队和超乎寻常的好运，你也许能取得成功。但是，仅仅遵循他人的模式，你并不能保证获得成功。
商业充满着变化和流动。据我所知，商业组合从来不是一成不变，一切都那么不可确定，过去的几年也证实了这一点。前些年，当我开始写这本书时，许多领域维珍尚未进入，而这些领域现在已占去我这么多时间。只有当你开始写书时，你才能发现你想到达的目标有多远。我对这本书的态度是：它不仅仅是我过去五十年努力奋斗的全面总结，而且是前进中的一项工作和一种生活。
在我开始写这本书来表述我对生活和商业的态度后，商场风云变幻。但这些事情只能在下本书中出现。过去的几年，维珍取得了根本性的发展，而且它扩张的速度或许超过了欧洲任何一家集团。我们经商的手法也许和以前一样，但内容已有了戏剧性的变化。这本书一开始就不打算像财务报表那样干巴巴，至少我希望它会给出一个观点——什么对于我的生活和周围的人来说是重要的。1993年1月卖出维珍音像并击败英航后，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首次意识到：我已经越过了阻碍，渐渐能看到目的地了。这是非同寻常的，对于任何没有资金支持的人来说，成败只有一线之隔。即使维珍取得过不少成功，一直以来它始终都面临着现金枯竭的危险。维珍有盈利，但我经常将利润投入到新项目中以使集团得到更大的发展，因此，我们很少奢望用多余的现金去抵抗风险。
这些年，我们经历过三次经济衰退，我们承受过巨大损失，我们退出了某些行业并不得不在某些情况下裁员，但是1993年后，我们获得了财务上的自由，已经没有银行敢指手画脚地教育我们如何经商。而我已经成为少有的一类企业家：绝大多数企业家都无法在如此之多的领域扩张后幸存下来。当然，在取得财务自由的进程中，我们不得不克服种种困难，这些困难总是毫无征兆地出现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中。
一开始，我们是一家经营邮购音像的公司，所以很依赖邮政，但不幸的是当时就遇上了六个月的邮政罢工，如果我们不能重新开创新领域，我们或许已经失败了。一切别无选择，罢工的期间，我们的第一家维珍音像店开张了，它在一家鞋店上面，要爬过一条又黑又窄的楼梯才能上去，里面也只有一些货架，一个破沙发和一个铁柜。但是通过它自身的运作方式，小店让我们掌握了零售方面的全部知识。我能在这个小店和维珍在伦敦、巴黎、纽约的旗舰店之间画一条直线。虽然它们只有规模的区别，但是你必须让它有机会诞生。
同样，早些年维珍音像集中了我们所有的资源，每单买卖不成即败。我们或许没能签下10CC，但是我们仍然不殚将公司置于寻求新乐队的风险之中。然后，我们在不确定和祈祷中启航，要知道，一旦在试飞中引擎爆炸，航行还未开始就已经结束。幸运的是：每次出错时，我们反应得总比银行快一点点。
然而，你不能不在脑海中有广阔的远景，有关这点最好的证明就发生在1992年经济衰退最严峻的时期。当时，我正努力融资以使我们所有的飞机上每个椅背后装上个人录像带机——我一直认为维珍应该在飞行中提供最好的娱乐——为此，我们需要一千万英镑，维珍航空没有一个人能够找到所需的资金。那天，正当我们所有人都绝望地坐在克罗利准备放弃这项计划时，我突然想到我可以最后赌上一注。
紧张地拿起电话，我打给了波音公司并要求与菲尔？坎度义特总裁通话。我问菲尔，如果我们购买10架新的波音747－400S，他是否能在经济舱每个座椅后装上个人录像带机。菲尔对于有人在经济衰退时买波音飞机感到很高兴，他同意了。然后，我打电话给空中客车的吉恩·皮埃尔森，问他同样的问题，他也同意了。经过更深入的询问后，我们发现，贷款四亿英镑来买18架新飞机比为贷款一千万去安装椅背个人录像带机要容易得多。结果，维珍航空突然拥有了一个业界最新最现代的机队，而且购买的价格也是我们开始购买飞机以来的最低价。
彼时很多人问我维珍的极限是什么，我们拓展的领域是否已经超过了它所能承受的范围。因为在死板的规则指导下，他们指出世界上没有任何公司把它的品牌投放到如此广泛的行业和产品中去。他们绝对正确，但这也恰恰是我引以为傲的地方，要知道，我正是通过生活中此起彼伏的机遇和挑战而获得成功。一些最好的点子就产生于困境中，而且你必须保持一个开放的头脑去看到它们的优点。就像在1984年一个美国律师打电话给我建议我去开一个航空公司，1987年一个瑞典热气球爱好者邀请我和他一起飞越大西洋。这些提议来得突然而且
含混，我无法想到下一步将是什么，我只知道：如果我听得足够认真，这些好主意在某种程度上都将符合维珍已有的商业组织架构。从本质上说，我对生活充满着好奇，并将这一点业扩展到商业领域。好奇心带着我走上许多无法想象的道路，又让我认识了许多不一般的人，维珍就是这些人的组合，而它的成功也依赖于他们。
维珍有自身的生命进程，而且我常常尽力提前规划。当我试着将《学生》卖给IPC杂志社时，他们被我吓退了，因为我开始侃侃而谈所有其他我想开发的商业机会：一个将提供比其他航空公司的旅行便宜得多的“学生”旅行社；同时我认为当学生没有任何收入来保护自己时，他们正受到剥削，所以我要开一家“学生”银行；由于英国铁路公司的列车经常晚点而票价很贵，我甚至想从他们那租用列车……即使当时我的资源有限，我仍然企图尽可能地进入这些行业并制造巨变。那时，它都是些理论，已经超过了我能力。然而在这一过程中，一些有趣的想法产生了。我创立和经营盈利性的公司，所以我或许是个商人，但是当我试图梦想和超前计划出新产品和新公司时，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我的宏伟计划没有对《学生》产生影响，但是，卖掉维珍音像后，我再次准备去推倒障碍。这次已经有明显不同了：过去在《学生》这个小杂志里我们没几块钱，因而不得不卖掉它；现在我们的大钱柜里却装满了数以百万英镑。这是多么迷人的时刻，凡事皆有可能，我们资金充足，更重要的是，有了维珍这样一个不断超越自己的品牌，什么都不能阻止我们自身变革，维珍的领域一望无际。
我从不压制我的直觉，对于任何商业计划，首要的是有趣。如果一个市场被两个寡头垄断，对我来说它就有正当竞争的空间。不仅仅是有兴趣，我还喜欢趟混水，尤其是当大公司提供价贵质次的产品时，我就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