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迈便是这样一个人。
他是广东客家人，大高个，肩很宽，全无广东人的那种瘦小与灵巧劲儿。从延安整风时起，他便被康生看中了。他总是那么严肃，那么深沉，不苟言笑，说话时喉音很重，一举一动，都有着一种阶级与使命的庄严。他办事认真，仔细，韧性十足，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虽然他从未真正上过战场，但是，无人会怀疑他在革命需要的时候，把一腔热血交给党的事业。他属于那种根本不可能被收买的一种人，生活简单而无奢求，不吸烟，不喝酒，连茶也很少喝，以“清贫，洁白而朴素的生活”（方志敏语）为荣，参加革命的目的，绝不是为了发财或当官。可惜的是，他们这种人的思维方式太简单，只习惯于接受和服从，从不会用自己的脑子去思索与分析。因此，康生选中了他，把他视为心腹。
因为他无需伪装，他表里如一，他能够坚决服从。康生需要他的无私，他的坦白和他的忠诚。许多时候，这样的人才更有威力，因为他身上无懈可击。不客气地说，这种人一旦被邪恶所掌握，其破坏力常常是毁灭性的。从延安整风、以后的反右斗争，直到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常常都是这种人充当了最出色的打手。当他们从事着破坏的时候，与那些幕后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还坚定地以为是在为革命事业而献身。
康生找来了罗迈，亲手为罗迈倒了一杯上好的碧螺春茶。脸上，是长者慈祥而耐心的微笑。
“小罗，最近很忙么？昨天轶欧同志还问起你，怎么不去家里玩？没有事，聊一聊也好嘛。不能让人家说我们一进了城，便忘了当年的老战友了。”
罗迈听着这亲切的话语，只觉周身一股暖流在游走。
“康生同志，您那么忙，我怕……打扰您的工作。”
“这难道就不是工作了么？作为一个革命人，应当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是革命的。因此，我们聊天、吃饭、看戏、看书，其实也都是革命工作的一部分。火车跑起来是工作，难道停下来加水加煤，就不是工作了么？”康生说得从容，没有一点儿架子，完全像是一位老人在同一个年轻人唠家常，平易而近人。
罗迈认真地点了点头，把这番话记到了心里。
从延安整风的时候起，他便崇拜康生在错综复杂的党内斗争中的大将风度了。在那次整风运动中，康生同志的一双眼睛多么尖锐，挖出了多么隐蔽的“第五纵队”（即隐藏的特务和异己分子）呵。在康生同志身边工作，可以说是一种莫大的荣幸呢。因为可以学到许许多多东西。
“本来，我是有点儿私心的，想把你调到我身边来工作，办事放心。可是再一想，又怕影响了你的发展，所以，就没有调。革命事业蒸蒸日上，哪儿都需要人。我们这些人老了。需要你们这些年轻人挑更重的担子呢！”康生喝了一口茶，把茶杯轻轻地放在宽大的写字台上，一只手按在玻璃板上，眼睛望着挂在墙上的大幅丝织中国地图。那地图高一丈，宽一丈五，把整面墙都挡住了。他的样子十分严肃，眯着眼，挺着胸，另一只手拿着一支红蓝铅笔，叉在腰间，像一位决战前夕的将军。“罗迈同志，你对当前的国内政治形势有什么看法？”
罗迈有些惶惑。他知道，自己无论怎样回答，都会浅得可笑。而且，康生根本不需要回答。
“应当看到，新中国并不平静。有那么一些人，在磨刀霍霍，伺机向党进攻。他们不会甘心失败，他们会怀念失去的江山！解放七年了，可以说，这场斗争，没有一分钟平息过。蒋介石还在台湾，虎视眈眈；大陆上，还有他们留下的残渣余孽，遗老遗少。一有机会，他们就会兴风作浪。”康生以极为严峻的口吻语重心长地说：“因此，我们也不能睡大觉，要准备战斗。这是在另一个战场上的、不流血的战斗，却会更尖锐、更复杂，也更残酷。昨天我见到毛主席了，他也说，不能睡大觉！”
他的样子像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言，沉着，严肃，平缓的声音也显得格外有力。
“是的，康生同志，是的。”罗迈认真地点着头，仿佛是在接受大战前夕的使命。康生同志对他——一个小小的副处长——一下子讲了这么多重要的话，使他连呼吸都觉得分外沉重了。
“现在，”康生踏着绒绒的织花地毯，站到了办公台前，凝视着台上的一部暗红色的电话机说：“文化界、学术界，都有一大批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讲怪话，煽动不满情绪。尤其是一些旧社会留下来的遗老遗少，正在不遗余力地向党内渗透，腐蚀我们的干部，这问题就更严重了，我考虑，让你到文化部去工作一段时间。去了以后，重点是摸情况，做到心中有数。你知道人为什么有两只眼睛、两个耳朵，却只有一张嘴么？那就是要人们多看，多听，少说话，平时说得太多，到该说话的时候，就没话可说了。”
“是的，康生同志。”罗迈连连点头。
“要特别注意那些表现特别积极、特别主动的代表人物。这些人很具有迷感性，脑子里有一套歪理论，能讲、会说会写，因此影响力也特别大。这样的人物，政府里、民主党派里、学术团体里、大学里，都有一批，不可低估他们的能量。要能够识破他们的嘴脸，在时机成熟的时候，给予狠狠地打击。但是，现在还不到时候，要等他们充分表演、充分暴露。你去了以后，第一步是先要得到他们的信任，让他们失去戒心。有什么情况，随时告诉我。”
第二天，罗迈便到文化部上班了。
几乎没有人注意到他的到来。在文化部这样的大机关中，干部调动是经常性的事。他为人朴实、随和，骑一辆很破的自行车上下班，穿着补丁的裤子，中午在机关食堂吃饭，总是吃最便宜的饭菜。张伯驹虽然同他谈得不多，却对他印象不错，甚至为共产党中间有这样的干部而高兴。
十
1957年，夏。
大规模的反右斗争，随着天气的炎热，也一天天地推向了高潮。
算总帐的时候到了！
一切，都是深思熟虑的，经过充分准备了的。
4月，中央下发了关于在全党进行一次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号召各界给党提意见。态度是认真的，也是诚恳的。
许多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人，纷纷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应当说，这些建议并不是都对，可能很片面，也有些偏激。与此同时，也有极少数确实是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不满的人，认为机会到了，打出了“轮流执政”、“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成立政治设计院”的反动口号。
立时，形势分外地严峻了。
人们的传统心理，开始潜在地发生作用。
于是，鱼龙混杂了，一小撮变成了一大撮，变成了一批、一大批。
每天，都有许多罗迈那样的“忠诚的”干部，向中央报去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动态。他们确信，报得越多，越能够表现忠诚。对这些残渣余孽，不但要毫不客气，而且要一网打尽，留下一片干干净净的土地与蓝天。
康生果然没用错人。
在罗迈整理出来的“文化部右派分子活动情况汇报材料”中，密密麻麻地开列了一大群人的名字和他们的言行录。罗迈工作认真而审慎，他开列的名单，分成了三大类：极右分子、右派分子、偏右分子。搜集的“反党言论”，不但有现在的，还有以前的。时间、地点、证明人，清清楚楚。
张伯驹被划在中间那一类里面。
他的右派言论有这样一些：
“一九五六年十月五日。中午，在部机关外篮球场，张对秘书处的赵文中说：既然讲了民主党派和共产党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就要有个互相的样子，不能只走形式，伸手算一票。从法律上，便要有保证。否则，干脆取消，反倒痛痛快快，直截了当。”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八日，下午，在机关会议室，讨论现代戏的创作问题。张发言说：文艺不一定都要为政治服务，也可以欣赏，陶冶性情。从这一点来说，对社会主义建设也是有好处的。换句话说，炒一盘好菜，能表现政治观点有什么毛病吗？吃好了，吃饱了，工作有精神了，也就是政治了。”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部机关新年茶话会上，张发言说：每逢佳节倍思亲，这是古语了。我有一些朋友去了台湾，应当说，其中也有一些是好人，艰苦朴素、两袖清风。他们只是走错了路，跟错了人，从人品上说，并不是坏人。如果强调阶级性，便把别的都一笔勾销，是不对的。”
“一九五七年四月，在部里举行的整风工作会上，张说：共产党早该清一清了，不能拨拉脑袋算一个，什么人都是共产党。一个字不识的党员，能懂马列主义么？据我看，一百个党员里面，有九十个不懂马列主义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九五七年六月，在整风小组会上，张发言说：黄绍hong的话，我看就有几分道理。（有会议记录为证）”
“一九五七年九月，在整风小组会后，张对我说：丁玲、陈企霞他们那样讲，也无可厚非。提意见，就有可能对，有可能不对，用心是好的就行。”
“一九五七年十月一日，有人亲眼看见，张同黄绍hong在一起，谈了足有一个小时。黄是极右分子，旧官僚，曾经任过国民党政府内政部长、监察院副院长，同张很谈得来。”
可谓是深文周纳了。
康生把关于张伯驹的言论部份仔细地看了两遍，微微一笑。
然后，他用红铅笔在张伯驹的名字旁边，大大地写了“极右”两个字。
在文化部公布的第二批“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的名单中，有了张伯驹的名字！
因为有中央领导同志的亲笔批字，事情已经无可挽回了。虽然茅盾、夏衍、郑振锋等部里的领导都为他做解释工作，特别提出他曾在不久前把二十幅珍贵的书画捐献给国家。然而，功不抵过。有人甚至提出：他那样干，其目的不过是为了“捞取政治资本”。并说：他那些东西，刚解放时便应当视为官僚资产，予以没收呢。
张伯驹看了自己的“言论汇编”，也惊得目瞪口呆。
他万万没想到，自己的行为，已经属于反党反社会主义了！
他痛悔，发自内心地痛悔。不管自己主观上怎样想，客观上，起到了危害党和国家的作用。回头细想一想，委实吓了一跳。
部里的反右斗争领导小组成员罗迈亲自找他谈了话，指出：“你的灵魂深处，还有一些没落的、腐朽的东西在作怪。可怕的是，恐怕你自己还不大清楚！”
张伯驹连连点头。
他开始懂得思想改造的意义，也开始重新认识自己、检点自己、反省自己。
直到名单最后公布，全部上下开始大批判的时候，张伯驹才把被划成右派的事情告诉慧素。
他怕她伤心！
慧素听了，什么也没说。
他希望她埋怨，她落泪，可是，她的样子却异样平静。
“伯驹，你说心里话。你真的是要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么？”
张伯驹沉默了许久，摇了摇头。
慧素轻轻一拢耳边的头发，笑笑说：“吃饭吧。”
张伯驹木然。
他心里很乱，似乎有许多话要说。
事情是他自己弄下来的，他没有权力让妻子受牵连。这么多年中，她为他承担的不安与烦恼实在太多了。
“你……为什么……”他呆呆地望着她：“右派分子，这帽子……好重呢。我可能……要离开文化部……”
慧素泰然地说：“你对我讲过，春秋时楚国有位孙叔敖，三次当宰相，不因此而高兴，因为他认为这是自己的能力使然。三次被罢官，他也不因此而生气，因为他认为这并非他有什么过失。既然你的内心深处并不是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戴顶帽子，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呢？大不了，到乡下去种田。早晚，事情会弄清楚的，你说呢？”
张伯驹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一抹微笑。
人在这种时候，最最需要的不就是这种深深的理解与同情么？
十一
陈毅挺着身子，一手叉着腰，气冲冲地坐在沙发上，样子像一只健硕的正在发怒的公牛。连呼吸，也显得分外粗重了。
他刚刚看过中办发来的关于国务院各部反右派斗争的材料。那上面，有不少人是他认识的，数量之大，令人不可思议。“乱弹琴！”
看了关于张伯驹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摘编“之后，他把那本材料重重地往地上一摔，狠狠地骂了一句。
张伯驹会反党反社会主义？他根本不信！多年的交往，他对张伯驹夫妇不但了解，而且说得上是理解了。不久前，他们夫妇把最最珍爱的二十件堪称国宝的书画捐给了国家，他一点儿也不觉意外。不过一年工夫，张伯驹居然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他根本不相信。别的人可能会这样，但他相信张伯驹绝对不会。
因为毫无道理！
由此，他对整个的反右斗争都有了看法。他根本不相信那些“言论汇编”。这种断章取义式的东西，他见得太多了，也早领教够了，知道那是些什么货色。同样一篇文章，到了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手中，这里摘一段，便是最革命的了，那里摘一段，却又会是反革命的呢，又有什么奇怪的。
是什么人在这船挖空心思呢？
他蓦地想起了最近的一次支部会。会上，有人曾经很委婉地说：“有些领导同志，交朋友不大注意，其中有一些如果是右派分子的话，就会给这些右派分子当了保护伞，影响了党的光辉形象。”此刻，他才品出那句“如果是右派分子的话”的弦外之音。那分明是有所指。
他开始渐渐冷静了。
当一种思想变成一股思潮的时候，便应当考虑更深刻的原因了。任何现象的出现，都有其内在的原因，有自身的基础。不改变这个基础，便也不能改变这种现象。这一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
因此，要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