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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集疏》·十四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蔡模撰。模字仲觉，号觉轩，建安人。蔡沈之子，蔡抗之兄也。赵顺孙《四书纂疏》载模所著有《大学演说》、《论语集疏》、《孟子集疏》，今惟此书存。据卷末抗《后序》，称沈书以《论语·孟子集注》气象涵蓄，语意精密，至引而不发，尤未易读。欲取《集义》、《或问》及张、吕诸贤门人高第往复问答语，如朱子所谓蒐辑杂流、附益诸说者，类聚缕析，期於语脉分明，宗旨端的。
未及编次而卒。模乃与抗商榷以成此书，皆备列朱子《集注》原文，而发明其义，故曰《集疏》，言如注之有疏也。然贾、孔诸《疏》循文阐衍，章句不遗。此则或佐证注义，或旁推馀意，不尽一一比附。又谨守一家之说，亦不似疏文之曲引博徵。大抵於诸说有所去取，而罕所辨订。惟“不得於言”一条致疑於《语录》、《集注》之不同，以为未及修改。“效死而民勿去”一条引《语录》谓《注》中“义”字当改“经”字而已。又“是乃仁术”一条，《集注》以“术”为法之巧，模则引蔡氏之说曰：“《乐记注》：术，所由也。”又曰：“术，犹道也。此言仁术，恐是仁心所发之路。”又“禹疏九河”一条，《集注》以简洁为两河，模则引《尔雅》九河以简洁为一，谓《书传》与《集注》少异，《书传》实经先师晚年所订正，当以为定（案朱子订正《书传》，仅及《大禹谟》之半。此模委曲回护之言不足为据）。又“仁之端也”，《集注》训“端”为绪，蔡元定则训“端”为尾，亦两存之。盖他说与师说异，则舍他说从师说；师说与祖父说异，则又不得不舍师说以从祖父之说。此亦人情之至也。然抗《序》称始事於嘉熙己亥，至丙午尚未敢脱稿，其简汰颇为不苟。故所取甚约，而大义已皆赅括，迥异后来钞撮朱子之说，务以繁富相尚者。亦可知其渊源有自，知之确，故择之精矣。
△《论语集说》·十卷（内府藏本）
宋蔡节撰。节，永嘉人。始末未详。惟书首淳祐五年《进表》结衔称“朝散郎、试太府卿、兼枢密副都承旨”，末有淳祐丙午文学掾姜文龙《跋》，即进书之次年也。其例於全用一家者则独书姓名，於参用一两家者则各注本语之下，杂用众说者则叠书姓名於末，润色以己意者则曰本某氏，皆谓之曰“集”。或附己说於后，则别曰“节谓”节自为说者，谓之曰“释”。其互相发明之说，则夹注於下。其推阐旁意之说，则低一字书之。是时朱子之说已行，故大旨率从《集注》。
其间偶有异同者，如“贤贤易色”谓贤人之贤为之改容更貌；“攻乎异端”谓攻为攻击、害为反贻吾道之害（案此郑汝谐之说）；“知其说者之於天下也”谓知鲁之僣禘则名正、名正而天下不难治；“无所取材”谓无所取桴材（案此郑玄之说）；“不有祝鮀之佞”三句谓美色尚不足以免祸、惟口才乃可免，“不图为乐之至於斯也”谓韶本揖逊之乐、今乃至於齐国（案此亦郑汝谐之说）；“五十以学易”谓夫子是时年未五十，故云加年；“互乡童子”一章不作错简；“不至於穀”谓三年不能至於善，则所学已难乎有得；“没阶趋进”谓“进疑作退”；“虽疏食菜羹瓜祭”谓瓜为如字，以祭字属下句；“三嗅而作”谓“嗅”疑作“叹”（案此徐积之说），“冉有退朝”谓朝为从季氏至鲁君之朝；“不恒其德”
一节谓别为一章；“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谓为子路之言；“有马者借人乘之”
谓即史之阙文；“齐景公有马千驷”章连上为一章（案此郑汝谐、钱时二家之说）；“太师挚适齐”一章谓鲁君荒於女乐，故乐官散去。其中惟“太师挚”一章可备一说，馀皆牵强穿凿。盖朱子於注《易》、注《诗》，诚不免有所遗议。至於《论语集注》，则平生精力具在於斯，其说较他家为确，务与立异，反至於不中理也。然出入者不过此数条，其馀则皆诠释简明，词约理该，终非胡文炳等所可及焉。
△《中庸指归》·一卷、《中庸分章》·一卷、《大学发微》·一卷、《大学本旨》·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黎立武撰。立武字以常，新喻人。咸淳中举进士第三，仕至军器少监，国子司业。宋亡不仕，闲居三十年以终。立武官抚州时校文，举吴澄充贡士，故澄志其墓，自称曰门人。又称立武官秘省时，阅官书，爱二郭氏《中庸》。郭游程门，新喻谢尚书仕夷陵，尝传其学。将由谢溯程以嗣其传，故言《大学》、《中庸》等书间与世所崇尚者异义。盖《中庸》之学传自程子，后诸弟子各述师说，门径遂岐。游酢、杨时之说为朱子所取，而郭忠孝《中庸说》以中为性、以庸为道，亦云程子晚年之定论。立武《中庸指归》，皆阐此旨。至其《中庸》分章，则以“天命之谓性”以下为一章，“仲尼曰”以下为二章，“君子之道费而隐”
以下为三章，“道不远人”以下为四章，“君子素其位而行”以下为五章，“君子之道，辟如行远”以下为六章，“鬼神之为德”以下为七章，“哀公问政”以下为八章，“诚者天之道也”以下为九章，“惟天下至诚”以下为十章，“诚者自成”以下为十一章，“大哉圣人之道”以下为十二章，“仲尼祖述尧舜”以下为十三章，“惟天下至圣”以下为十四章，“《诗》曰：衣锦尚絅”以下为十五章。皆发明郭氏之旨，所言亦具有条理。其《大学》则《发微》一卷，谓曾子传道在一贯，悟道在忠恕，造道在《易》之《艮》。大旨以止至善为归，而以诚意为要。《本旨》一卷，仍用古本，皆以为曾子之书，不分《经》、《传》，而以所称曾子为曾晳之言。要其归宿，与程、朱亦未相牴牾，异乎王守仁等借古本以伸己说者也。惟其谓《中庸》、《大学》皆通於《易》，列图立说，丝连绳贯而排之，则未免务为高论耳。此四书本合编，前有大德八年赵秉政《序》。其先《中庸》后《大学》，盖亦从《礼记》原次。此本从今本《四书》之序，移《大学》於《中庸》前，而以秉政之《序》介於四书之间，殊失本旨。今厘正之，还其旧第焉。
△《四书纂疏》·二十六卷（内府藏本）
宋赵顺孙撰。顺孙字格菴，括苍人。考《黄溍集》有顺孙《阡表》，曰：“自考亭朱子合四书而为之说，其微词奥旨散见於门人所记录者，莫克互见。公始采集以为《纂疏》。盖公父少傅魏公雷，师事考亭门人滕先生璘，授以《尊所闻集》。公以得於家庭者溯求考亭之原委，《纂疏》所由作也。”则顺孙距朱子三传矣。故是书备引朱子之说，以翼《章句集注》。所旁引者惟黄榦、辅广、陈淳、陈孔硕、蔡渊、蔡沈、叶味道、胡泳、陈植、潘柄、黄士毅、真德秀、蔡模一十三家，亦皆为朱子之学者，不旁涉也。邓文原作胡炳文《四书通序》，颇病顺孙此书之冗滥，炳文亦颇摘其失。然经师所述，体例各殊。注者词尚简明，疏者义存曲证。顺孙书以《疏》为名，而《自序》云“陪颖达、公彦后”，则固疏体矣。繁而不杀，於理亦宜。文原殆未考孔、贾以来之旧式，故少见而多怪欤？
△《大学疏义》·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金履祥撰。履祥有《尚书考注》，已著录。履祥籍隶兰溪，於王柏为同郡，故受业於王柏。然柏之学，其诋毁圣经，乖方殊甚。履祥则谨严笃实，犹有朱子之遗。初，朱子定《大学章句》，复作《或问》以申明之。其后《章句》屡改，而《或问》则不复改，故前后牴牾，学者犹有所疑。履祥因随其章第，作《疏义》以畅其旨，并作《指义》一篇以括其要，柳贯尝为之序。朱彝尊《经义考》於二书皆注“未见”，但据《一斋书目》著於录。此本为金氏裔孙所刊，盖出於彝尊《经义考》之后。然仅存此《疏义》一卷，其《指义》及贯《序》则并佚之矣。
书中依文铨解，多所阐发。盖仁宗延祐以前尚未复科举之制，儒者多为明经计，不为程试计，故其言切实，与后来时文讲义异也。
△《论语集注考证》·十卷、《孟子集注考证》·七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金履祥撰。后有《自跋》，谓：“古书之有注者，必有疏。《论、孟考证》即《集注》之疏。以有《纂疏》，故不名《疏》。而文义之详明者，亦不敢赘。
但用《经典释文》之例，表其疑难者疏之。”其书於朱子未定之说，但折衷归一。
於事迹典故，考订尤多。盖《集注》以发明理道为主，於此类率沿袭旧文，未遑详核，故履祥拾遗补阙，以弥缝其隙，於朱子深为有功。惟其自称此书不无微牾，自我言之则为忠臣；自他人言之则为谗贼，则殊不可训。夫经者古今之大常，理者天下之公义。议论之得失惟其言，不惟其人。使所补正者果是，虽他人亦不失为忠臣。使所补正者或非，虽弟子门人亦不免为谗贼。何以履祥则可，他人则必不可？此宋元间门户之见，非笃论也。其中如辨《论语注》“公孙枝”云：“案《左传》，当作公孙发，《集注》或传写之误。”辨《孟子注》“许行神农之言，史迁所谓农家者流”云：“《史记》六家无农家，《汉书·艺文志》九流之中乃有农家。”皆为典确。至於辨《公刘》“后稷之曾孙”一条，谓公刘避桀居邠，去后稷世远，非其曾孙。不知古人凡远祖多称高祖，《左传》郯子称“我高祖少皞”是也；凡远孙多称曾孙，《左传》蒯聩称“曾孙蒯瞆敢昭告皇祖文王”是也。如此之类，则《注》不误而履祥反误，亦未尽确当不移。然其旁引曲证，不苟异亦不苟同，视胡炳文辈拘墟回护，知有注而不知有经者，则相去远矣。书凡一十七卷。首有许谦《序》，后有吕迟《刊书跋》，犹为旧本。朱彝尊《经义考》称《一斋书目》作二卷，注曰“未见”。盖沿袭之误，不足据也。
卷三十六 经部三十六
○四书类二
△《四书集义精要》·二十八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元刘因撰。因字梦吉，号静修，容城人。世祖至元十九年徵授承德郎、右赞善大夫。未几辞归，再以集贤学士徵，不起。事迹具《元史》本传。朱子为《四书集注》，凡诸人问答与《集注》有异同者，不及订归於一。而卒后卢孝孙取《语类》、《文集》所说，辑为《四书集义》，凡一百卷，读者颇病其繁冗。因乃择其指要，删其复杂，勒成是书。张萱《内阁书目》作三十五卷，《一斋书目》则作三十卷。考苏天爵作因《墓志》，亦称是书三十卷，则萱所记误矣。此本仅存二十八卷，至《孟子·滕文公上篇》而止。其后并已阙佚，亦非完帙。然朱彝尊《经义考》注云“未见”，则流传颇罕，亦元人遗笈之仅存者，不以残阙病也。
其书芟削浮词，标举要领，使朱子之说不惑於多岐。苏天爵以“简严粹精”称之，良非虚美。盖因潜心义理，所得颇深，故去取分明，如别白黑。较徒博尊朱之名，不问已定未定之说，片言只字无不奉若球图者，固不同矣。
△《四书辨疑》·十五卷（内府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书中称“自宋氏播迁江表，南北分隔才百五六十年，经书文字已有不同”，则元初人所撰矣。苏天爵《安熙行状》云：“国初有传朱子《四书集注》至北方者，滹南王公雅以辨博自负，为说非之。赵郡陈氏独喜其说，增多至若干言。”是书多引王若虚说，殆宁晋陈天祥书也。朱彝尊《经义考》曰：“《四书辨疑》，元人凡有四家：云峰胡氏、偃师陈氏、黄岩陈成甫氏、孟长文氏。成甫、长文并浙人，云峰一宗朱子，其为偃师陈氏之书无疑。”所说当矣。
其曰偃师者，《元史》称天祥因兄祐仕河南，自宁晋家洛阳，尝居偃师南山故也。
天爵又谓安熙为书以辨之，其后天祥深悔而焚其书。今此本具存，或天爵欲张大其师学，所言未足深据也。凡《大学》十五条，《论语》一百七十三条，《孟子》一百七十四条，《中庸》十三条。其中如驳汤盘非沐浴之盘，谓盘乃浅器，难容沐浴，是未考《礼·丧大记》郑《注》有“盘长二丈，深三尺”之文，颇为疏舛。
又多移易经文以就己说，亦未见必然。然亦多平心剖析，各明一义，非苟为门户之争。说《春秋》者三《传》并存，说《诗》者四家互异，古来训诂，原不专主一人。各尊所闻，各行所知，固不妨存此一家之书，以资参考也。
△《读四书丛说》·四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元许谦撰。谦有《诗集传名物钞》，已著录。案《元史》本传：“谦读《四书章句集注》，有《丛说》二十卷。谓学者曰：‘学以圣人为准的，然必得圣人之心而后可学圣人之事。圣贤之心具在《四书》，而《四书》之义备於朱子。顾辞约意广，读者安可易心求之乎？’”黄溍作谦《墓志》，亦称是书敦绎义理，惟务平实。所载卷数与本传相同。明钱溥《秘阁书目》尚有《四书丛说》四册。
至朱彝尊《经义考》则但据《一斋书目》编入其名，而注云“未见”。盖久在若存若