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有户口么？”
“有没有证明？”
“你们偷偷潜回北京，是什么动机？”
慧素忍气压气，赔着笑脸向她们解释，说是组织上批准，回北京看病来的。于是，问话又劈头盖脸地来了：
“什么病？分明是假的！”
“组织是谁，有证明么？”
“为什么回北京后，不马上到街道办事处报到？”
张伯驹纵有一肚子学问，也招架不住这些“街道老娘们”的进攻，最后，只冒出了一句话：“这里……是我的家呀，我在这儿已经住了几十年！”
那些人气吭吭地走了。第二天上午没什么动静，下午，又一起来了，另外，还多了一个派出所的民警。这么一来，事情便闹大了。
天下就有这么巧的事。偏这时，邮递员来了，送来一封信。民警用怀疑的目光看着那封信，拆了开来。
里面，竟是一张大队革委会的介绍信，信上，证明他们确实是回北京看病的。
一见到介绍信上的红戳子，民警的脸色马上好多了。他暗怪这帮“街道老娘们”小题大作——用她们的话来说问题才严重呢，既然有介绍信了，就该没什么。
“去上个临时户口，就行了！”民警交待了一句，便独自走了。
几个老太太颇有点儿失望。走的时候，脸上都是讪讪的。没能把威风好好抖一抖，几个人心里都有点堵。
第三天，她们又来了。为首的一个年约五十多岁，嗓门最大，在家属委员会当副主任，一进门，便钦差大臣一般说道：“张伯驹、潘素，你们听着。中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天下，在北京，你们也要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从明天起，家属委员会决定，由你们俩负责清扫后海南沿的街道，每天一次。”
慧素觉得气闷。扫街，这并没什么了不起，这些年，比这更难十倍的事，都熬过来了，扫大街又算得了什么。她受不了的，是这口气，是扫街中间另外包含的意义。中国人往往习惯于在一件事中包含更多的内容，上边如此，下边紧跟。人一倒了霉，鸡呀狗呀之类，便都站到你身上去屙屎了。
“不去！”张伯驹先冷冷地说了。
“什么？”那副主任没想到张伯驹会明目张胆地对抗，立时怒目圆睁了：“你们想干什么！这是街道革命委员会的决定，必须服从！”
“不去！”张伯驹又是一声冷哼，转身走进了里屋。
副主任头都气昏了，叫了起来：“好，你们不去。行，到时候，一切后果，由你们自己负责！”
慧素对这一套也见多了，既然抓破了脸，也就不再顾忌了，回道：“负责就负责，没什么了不起。”
副主任闹了个没趣，跟着她来的几个也好没面子。两个老顽固像茅坑的石头，又臭又硬，奈何不得。大凡这一类人，总有这样两个毛病的，一是顺乎潮随乎流，借别人的势抖自己的威，自己的利益是断乎不能有什么损伤的；二是见了song人（弱者）便压不住火，一碰上硬的便没了主张，只好拿大话吓唬人。一句“你等着，咱们走着瞧”，既体面，又风光，还让你睡不着觉。
副主任插着腰，叉着腿，死死地盯着慧素，恨恨地说：“你们真以为我们就没办法了，是么？作梦！告诉你们，别狂大了劲，闪了脖子。你们等着，咱们走着瞧！”
言罢，几个人威风凛凛地走了，街门摔得山响。临走时丢下的那几句话，也不能不让人考虑。这年头，那些人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不足为怪。这般顶撞，他们肯定不服气。慧素坐在房中，暗暗坦忧了。
相比之下，村子里的生活虽然苦一点儿，毕竟没这么多麻烦。人一上了岁数，便喜欢清静。可惜，偏有人和他们过不去！
里屋，张伯驹伏在桌上，奋笔疾书。
他实在是吞不下这口恶气。陈毅先生并张茜夫人：
一别数载，思忆每每。我与慧素二人，颠沛流离，罄竹难书。革命一起，即遭贬黜。日日游斗，不能一刻休暇；暗暗地牢，辜负二年时光。后远遣乡下，躬耕陇亩，力尽筋疲，相濡以沫。尚幸好人仍在，私相关照，得已偷生。冬日到来，赐返京师，疗治体病。不想，又遇市井小人，恶言相向，立目横眉，未可一世。威风凛凛，詈言咄咄，教人实难苟活。
无奈，特致函先生夫妇，一吐胸臆。不知这般加害，却是何方精神？
张伯驹 1971年11月18日
慧素进屋的时候，张伯驹已经把信写完，正在气吭吭地找信封。慧素知道家里没有信封，便找出一张牛皮纸，裁开来，动手糊了一个。张伯驹写好信皮，便道：“拿去，马上发了。”
慧素拿上信便出去了。事到如今，只好请陈毅同志出面了。以往，她几次让伯驹给陈毅写封信，伯驹都是不肯。让他开口求人，比什么都难。
信发出去后的第五天，回信来了。
是张茜的笔迹。
张先生并慧素夫妇，你们好！
信收悉。
最近几年，仲弘一直关心你们的情况，因为太忙，加之心绪不好，所以也没怎么写信。你们的信昨天我已给仲弘念了。他因患癌症，在三○一医院住院，已属晚期，身体差得很。听完信，他便交待秘书，对你们的事多加关心，并向总理反映一下。如今国内局面原非当初所愿，中央又刚出了事（林彪事件），所以，一些本应当及早解决的问题，就这么拖了下来。
盼二位保重身体！
张茜
1971年11月21日
闻听陈毅已因癌症入院，且已到了晚期，张伯驹黯然神伤，后悔写了那封信。这种时候，还去打扰他，让伯驹心下阵阵难过。
“我们自己克服吧，看他们还能怎么样！”张伯驹把信小心地折好，放到抽屉里，看着慧素，好一会儿又说：“我就不信这天会总是阴着不晴！”
十九
想不到，下午，王樾来了。执手话旧，自是一番感慨。
王樾的身子已经明显地发福了，精神却依旧很好。一别十余年，大家皆有“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浩叹，不过，相比之下，倒是王樾，更见年轻。
“差一点，我们就见不着了。”王樾笑盈盈地说：“现在我才知道，能吃得苦的人，未必便能忍得气。那一年，我真是打算死了。”
张伯驹实出意外。
在他的印象中，王樾是最看得开的，一生的座右铭便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再者，自打“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他便献身于民族的复兴，功劳多多。难道，这场“大革命”对他也不放过么？“‘大革命’一开始，我的家便被连抄了八次！”王樾伤心地说：“伯驹，我后悔没像你那样，把东西捐献出去呵！”
王樾一声哀叹，往事便江河之水一般泄了出来。
1966年8月，“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席卷了中国的大地，“破四旧”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开始了对文化的征伐。
这天一大早，街道管片的民警王连生急匆匆地来到了王樾的家。
“王老，到处都在抄家，您这儿，我怕也躲不过去了。”王连生焦虑地说：“这一片，就数您最出名，枪打出头鸟，不能不防着点儿。丁字街的陈半丁家昨天也抄了。齐白石家、李苦禅家，也都抄了个底儿掉。不是我拦着，上个礼拜他们就来这儿了。”
王樾担心地问：“都抄些什么？”
“什么都抄！金银财宝、古董、古书，总之，一切‘四旧’的东西。”王连生的神色很紧张，话说得也很快。“王老，您最好收拾一下，把最珍贵的东西挑出来，先放到我那儿去。”
王樾感激地看了看王连生。
王连生不到三十岁，中等个儿，白净，看上去挺斯文，薄嘴唇，讲起话来特别快，一双眼睛透着精明。
“快点，我怕他们就要来了。现在，他们正在周用良家抄呢。知道周用良吧？周一良的妹妹家，去了几十人！”
王樾有些慌了。他想不出哪些东西更重要。
他有八间书房，是用来放书画和古董的，光是轴画，就有两千卷！
还有秋瑾——鉴湖女侠的日记九本；
邓中夏的日记六本；
李大钊手书的对联；
敦煌的壁画两块；
古代的三叶虫化石；
精心、写作了几十年的《春妃秋郎阁曲目》手稿，近两万页；
全套的《新青年》杂志；
还有一万多本书，其中，有许多是善本书，孤本书。
哪一件都极为珍贵！
见王樾犹豫不决，王连生有些沉不住气了，催促道：“你快一点，我得马上走呢。让人家看见了，麻烦！”
王樾定了定神，马上想到了一件东西——《聊斋志异》下部的手稿。
手稿他已找出来了。本来，他是打算俟这部一千多万字的《春纪秋郎阁曲目》脱稿之后，便着手进行整理的。他已退休十年，终因岁数大了，又不想假手于他人，所以，《春妃秋郎阁曲目》到现在，才算接近尾声。这是部大型的戏曲辞书，从三十年代起，他就开始搞了。
《聊斋志异》的手稿放在桌子上，方才他正在看。
他急步走到桌边，双手捧起了那叠足有一尺高的手稿说：“这件东西，是无价之宝，什么也换不来的……”
“这是什么？”王连生的脸立时沉了下来，目光中透出了怀疑。
“《聊斋》，蒲松龄的《聊斋》下部的手稿！”王樾的语气十分庄重，希望能引起王连生的重视。
“《聊斋》？讲神讲鬼的那个《聊斋》？”王连生接过那叠手稿，胡乱一翻道：“这种反动的东西，别人烧还来不及烧呢，你还当宝！现在这是在破‘四旧’！”
“这……真是……”王樾一急，便说不出话来了，额上沁出了汗。“这件东西，真是最珍贵的了。”
王连生的目光咄咄地瞪着王樾，好一会儿，才从牙缝里挤出了几个字：“好呵你，好心当成驴肝肺，糊弄我，当我是吃奶的孩子！”他把那叠手稿高高地扬了起来，看着王樾，一声冷哼，便把那叠手稿摔到了半开的门上。
正巧，街道上收烂纸的孤老头背个纸筐，正从门外过，王连生一见，便叫住了他：“嘿，老雷，把这堆烂纸收走！”
“你……怎么能这样！”王樾光火了。
这时，门口响起了汽车声，接着，十几个戴袖章的红卫兵冲了进来。其中，最大的也不过十六七岁。
“反动学术权威王樾，从现在起，红卫兵要对你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一个短头发的姑娘扯着嗓门喊道。手中，提着一条巴掌宽的牛皮武装带。
王樾正色道：“我从来不反动，你们可以到中央美术学院去调查！”
那姑娘走到墙边，一指墙上挂着的一幅北宋画家李公麟的《牧马图》道：“不反动，挂这个干什么？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四旧’！”说着，一皮带抽了上去。
那画年代已久，纸早酥脆，让皮带一抽，马上便碎了。
“你们……”画樾心疼得叫了出来。
老雷走了进来，笑嘻嘻地把那部珍贵的手稿装到了纸筐里，背走了。
“老雷！”王樾朝外面喊。
皮带在空中呼啸了一声，抽在了桌面的玻璃板上，整块的大玻璃粉碎了。
“你想干什么？”一个威风十足的男学生立目横眉，站到了他的面前，“是不是不服气，想搞对抗？”
王樾无言，脸上的肌肉抽搐般滚动。
那一侧，大规模的抄家已经开始了。
就在这一瞬，他看到，在靠窗台的角落里，还丢着《聊斋》手稿中的一页。
“你出去！”一个人向他呼喝。
他用力地咳了起来，咳得满脸通红，咳得弯下了腰，咳得蹲在了地上。
趁人不注意，他拾起了那一页手稿。因为没地方藏，趁势把那一页手稿夹在了一本厚厚的地图集里。然后，他才站了起来。
一个小个子红卫兵，把一个笔记本从高高的书架上丢到了地上。
王樾喊了起来：“那是秋瑾的遗物！”
“谁是秋瑾？”一个杀气腾腾的人问。
“她是著名的女英雄。”
“呸，叛徒，破鞋！你这个地方，还能有什么好人的东西，全是封、资、修！”
又一是叠笔记本。
“那是邓中夏的笔记……”
一句话没说完，几个人便拽着他的胳膊，把他推进搡搡地拖到了院子里。
耳际，传来了花瓶被打碎的声音，书籍被撕烂的声音，花盆被推翻的声音。
这便是“革命”的任务么？
一切，都太令人无法置信了。这社会在痉挛，在抽搐，更在疯狂。尤其可怕的是，是这些打手们居然掌握着真理！
红卫兵们整整折腾了一上午，装了一车东西，浩浩荡荡地走了。余下的书籍之类，都堆到了两间大房子里。另外，周用良家的书也拉过来了，堆在另外一间屋子里，三个房，都贴上了封条。
望着劫后的惨状，他的周身像害寒热病一样发抖了。
就在这天下午，他听到了老舍自杀身死的消息。老舍是他的朋友，满族人，比他小四岁，生性朴实、耿直。解放后，他写了二十三个剧本，歌颂党，歌颂社会主义。他的《方珍珠》、《龙须沟》、《西望长安》、《荷珠配》、《柳树井》，写得多好。这样的人，也会去自杀。
“那么，我还活着干什么呢？”他问自己。
这天夜里，他独自一个人，走到了太平湖边。当生与死十分接近的时候，生是一种负担，而死是一种解脱。死是容易的，活下去却要承受十倍的艰难。
粼粼的湖水，勾起了他情思。
他想起了许多已经作古的朋友：李大钊、鲁迅、邓中夏、刘志丹、赵平复（柔石）、应修人、闻一多，许多许多。他们都死了，可他们是肩着黑暗的闸门，为了放一缕阳光进来而死的，还有一些人，也死了，王国维自沉于昆明湖，尚可说是对旧社会“吃人”的抗议，老舍呢，他却死在今天。他的死，更多的留给人们的是什么呢？是悲哀，是无尽的叹息……
他开始了自责。
如果明天人们发现他自杀了，该怎样说？让人们说：“他选择了逃避，选择了轻松”吗？
不！他毅然转回了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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