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只是鼓励，只是慰勉，而忘记了执行批评，那就无异是把一个良好的作者送进坟墓里去，我不必举远例，头些时候青年诗人×××底诗集出版以后获得赞美，大家忘了批评他，如何呢？他没落下去了！再看《雷雨》底单行本序文，又显出一种非常不好的态度：他不高兴别人给他底意见。他已经在自做了！假如他底《雷雨》发表以后，就得到正确的批评，那是不会有这种现象的。
《八月的乡村》、《生死场》内容上没有问题了吗？
《八月的乡村》整个地说，他是一首史诗。可是里面有些还不真实，像人民革命军进攻了一个乡村以后的情况不够真实，有人这样对我说：“田军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就是由于他感觉到田军还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如果再丰富了自己以后，这部作品当更好。技巧上、内容上，都有许多问题在，为什么没有人指出呢？
将这部作品批判以后至少有下面的几点好处：
①田军可以将《八月的乡村》改写或用写另外一部，②其他的正在写或预备写的人可以得到一些教训，而不再犯同样的错误，③读者得到正确的指针，而得到良好的结果。
我相信现在有人在写，或预备写比《八月的乡村》更好的作品，因为读者需要！
批评家！为了读者为了作者请你们多写点文章吧！多教养作者吧！许许多多的人们在等待着你们底批判！不要以为那些作家是我们底就不批评！我们要建立国防文学，首先要建立更为强健的批评！我们要结成联合阵线，首先要建立强健的批评！更为了使作家健康，要时时刻刻的执行自我批评！
唉，“狄克”十九岁时写的文章，以“语录”开头，以许许多多带惊叹口的口号结束，后来“文革”中的“大批判”文章，竟与他如出一辙！
泄露“狄克”底细的是张春桥自己
“狄克”之谜，本来唯有张春桥知，崔万秋知。崔万秋自然守口如瓶，不会泄露天机。万万料想不到，道出“狄克”底细的，竟是张春桥自己！
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五日，狄克在《大晚报》上向鲁迅放了一炮之后，鲁迅当即“拜读”了狄克的“大作”。鲁迅横眉冷对狄克，于四月十六日写了《三月的租界》，予以痛斥。
鲁迅把文章交给了设在新钟书店里的《夜莺》月刊编辑部。《夜莺》编辑当即把鲁迅的这一讨狄檄文，排入五月出版的第一卷第三期上。
《夜莺》月刊是委托上海杂志公司发行的。按照上海杂志公司的规定，委托发行的杂志在印出样本（清样）之后，应该马上送一份给该公司，以便老板了解内容，预估销路。
老板看毕，着人把样本送还《夜莺》编辑部。
送样本者何人？张春桥也。
《夜莺》编辑翻了一下送回去的样本，忽然发现印着鲁迅的《三月的租界》那一页已被撕去。
“谁撕的？”编辑问。
“我！”张春桥狠三狠四地答道。
“你为什么要撕掉鲁迅的文章？”
“我要留下来仔细看看。”
“为什么要仔细看看？？”
“鲁迅在骂我！”从张春桥嘴里，终于蹦出了这句至关重要的话。
“这么说，你就是狄克？！”编辑用惊讶的目光，注视着面前这个瘦骨伶仃、戴着圆形近视眼镜片、山东口音的青年。
张春桥猛然间意识到自己在激动的时候说走了嘴，泄露了天机。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他只好解嘲道：“是，又怎么样呢？”
一扭头，他气呼呼地格登格登走了。
于是，《夜莺》编辑部知道了狄克之谜。
于是，鲁迅知道了狄克是谁。
于是，魏金技、于黑丁也知道了狄克的秘密。
这消息像长了翅膀似的，在上海文艺界暗暗传来。传入了《辛报》编辑姚苏凤耳中。
姚苏凤是苏州人，曾是鸳鸯蝴蝶派之人，当过《晨报》的“每日电影”主编，后来日渐进步。
《鲁迅先生轶事》一书，只署“编纂 千秋出版社编辑部”，未标作者名字。
这家千秋出版社名不见经传，在上海图书馆浩如烟海的藏书之中，由千秋出版社印行的书仅此一本而已。版权页上印着社址位于上海卡德路（今石门二路）某弄堂内。
从书的内容来看，大都摘编自当时《辛报》上的一些文章。这本书是唯一透露狄克之迹的书，成为三十多年后上海掀起的“炮打张春桥”的重磅炮弹。
这本书出版于一九三七年。
第二章 晋察冀岁月
“狄克”钻进延安
自从一九三五年五月踏进上海滩，张春桥混迹上海文坛两年多，发表了四十多篇年长短短、五花八门的文章。一九三七年九月三日《立报》刊出署名张春桥的短文《武装民众》之后，他的名字便从上海报刊上消失了。
张春桥哪里去了？
难道他“最最会化名”，化了什么新名字？
直至一九三八年五月的《抗战文艺》周刊第一卷第五期登出署名张春桥的《汉奸吉思恭》，标明“延安通讯”。消息传到上海，人们才恍然大悟：
“狄克”钻到延安去了！
吉思恭，日本的间谍。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七日，在延安陕北公学操场上，举行了公审汉奸吉思恭大会。“狄克”也在场，于是写了这篇“延安通讯”……
“狄克”是怎样钻进延安的呢？
在张春桥一九五○年亲笔真写的《简历表》上，“何时何地何人介绍入党、候补及转党年月”一栏，这么写道：
一九三六年四月在上海经关成志、林福生介始入党。
一九三八合八月在延安经顾光斗、雄飞介绍重新入党。一九二九年二月转正。
张春桥既然在一九二六年四月入党，怎么到了一九二八年八月又要“重新入党”呢？
那位“吴成志”，真名宋振鼎、他对张春桥在上海的“入党”经过，说得最为清楚：
我一九三二年九月被捕，一九三五年七月从苏州反省院自首出来后去上海。一九三六年四、五月间，我（化名吴成志）与原社联林福生（从苏州反省院出来的）、王德明等成立中国共产党上海预备党员委员会，曾经我介绍张春桥参加预备党员。
这个组织没有党的组织领导，是我们自己成立的。成立不久，上海党组织派吴仲超找我谈话，指出这个组织是非法的，叫立即解散。我们当即解散，并通知到所有参加的人，也通知了张春桥。此后，我再未介绍过张春桥入党。
原来，张春桥在一九二六年四月所参加的是假共产党！可是，张春桥却把它写入自己的入党简历之中，又不得不自相矛盾地写上“重新入党”的年月……
张春桥离开上海，是因为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门，枪炮声震撼着上海城。
在日军统帅水野修身、上海派遣军总司令松井石根大将坐镇指挥下，日军第三、六、九、十一、一○一、一○五、一○六、一一○、一一四、一一六等师团和海军陆战队，共三十多万人，突然袭击上海。“八·一三松沪战争”打响了。
张春桥曾写过一篇题为《中国为什么胜利？》的“报告文学”，发表在一九三七年十月四日的《国闻周报》（战时特刊第十六期）。其中，记述了他自己在“八·一三”当天的踪迹：
十三号的早上，我得到日本军队在八字桥向我军进攻的消息。就跑到南市，又折回来，转到公共租界，往北区走去。我想看一看战争发生以后的人们。不但去看，还要深深地发掘，往他们心眼里钻，我还跑到杨树浦的工人区，跟他们谈，跟两位年青的工友跑到野外的一条可以通到北四川路施高塔路（引者注：今上海山阴路）
叫作沙虹路的地方去，遥望天通庵火车站的烟火。重炮，机关枪的声音很清楚的随风飘过来。四周静静的，农夫们在晚霞里整理着南瓜黄瓜和别的菜蔬。
黄昏慢慢的后退了，夜占领了这地方。
天通庵的炮火更烈了，声音一阵阵地传过来。火苗燃燃着跟黑烟卷在一起，叫啸着往上升。
是下午四点钟开的火，我到了夜里十二点才离开一群工友跑回来，在虹桥，日本兵布满岗位。过来外白渡桥是密集的人群。
最使我忘不了的是，在三点钟的时候，我经过老靶子路。到闸北去的路完全断了。在靶子路北河南路口有西捕站着，不准走近通过的铁门往宝山路去，而且，铁门是上锁了。……
就张春桥以上自述可以看出，二十岁的他，富有社会活动力。能跑，能钻，能记，能写，已非等闲之辈。虽说论学问，论标点古书，他不行，可是他的目光早已投注于政治，要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显一番身手。
上海站不住脚了。张春桥踏上了北去的列车，前往济南。
张春桥在济南的行踪，从他发表在一九三八年四月五日《战地》半月刊一卷一期上的《韩复渠》一文中，依稀可以查证出来：
“去年九月中我从淞沪战场退出来，到济南……”这表明他抵达济南是在一九三七年九月中。
“果然，在我退出济南一个礼拜的时候，济南失守了。”日军攻占济南是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因此，张春桥离开济南的日于当为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在济南，张春桥渡过了行踪诡秘的三个月……
济南。经五路小纬四路富润卫，张家。张春桥的父母张开益、宋蕙兰都住在那里。
富润里却不见张春桥的影子。偶尔，夜深人静，“狄克”才在那儿露面。
张春桥在哪儿安身？
济南，指挥巷十八号。挂着“冀鲁边区游击司令”头衔的复兴社山东省头目秦启荣，在会客室召见了秘密交通员胡彰武（原名胡宪文）。
“这里有两份密件，你务必亲手交到柏俊生手中。”秦启荣的神色显得十分严肃，把两封封得死死的信，交给了胡彰武。他叮嘱道：“两封信里的一封，叫柏俊生马上妥交赵君弼。”
果真，密信送往柏家之后，赵君粥得讯，来到了柏家。
柏俊生的大老婆赵氏取出密信，当面交给了赵君粥。
赵君弼拆开密信，看后当即烧毁。密令只一句话，深深印在他的脑子中：
兹有张春桥去住你家，希一切关照，注意安全 此致
赵福承
秦启荣（章）
赵福承，也就是赵福成、赵君弼，张春桥的同乡。此人与张春桥之父曾有过同事之谊。他生于一九○五年，比张春桥年长十二岁。
赵君弼颇有来历：一九三○年，他从北平警官高等学校毕业之后，便东渡扶桑，在日本内务省警察讲习所留学。一九三六年又去南京中央警官学校受训。此后，他出任济南市警察局长。他也是复兴社的山东头目。
就在赵君弼接到秦启荣密令后一个星期，瘦骨嶙峋的“狄克”便翩然而至，住进了这位济南市警察局长的家中。彼此心照不宣。“狄克”独进独出，面孔总是那么刻板，嘴巴总是闭得那么紧。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南京陷落，济南危在旦夕。赵君弼也在收拾细软，准备逃命。这时，才从张春桥的牙缝中，挤出几句话：“赵局长，我要去延安。”
赵君弼先是一怔，随即明白了，说道：“你去吧，我得留在这边干。”
张春桥道：“我到延安去看看。如果干得好，就在那边干下去。如果干不好，我就回来找你。”
几天之后，张春桥在大雪纷扬之中，收拾好行装。
“你穿得太单薄了。”对于这位“同乡同事张君之少君”，赵君粥格外照应。
一边说着，一边脱下身上的棉大衣，披在张春桥身上。
“赵局长，太谢谢了！”张春桥感激涕零。
“你走后，还有什么事要我办？”赵君弼问道。
“赵局长，我走之后，拜托您多多关照我的父亲。”张春桥说毕，穿上略嫌肥大的棉大衣，在风雪交加之中走出了赵家。
张春桥走后，赵君弼果真对张春桥之父张开益给予关照，提拔他当上了警察局的庶务主任。
一路风雪弥漫，张春桥的足迹迅即被大雪覆盖。
就在这时，有人在山东单县见到了张春桥。
此人名叫汤静逸。一九八七年十月，九十五岁的汤静逸先生，在上海向笔者讲述了半个世纪前的往事：
我当时是国民党政府江苏省徐州专员兼总指挥。一九三七的十二月，我带部队进入山东，来到单县。单县的县长叫朱世勤。见面时，有一瘦瘦的青年在侧，看上去像个大烟鬼似的。朱世勤向我介绍说，那青年是他的新来的秘书。并夸奖青年“小有才干”。我记得很清楚，朱世勤告诉我，青年名叫张春桥。张春桥对我连连点头哈腰……
解放后，当张春桥的名字出现在上海的报纸上，我起初以为是同名同姓的人。
后来看到报上登的照片，认出来就是那个“小有才干”的张春桥。我感到奇怪，我、秦启荣、朱世勤都是复兴社的，这个张春桥怎么会钻进了共产党？
张春桥只在单县作短暂的勾留，过南京，抵武汉。他借助于郭沫若那“政治部第三厅”里一个熟人的介绍，打通了前往延安的路踏上延安那片红色的热土才几天，张春桥的胸前便挂起了一枚“中国红军创立十年纪念”的红星章。虽说是他向一位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员借来的，一借就不还了。这枚红星章，仿佛成了“狄克”的护身符。
这个“红皮萝卜”，终于混入了红色的洪流。到达延安才两个月，他的“延安通讯”便写开来了：
会场是紧张活泼。……延水高声地唱着歌向东流。
“欢迎陕公（引者注：即陕北公学）唱歌”！
“欢迎党校唱歌”！
一阵阵的歌声，高昂的像延水的激流一样的歌声，轮流地从抗大、陕公、鲁迅艺术学院……的队列中发出来，清凉山嘉岭的山谷间响着回音。
“欢迎丁玲同志唱歌”！
丁玲同志刚回来，大家一定要她唱，她站在那里，唱了一个“老乡上战场”！……
告了邓拓一状
中国的“文革”大幕，是在批判“三家村”的喧哗声中拉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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