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压听不出，有危险。”
3：53瞳孔大
希望不大，脉微弱
脚跟着地
3：53脑外科参加抢救
心跳已停
3：56心跳已停，决定切开心脏按摩
4：00按摩无反应
4：08无反应
4：14停止抢救
就这样，常溪萍离开了人世。他才五十一岁，正处于年富力强的时候！
常溪萍含冤死去——坠楼而死，这是毫无疑义的。然而，留在那专案人员笔记本上的常溪萍垂危时讲的一句话，却是极为重要的：“不是自杀”！
这是“常溪萍专案组”成员在现场亲笔记下来的话。他不可能听错，不可能记错，更不可能偏袒常溪萍。
如果常溪萍不是自杀，那么就有两种可能：或者是他杀，或者是不慎坠楼。
常溪萍之死，究竟是什么原因？
焚尸扬灰惨绝人寰
宣传机器操纵在权势者手中。常溪萍临死的辩白“不是自杀”，被淹没在“常溪萍畏罪自杀，死有余辜”的一片“大批判”声浪之中。
常溪萍含冤屈死，本来已是人世间一桩催人泪下的悲剧。然而，他屈死之后，仍不得安宁。
就在他含冤死去的翌日，尸骨未寒，华东师大的造反派们居然召开了声势浩大的“批判大会”。
有人声嘶力地高叫：“常溪萍死了好，少浪费国家的粮食！”
有人扎了稻草人，挂着“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常溪萍”黑牌，当众烧掉，象征着“焚尸杨庆”！
两天之后——五月二十八日、《上海红卫战报》登出大字标题：《把常溪萍焚尸扬灰——怒揭常溪萍的反革命翻案罪行》。
作者：“华东师大遵义兵团、工农兵突击兵团”。
这篇文章，加上了黑体编者按，对常溪萍切齿痛骂。今日的读者已很难有机会读到那样的奇文了，故原文照录于下。虽然牛转星移，那字里行间腾腾杀气犹在：
编者按：臭名昭著的常溪萍带着花岗岩脑袋见上帝去了。这人出卖北大社教运动的大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以自杀向革命人民作了最后的一次反扑。这是当前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务必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切不可松懈麻痹。
常溪萍这个国民党反动派的死硬分子在临死之前以十倍的仇恨，百倍的疯狂，进行了猖狂的反攻倒算；常溪萍的阴魂还在作崇；活着的常溪萍们还企图为死去的常溪萍翻案。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人们，切不可以为太平无事了，一定要高举革命的批判旗帜，把常溪萍这具政治僵尸连同他的主子、伙计、奴才批深批透，斗倒斗臭，让革命大批判的烈火把他烧为灰烬。
别以为这只是红卫兵们的语言。就在同一天，“上海市革委会文教组”的一份报告中，便定下调于：“常溪萍用自杀未对抗伟大的无）”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证明他是个顽固不化的走资派。“
一九六九年四月儿日，驻华东师大工宣队、军宣队和校革会的《关于死不改悔走资派常溪萍的定案报告》，作了这样的结论：“常‘溪萍跳楼自杀，向党、向人民作最后的反扑。”
就这样，常溪萍“自杀身亡”仿佛已经盖棺论定，毋庸置疑了。
不，不。如果说“盖棺论定”，常溪萍死后，不仅谈不上“盖棺”，连个骨灰盒都没有！
他，真的被焚尸扬灰了！
当时奉命处理常溪萍后事的经办人——华东师大总务处一位工人写下了真实情况：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七日下午，L讲：常溪萍死了，你们去个人到龙华办理火化……
后来L说找人造反派明大问去。
第二天，一个穿黄穿军装的学生和我到陈波浪家（陈波浪为常溪萍之妻——引者注）。他对陈波浪的十七岁的外甥女鲁江说，要火化常溪萍，把户口薄拿出来，打埋葬证。当时陈波浪同志受折磨躺在床上，呻吟，为心难过，讲不出话来。尔后小鲁江出户口薄……当时造反派在旁边。陈波浪同志当时未作决断。片刻，那个造反派讲：“烧掉算了。”我说，要得家属同意签字才行。最后，造反派气势汹汹地对鲁江说：“你签字，骨灰不要，和大叛徒划清界限。”当时鲁江被吓呆了……
造反派逼迫一个十七岁的孩子签字，使蒙冤而死的常溪萍，连骨灰都不知去向！
惨绝人寰！
就在常溪萍死后，遭到挞伐，被诬为“畏罪跳楼自杀”的时候，他的妻于陈波浪也被栽上“畏罪跳楼自杀”的可怕罪名，仿佛常溪萍夫妇俩都“爱好”跳楼！
幸亏陈波浪九死一生，劫后犹存，能够揭露事实的真相。
她迈着沉重的步伐，慢慢走问沙发，坐了下来。她用带着山东口音的普通话，强忍着心中无限痛苦，向我诉说着她所谓“畏罪跳楼自杀”的真情……
她所谓的“畏罪跳楼自杀”，发生在常溪萍之死以前三个多月———一九六八年二月一日，农历正月初三。
差不多跟本文中叙述的常溪萍被送进医院的情景一样，也是一辆汽车，也是一群造反派战士呼拥着，也是向医生声称患者系“跳楼自杀”。所不同的是：她是在早晨进院——上海第一人民医院，她没有得到“为了运动需要，不能让她把材料带走”之类“恩典”。
经检查，她的七根肋骨断了，其中两根插入肺中，把肺部刺破了。右脚小腿骨龟裂。血压降到零。她已昏迷不醒。
所幸的是，主持手术的是王道民大夫——一该院原副院长，“走资派”。他倾注了极大的同情。一听见她的心脏还在跳，王大夫就决定尽力抢救。
输血。当鲜血源源输进她的血管，血压回升了。
切除了断裂的肋骨，代之以不锈钢。
缝好了肺部的两个洞洞。
她，终于被穿着白大褂的“走资派”从死亡的边缘救回来。
然而，离开手术台，推进病房，她却落在一个“造反派”医生手中。他得知她是“大叛徒常溪萍的臭老婆”，射来了冰冷的目光，不许家人看望，不准家人送东西给她吃……
她受到病痛和冷遇双倍的折磨。
她十几天大便不通，向那个“造反派”医生要几颗通便药片，他都板起面孔：
“不给！”
手术后才半个月，就逼她出院！
她躺在家中，奄奄一息，断绝医疗，生活无着落……
她的历史清清白白。她在上海财经学院担任党委办公室主任多年，工作向来认认真真。仅仅因为她是“大叛徒常溪萍的臭老婆”——这十个字写在大字标语上，写在她胸前的黑牌上……
华东师范大学“常溪萍专案组”一个成员，对于她“自杀”那天的情况，曾作如下回忆；
一九六八年春节，常溪萍放假回去过春节。我于年初三晚上八点多钟回到学校。
刚到宿舍放下东西，有人就来告诉我，财经学院来通知，陈波浪“自杀”了，现在在市一医院抢救，常溪萍住在家里，怎么办？当时我和这人就到办公室，找学校领导汇报。记得几人常委在场。他们已经知道陈波浪“自杀”了，当即要我们到财经学院、医院去看看，了解一下情况，然后到常溪萍家里，把他带到学校里来住，当时打电话，派了一辆黑色的小轿车，我和另外两人一起上车……汽车到财经学院时，发现财经学院两派对立很严重……
我们从财经学院出来后，就到××路常溪萍家里。当时已十一点钟光景……我对常说，陈波浪自杀，你知道吗？常回答说，知道，小孩去看过了。我又说，自杀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你知道吗？常说：自杀是判党，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我又问常的态度，常说决不走她这条路。我当时告诉他，学校要他住到学校里去。当时常溪萍拿了一包被于，就和我们一起上车……
就从那一天起，常溪萍再也没有回家。
也就从那一天起。陈波浪“自杀”的消息，传遍了医院、学校，传到了许多地方。令人吃惊的是，迄今，在我采访的时候，许多人还在说陈波浪“自杀”！
法西斯蒂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说过：“语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
陈波浪被谣言泼上一身污水，迄今还未洗刷干净！
她用愤怒的声调，痛斥那无耻的谣言……
一九六八年，那是非常“革命”的年头，春节也“革命化”了：学校不放寒假，只在春节休息三天。
她被关押在学校。
就在年初三晚上，来了一群凶神似的红卫兵，用棍棒对她进行“审问”。
她的腿骨是被一群凶神似的红卫兵打断的。她的七根晌骨也是被打断的。她被打得失去了知觉。
红卫兵们不得不把她送进医院。为了遮掩自己的罪恶暴行，他们就放出了谣言：
“陈波浪跳楼自杀！”
她以顽强的生命力，战胜了病痛，在棍棒下活了下来。她斜靠在沙发上，那用不锈钢支撑着的胸脯急剧地起伏着，终于说出了谣言的来由。
她说，那和她一起被隔离的，还有上海财经学院的组织部长和人事科长。人事科长被打得下肢残废，组织部长被打得尿血。她是挨打最重的一个。
就在她被驱出医院，躺在家里，生死维艰之际，传来了丈夫的死讯！
就在她如刀剐心、痛苦难言之际，那个“穿黄军装”的“造反派”逼着鲁江签字，不要常溪萍的骨灰……
暂且把常溪萍是不是“自杀”这个问题放一下。耐人寻思的是：为什么常溪萍夫妇一个死、一个残，蒙受如此残酷的迫害？常溪萍最大的罪名是“叛徒”，而常溪萍一生从未被敌人逮捕过，怎么会成为“大叛徒”？……
这一个个问号的答案是惊叹号。一旦把一个个“？”拉直成“！”，常溪萍之死那错综复杂的政治背景，也就明朗化了。
上海是个海，这个海很深。当年的常溪萍一案所及，很深很深……
一个戴大口罩的神秘女人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日，从北京开来的特快列车，呼啸着驶入上海站。
硬席车厢如同筷子笼似的，挤满了串连的红卫兵。列车靠上月台之后，一扇扇车窗成了出口，一个个红卫兵从窗口跳下，踏上了上海的土地。
这时，从宽敞的软卧车厢里，从从容容走下一个中年女人。她戴着眼镜，一个大口罩遮住大半个脸，身穿一件草绿色的棉军大衣。
她马上被一个干部模样的人和几个红卫兵接走，坐上小轿车，直奔上海西区高级宾馆—一衡山宾馆。
此人来沪，非同小可。就在她动身之际，当时正在上海处理“安亭事件”的“中央文革副组长”张春桥便给中共华东局宣传部来了电话，关照道：“给予方便。”
正因为这样，她一来，就被安排住进衡山宾馆。
然而，才住了几天，她就趁夜色浓重之际，戴着大口罩，跳上一辆铁皮车厢的三轮卡。卡车上虽然装着高音喇叭，此时此刻却默不作声。这辆红卫兵的“宣传车”
消失在上海马路上的车流之中。
此后，关于她的行踪，外人莫知。
她到哪里去了？
她，悄然住到了华东师范大学第三宿舍三楼，神不知，鬼不晓！
第三宿舍本是留学生宿舍。那年月，不收外国留学生，那幢宿舍楼空着。她住进去以后，红卫兵们为她守卫大门，“闲人莫入”。
她一般昼伏夜出。外出时总是戴大口罩，总是坐那辆“宣传车”，很少惹人注意。
前文已经提及的那个华东师范大学的“最早造反的老工人”，成了她的“保镖”，替她带路，替她联系。有几次，宣传车另有任务，当她深夜返回华东师大时，跳上了Z的自行车。这时，Z既成了她的“两辆车夫”，又成了时时提防“保皇派”袭击她的忠实卫士。
她为什么不住衡山宾馆，却在华东师大住了一个月？
她的上海之行，据说是“串连”。
她来上海，打的是“新北大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团”的旗号。
就在她到达上海的第二天，上海造反派们在文化广场召开“批判上海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她公开露面了。
她在大会上的讲话，清清楚楚地印在次日出版的《师大简讯》上。
她说来沪的目的，“是揪出出卖北大社教运动的大叛徒、大刽子手常溪萍，代表新北大全体革命师生来和他算帐。常溪萍的问题上下都有根子，上面的根子是邓小平、彭真，下面的根子是以陈丕显、曹获秋为首的上海市委。”
哦，怪不得她如此看中华东师大，怪不得她悄悄住在那里——原来是要“揪出”
常溪萍！
她，聂元梓，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她和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等七人，在北京大学大饭厅墙上贴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张大字报以及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于是聂元梓顿时名扬全国，成为“文革”风云人物。此后，她成为北京红卫兵运动的“四大领袖”之一。
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聂元梓此行，颇有来头。
聂元梓来沪之前，忽地“失踪”了几天。那阵子，她叱咤风云，每天有许多“左派”围着她团团转。可是，她突然不知去向，在北京大学校园里消失了。
直到一九七七年九月十九日，聂元梓在由北京大学保卫部监管审查期间，这才交代了其中的奥秘：
……我正在考虑串连的时候，突然一天晚上，中央文革办事组W打电话来，说江青为了你的安全，要我们接你离开家里，到另一个地方去。我不同意，认为没有必要。W说：这是江青给我们的任务，我们一定要接你去。我问发生什么情况了？为什么一定要我离开？W说他也不知道，只是指示他要接我住在另一个地方，并把我认为最重要的材料带上，以免在家里丢失。还说希望我也一定执行江青的指示。这样，我被接到中央文革对外不开放的一个地方（花园街X号）。到这里后，住了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